论"异端"李贽的传统思想

李贽追求个性自由和真性情,反对理学对思想的禁锢和个性的扼杀,他的社会思想,政治见解与统治者相抵触,与理学家相冲突;他愤世嫉俗,与现实格格不入,以“异端”著称于世。文章认为,所谓的“异端”之尤——李贽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传统思想。“虽想打破封建礼教对人民思想的束缚,但不可避免的又落入到不可解决的矛盾中。”这也是明清思想家们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到来之时所普遍具有的思想。     

李贽与“侠”略论

李贽首先是一位“好汉”，他尚侠，主张作侠而不作圣，有强烈的英雄豪杰心理期待和信仰崇拜，顶天立地，无所晨惧，思想胆力无与伦比。把李贽定性为具有侠义肝胆的“好汉思想家”或“思想之侠”更为确切，也更便于还原李贽作为“异端”、“另类”的本真面目——作为思想家与侠士融为一体的产物，侠之骨、侠之气和侠之精神对其思想个性有重要的支配作用。李贽也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对侠文学进行集中关注、倾心阅读并系统评论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侠”对其文风及文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李贽思想的道家内藏

李贽虽非道家人士,却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李贽思想的道家内藏主要见于：李贽“童心说”内藏道家蕴涵,“童心说”直接受到老庄思想影响;李贽行为任性自然,传承于老庄悠然率性之本色,有道家风格;李贽思想的平等观,与道家学说如出一辙;李贽对传统封建统治思想的强烈批判,直接发扬了老庄的批判之风,他是道家批判精神的实际践履者;李贽大无畏的生死观不仅受到佛禅思想的影响,也受到过庄子“过隙人生”、“悬解”等理论的深刻影响。     

《李贽全集注》出版

李贽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启蒙家,他提出的许多命题,既是我们祖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又具有对当代社会的启示性,因此,对他的著作的整理与注释,是“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的组成部分。由首都师范大学“李贽研究中心”主任张建业教授主编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李贽全集注》,     

论李贽的“真”创作观

作为“异端”的李贽,受心学思想影响,高扬“真”之大旗,以一己之身,向整个社会发出挑战,倡导存“真心”、做“真人”。他将心学思想运用到文学领域,是晚明文学从“良知”向“性灵”演变中的关键点。在李贽的创作观中,“真”是核心：他强调自然为文,表达作者的真性情,在这一点上,与当时处处充斥着假的文坛是根本对立的。     

略谈李贽的反封建思想

李贽批判假道学、提倡个性解放、揭露封建王朝的腐败,其矛头都是对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是封建主义思想的重要表现,不论是李贽曾经说过自己是“儒”,还是别人说过李贽尊奉“圣教”,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贽的思想体系和特征是否有反封建的内容。在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过渡之时新旧思想往往在一个人物身上同时表现出来。李贽思想资料中反封建思想是客观存在的,这并不等于说李贽思想中没有儒家思     

析李贽的“童心说”和“化工说”

李贽是明代一位标新立异而对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思想家,李贽的思想极具叛逆色彩与反抗精神,他强调个体自身的价值,重视个性。在文学批评方面,他提出“童心说”与“化工说”两个重要的理论,对后世的戏曲小说理论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李贽的魏晋情结

李贽的思想中存在着极浓的魏晋情结。他的多种著作对魏晋人物故事多加记载品评,魏晋名士饮酒放诞,风流自赏、任性畅情、狂傲不羁的种种行为,深得李贽赞赏,并引为同调。晚明“狂士”李贽与魏晋狂人的心灵默契,千古为友,实乃基于他们共同的反叛封建礼教,追求人性自由的社会人生理想;这也是李贽魏晋情结的内涵及其意义之所在。当然,相比魏晋名士,李贽的社会人生追求更加高远明确,对专制社会的抗争和人生理想的追求也更加自觉和勇敢,因此他伟大。     

李贽思想片论

李贽思想是时代精神曙光的“先知”,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赞扬商贾功绩,但导功利价值,其价值根据是“人必有私”的人性论宋明理学家出入佛道,李贽认为儒释道为一,因为三教都以闻道为宗旨,只不过三教有程度之异而已。李贽激烈批判“被服儒雅,行基狗彘”的假道学,但并不否认有真道学的存在。李贽在批判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稆朱道学时,回到先秦的“和合”理念,认为天地间没有绝对的一、理、太极、最初生人,都     

李贽“以狂释真”的文学创作观念与实践

出生于泉州的李贽是晚明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以狂释真”的文学创作观念及创作实践对后世影响深远。“狂禅精神”及以“童心说”为代表的崇真文学观念互相交织,形成了李贽文学观的重要特色,即童心是狂禅的内核,狂禅是童心的外显。李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秉承了“以狂释真”的理念：李贽终其一生为崇真的价值观与道学中人进行了激烈辩驳;他为戏曲、小说等民间文学正名,使之登上大雅之堂。在创作中,李贽不拘格套,展现出了极强的个人创作特色。     

海德格尔存在论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海德格尔存在论述论之二

对＂存在＂问题的追问,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停止过,可以说存在问题,是一个永恒的哲学话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处在21世纪现代化盛行的社会中,我们更要认识到什么是存在以及存在的意义,然后找到我们自身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在人的存在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关注人的存在,关注＂存在者＂的存在,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文中从海德格尔存在论中对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思想的阐述了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出发,进而阐发了海氏的基本存在论思想对后期存在主义的影响,以及对人类生存的昭示。     

《八月之光》中几个人物的“身份问题”

福克纳的《八月之光》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表现了多方面的主题,如种族问题,清教主义思想对人的毒害,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等等,最重要的主题则是表现现代人自我身份的模糊不清,小说中的乔·克里斯默斯、海托华、乔安娜·伯顿的人生悲剧都缘于此。福克纳通过这几个人物的命运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高职教育如何实现经济功能的思考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除了具有人才培养、传承文化、引领思想、服务社会等功能,作为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引领者,因其与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还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可以使人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促进科技进步和地方经济发展;还可以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     

董仲舒思想中现代公民素养教育资源的开发

公民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公民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董仲舒思想中蕴含丰富的现代公民素养教育资源,其主张的"大一统"思想有利于培养当代公民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有利于政治素养的提高;董仲舒的伦理思想,有助于当代公民的道德素养;董仲舒的义利观思想中蕴含对当代公民实施正确义利观教育的资源。积极挖掘以上资源对提高现代公民的素养极具借鉴意义。     

《伤逝》之双重主题论

《伤逝》作为一个具有审美自足性的艺术品,在时间的延伸和空间的扩展中显示出强大的诱惑力。它不仅寓示着人类永恒的两性危机,映衬出人类两性情感在经历终极意义的憧憬期、现实生活的品味期、凡俗人生的彻悟期、最后的抉择期等四个阶段时所面临的悖论,且涵盖了一种更为广阔的现代世界的悲哀。以小说深刻的境遇结构展示了＂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冲突矛盾的复杂多维内涵和两难的历史境遇意识。而且在展现这两重意蕴的同时,也以杰出的艺术手法设置了＂忏悔的涓生＂这一复杂的形象,肯定了＂娜拉出走＂这一现代理念的善的初衷。     

严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对开放型经济的启示

作为闽都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严复,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传播西方的进化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严复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翻译的《原富》一书中,经济自由主义是严复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他的这一主张有着更为深层的思想内涵,就是他所信奉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通过对中西文化在行为、思想、价值观的差异对比,严复认为,个体"活力"的释放与禁抑,是中西方富强与贫弱的根源。而自由是个体"活力"得以无约束发挥的环境与条件,这才是严复自由经济的深刻内核。此外,严复自由贸易的思想,对于当前开放型经济建设富有启发意义。     

从《文学与美国的大学》看白璧德的闲暇观

通过对《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中“闲暇”的解读可以发现,白璧德的闲暇观与其人文主义思想密不可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立足点在于人的塑造与人格的完善。在白璧德看来,闲暇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休息,沉思性的闲暇有助于人的完善。白璧德基于人文主义视角的闲暇观对于现代学者的自我认识及其学术生涯和现代大学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教育在于释放人的创造性——基于后现代思想的认识

基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现代教育和后现代教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于现代教育观对人性幽暗的判断的先天不足,造成了现代教育对人的创造性的极大遮蔽。而后现代思想积极张扬人的个性,解放人的主体性,是对人的又一次思想启蒙：人是创造性的存在、人是精神的成长、人是开放的无限、人是独特的个体、教育成就创造性的人。后现代教育释放了人的创造性。     

董仲舒对荀子和合思想的接受

荀子的和合思想包括＂乐和＂的教化功能与＂和民＂的政治策略,共同服务于社会和谐的政治目的。这种思想为构建大一统的社会提供了现实的思考和理论依据。汉代大儒董仲舒创造性地接受了荀子和合思想,并予以发展,为汉王朝统治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今天,和合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仍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作为实践哲学读解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一方面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在批判近代科学理性的同时恢复实践理性的本来面目,因而他的诠释学实际上是一种实践哲学的诠释学,或者诠释学的实践哲学。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作为实践哲学,在《真理与方法》中表现为对理解的应用性问题的强调;而在其后期思想中,伽氏试图以诠释学的实践哲学来维护或确立人文科学知识与真理的合法地位,把实践哲学看作具有基础意义的哲学。诠释学的理解本体论离不开语言的对话,对话也是实践哲学的基本条件,因而对话精神是伽达默尔实现诠释学实践哲学理想的有力工具。伽达默尔认为人类未来社会的最终理想就是交谈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