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荀人性论之比较

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在中国人性认识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后世学者在评判二者观点时多有纷争,不免失之偏颇。孟子的人性论缺乏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且一味肯定"性善",这会导致削弱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后果;荀子的人性论内在逻辑严谨,因承认"性恶"而肯定人为的努力,给自身学说的落实提供了切实的可能性。     

简析荀、孟天道观终极层面的一致性

荀子、孟子在天道观本体论的最高层面具有一致性，即在终极层面的“礼”中，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的“礼”处，荀、孟走到了一起。但是，孟子主张教化为先，强调内省。用伦理道德来教化被统治阶级；荀子却主张礼在法先，强调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礼法并用。     

从社会契约论视角看孟子政治思想

孟子的政治思想不像孔子的正名思想那样界定社会中不同角色的职责,而是有所突破,更强调各角色间的平等关系,具有契约精神。从社会契约论的视角,可将其看作一种＂内在的契约＂,它有五个主要特点：其一,＂契约＂中各主体的平等是内在德性根基上的平等;其二,＂契约＂所保障的是一个实现人内在德性完善而不是外在物欲满足的社会;其三,＂契约＂的执行主要依靠内在的道德自觉而不是外在的强制;其四,保障＂契约＂施行的责任主要落在士阶层身上;其五,＂契约＂不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而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     

论孟、荀"礼"之差异及其与传统道德相异倾向的内在联系

中国传统道德存在“私德”和“公德”两种道德倾向,这与孟子、荀子“礼”思想的差异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孟子的“礼”强调个人内在修为,追求由内及外的道德指标,带有明显的“私德”倾向。荀子之“礼”多注重以社会群体为单位、以公共关系为视角的外塑原则,带有明显的“公德”倾向。以孟、荀“礼”思想的差异为出发点来探讨其与中国传统道德的联系,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     

内在的契约——从社会契约论视角看孟子政治思想

孟子的政治思想不仅像孔子的正名思想那样界定社会中不同角色的职责,而且有所突破,更强调各角色间的平等关系,具有契约精神。从社会契约论的视角,可将其看作一种＂内在的契约＂。它有五个主要特点：＂契约＂中各主体的平等是内在德性根基上的平等;＂契约＂所保障的是一个实现人内在德性完善而不是外在物欲满足的社会;＂契约＂的执行主要依靠内在的道德自觉而不是外在的强制;保障＂契约＂施行的责任主要落在士阶层身上;＂契约＂不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而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     

先秦儒家的“君臣之分”探赜——以《论语》、《孟子》、《荀子》为依据

君臣之分乃是探讨君臣之义的前导,亦是研究儒家政治秩序观念的基础性问题。孔孟的"君臣之分"是社会的一种现实秩序,乃人群中自然呈现出的状态,或言"原初状态",而混乱和伦常崩坏是由于人们打乱了这种社会合力形成的君臣之分,争夺君主的权力,故孔孟都倾向于君臣分际中维持平衡。而荀子认为社会初始状态是相互争斗,因明王出区分出了高低贵贱,人们这才能和谐相处,无形中赋予了王权以第一位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因而在纠正"君不君、臣不臣"中,三者亦呈现不同倾向。此外,虽于政治观持论有异,三者却均不以德性价值来要求社会秩序,而是倡导在自我德性淬炼中,与他人合作改善世间秩序。     

从文化、课程概念看文化与课程关系之演进

文化与课程的概念奠定在人类文化活动历史演进的基础之上。对文化与课程的能动性的认识,有助于我们超越仅将文化视为课程内容之源泉的简单认识,从而深刻把握二者从观念、内容到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观念影响课程理念,文化形态影响课程内容及实施方式,课程作为独特的文化形态对文化具有选择、整合、变革作用。     

从系统论思想看中国当代文化讨论

从系统论思想的动态观、自主性及整体观出发，对世纪之交的中国化讨论中的“复兴儒学”观，“全盘西化”论，“精华吸收”说等主要观点进行评析，并就当代中国化重建与研究的参照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认识。     

从唐宋文化看政治对文化的影响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唐宋两代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唐宋化在中国化史上同样是影响巨大，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纵观中国化史，可以发现政治结构与化的关系非常密切。就唐宋两代化特点谈谈政治与化的关系。     

儒家“性善论”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民主缺失之分析

政治文化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民主缺失的封建政治文化。＂性善论＂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基础,其对宗法伦理思想的强化、道德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无限夸大以及对社会成员的个体义务片面强调,是造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民主缺失的重要原因。逐步消除这些因素的负面影响,对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快速发展,实现政治文明新的跨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试论荀子的荣辱观及其当代价值

集先秦思想之大成的思想家荀子同样集先秦荣辱思想之大成,成为中国伦理史上对荣辱思想展开系统论述的第一人。摒弃其封建糟粕,挖掘其荣辱思想的合理内核,对我们今天确立和践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董仲舒对荀子思想的接受研究

从接受视阈出发,厘析、考辨、梳理他们之间的学说承继关系,认为董仲舒对荀子思想的接受主要有两种方式：对荀子王道政治思想、民本政治思想、封建纲常伦理等思想的显性接受,对苟子天人观、人性论等思想的隐性接受。其接受取向与董仲舒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荀予学说的特质直接相关。     

从黄老之术到儒术独尊转变过程中的典型人物——汲黯

生活在汉景帝至汉武帝时期的汲黯,鲜明反映出从黄老之术到儒术独尊转变过程中的变化。在治政之策上,他采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且行之有效;在为臣之道上,他恪守儒家大义,忠君事主,其心可昭。面对这样的一位有异己思想的忠诚直臣,汉武帝表现出了既欣赏又疏远的态度。     

论荀子礼法秩序建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荀子是中国先秦时期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率先提出了礼法思想,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基本模式。从秩序建构的角度来看,荀子的礼法思想包括三个方面,即“中央集权”的政体模式、“德主刑辅”的法制模式、“混合型”的礼法运行模式,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秩序建构理论体系。荀子的礼法秩序建构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秩序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董仲舒对政治儒学发展的历史贡献及现代意义

儒学发展史上呈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脉胳,政治儒学在现代长期不被重视。董仲舒建立起了兼容百家的董子政治儒学,为汉初解决了政治合法性问题,维护了封建政权统一和稳固;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大一统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成功范式。董子在政治儒学理论上的创化和实践上的贡献,对创新发展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改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新的政治文明、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具有积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评估权力--汉代儒学复兴的政治文化意蕴

旨在从战国秦汉之际思想与政治的互动及政治文化演进过程的意义上透视、阐释汉代儒学复兴的政治文化意蕴.作者认为,儒学在汉代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指导思想而得以全面复兴,既是诸子学各种理论取向冲突、竞争以至走向整合的结果,是统治者对政治指导思想所作的历史性实际选择的结果,更是由于它对秦汉间政治发展的变局及其问题作出了一种积极的回应,而且这一回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同和适应,二是反思与挑战,其核心则是"评估权力".     

从"三纲五常"看程朱理学对孔孟儒学的背叛

“三纲五常”并非起源于孔孟，而是对孔孟儒学平等和民主精神的背叛和践踏。程朱理学把“三纲五常”说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万古长存的天理，就是要维护封建皇权专制主义的等级制度和纲常秩序。     

关于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

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是先秦思想史上重要的学术公案。学者大多注意到了儒墨相互否定与排拒的一面,但对在批评中接受对方的另一面则关注较少。事实上,墨子学于儒家,所以"非儒"才能切中要害。墨子若学儒不深,则其非儒则无力,影响也难以超越儒家。孟子的"辟墨"更是如此。他要首先深入墨家思想,然后才能作出深刻的批判。他接受了墨家的天的至善性,把天与人贯通起来,否定了其外在的宗教意义;他批评墨子的兼爱是"无父",指出其实质是把亲人当路人,击中了墨家兼爱思想的要害,大大丰富了仁爱思想的内涵;他在对抗墨子的"非乐"思想中,大力倡导"与民同乐",使"乐"成为君民共享的社会财富;他在批判墨子"非命"思想的同时,以"浩然之气"的大丈夫风范,积极倡行儒家学说,并以"与时俱变"的姿态超越了墨子。孟子的辟墨表现出否定和接受、排拒和融合、对抗和超越相统一的特征。结果,墨学精华尽入于儒;此后,墨家再无反击之力。     

儒教、国民宗教与政治神学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发生了一场关于"儒教"问题的学术争论.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生了一场关于"国民宗教"的学术争论.尽管这两场争论发生的时间、空间不同,但涉及的问题却类似,即是否存在一种以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为指向的宗教.就功能而言,"儒教"和"国民宗教"都是与生命神学截然不同的政治神学.     

试析传统政治文化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

传统的政治文化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实践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就必须充分认识和有效消解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明晰公民政治参与不足的历史原因,从而有效的培养与发展现代参与型政治文化.本文试从物质基础、公民文化、公民社会、制度保障等角度提出有关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环境的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