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之能与不能--希腊化时期的东方世界

希腊化时期是历史上人类文明或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与汇合.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希腊文明由于征服者的身份而成为这次交流汇合的能动推进者,从而也使这一文明过程表现为希腊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希腊化".然而,处于被动状态的亚非土著文明却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被动,"希腊化"的程度取决于东方文明的自身选择以及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     

世界历史上的文明与文化交流——中外文化交流的若干问题（提纲）

文明交流和文化交流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是加快人类社会前进步伐、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文明或文化之间的交流速度加快，范围拓宽。为了使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本刊特约请了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先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荣建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建华先生围绕“世界历史上的文明与文化交流”这一主题发表高见，在此一并刊出，以飨读者。[编者按]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随着全球化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备受关注.但是,同样是从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论述出发,得到的解释和引出的结论却大不一样.这就有一个正确理解马克思的问题.为此,本文主要围绕世界历史的"中心"问题、"世界文化"问题、东西方文明的关系问题、全球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全球化的实质问题等,对马克思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辨析,以求达到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准确把握,进而为研究全球化提供某种方法论指导.     

季羡林的"三十年河东"与"送去主义"

季羡林总结了几千年以来东西方四大文化体系互相间盛衰消长的历史经验,客观地分析了西方文化"天人二分"的分析思维模式,其理论基础是"争".在给人类带来很多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从环境污染到生态失衡等种种灾难.而东方文化"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模式,其理论基础是"和",也就是顺从自然,与自然浑然一体,努力建构和谐的世界.季羡林在这个基础上,用宏观的历史眼光,作出东西方文化变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的前瞻性科学论断,并称之为"东西方文化互补论",以实现东西方文化真正平等的交流.为此,他提出"送去主义",也谈及"拿来主义",目的是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推动不是以谁为中心的"文化多元化",使东西方文化最终走向和谐与融合,创造新的文明,以造福人类.     

“世界史学科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简讯

2011年10月15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中国社科院老专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世界史学科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北一区国际文化大厦召开。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先生和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椿年先生主持,首都师范大学校长、世界史学科负责人刘新成校长致欢迎词。历史学院党委书记梁占军教授、世界历史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以及社科院科研处处长等出席了会议。北京大学的马克垚先生、徐天新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家和先生、张宏毅先生,北京语言大学李铁城先生,东北师范大学朱寰先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学术论坛综述

2009年11月28日,"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来自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等近300人与会.     

文明融合史上的一大步--谈中国"入世"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唯一延续五千年没有中断的文化,具有相当的早熟性,它强调万物和谐,重视人的修养,强调以义导利,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历史的洪流中,东西方文明是在激烈的碰撞、冲突之后,逐步走向沟通、融合的.中国的"入世"必将使得中国的文化以更加强劲的态势融入世界大家庭,并最终促使世界文明向着更加有利于全人类的方向发展.     

丹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尼·雅·丹尼列夫斯基(Н.Я.Данилевский)是俄国19世纪下半叶的文化思想家,他提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为比较文明论的形成和文明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并奠定了基础,在俄国内部和欧洲学术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誉为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先驱.他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和提倡文化多样性的思想直到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为21世纪历史学和文化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东罗马神人纹鎏金银盘文化意象解读

丝绸之路连结亚欧大陆,为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具有深远历史影响.对陆上丝绸古道上出土的东罗马神人纹鎏金银盘的文化意象进行解读,并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探索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     

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及其启示

“文明交流互鉴”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贯穿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实践的重要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聚焦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一系列论述,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世界交往理论的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理念的继承,对中国共产党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实践成就的聚成。习近平洞悉世界文明历史,把握世界发展大局,深刻回答了文明交流互鉴何以重要、文明交流互鉴是什么、文明为什么能够交流互鉴、文明如何交流互鉴的新时代命题。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球史观视野下的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断想

作为一个在当代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已经产生重大影响的史学理论流派,全球史观反对历史编纂与叙述中的"欧洲中心论",主张以"全球普适的历史话语系统"书写人类历史;反对线性的历史发展观与文化、文明之间的单向交流,主张探索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横向联系",注重解析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影响的形式与交流的内容;反对单纯地以"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叙事单位,主张以"全球"作为历史研究单位.援引全球史观的理论主旨,并结合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现实,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未来发展需要在三个方面进行尝试,即超越"欧洲中心论",彰显不同地域与民族国家教育史的具体价值;强化全球意识,加强教育交流史研究;更新外国教育史学科叙事单位,展示教育史自身发展逻辑.     

"和而不同"的世界如何可能?--评酒井直树《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酒井直树的"世界历史"观的评论,指出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之下,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多元文明史观"具有怎样的内在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在新的"世界历史"观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又将怎样面对"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     

温家宝谈中国文化精神

2009年1月3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西班牙久负盛名的塞万提斯学院总部与西班牙文化界人士和青年汉学学生进行了交流。温家宝总理介绍了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文化渊源,希望同样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西两国,能进一步加强人文领域的交流,共同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     

电大国际交流事略

本文对1977年以来电大国际交流的历史脉络进行了简略的回顾与剖析.当代的大学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电大不仅在这种交流中受益,而且将为世界远距离教育做出更大贡献.     

“世界史精品课程建设”研讨会综述

<正>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世界史精品课程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学系承办,来自全国近二十所高校的三十多名专家教授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开幕式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蓝教授和梁占军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学著名世界史学家齐世荣教授在开幕式上作了精彩发言。     

华夏城池:中国"万年文明"的标识

随着中国许多古代城址全面勘查或局部发掘,本文参阅一些考古和历史学者的文献资料,整理研究发现中国文明的历史何止五千年,华夏史前期的城池遗存充分说明中国文明"肯定一万年".本文着重就中国"万年文明"呈现在"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相互结合,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华夏城池文化上的史实进行了理论探讨,印证恩格斯"筑城,人类文明标识"的科学论断.     

"北京论坛"教育分会综述

2004年8月23～25日,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主题的首届"北京论坛"召开,四百余名国内外学者在哲学、历史、经济等14个分会上进行了研讨.本次论坛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教育分会的主题是:国际视野中的教育与人类发展.在陈学飞、王善迈、金基爽、程介明、胡显章、金子元久等知名学者的主持下,来自柬埔寨、加拿大、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蒙古、韩国、美国、中国与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33位学者展开了充分的交流与热烈的讨论,分述如下:     

“阎宗临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综述

2007年12月1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协办的"阎宗临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大     

伊利里亚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伊利里亚人在古代巴尔干地区的历史上一度留有显著的印痕,并与当时的周边世界始终保持着多方面的交往.在与外部世界主要民族、尤其是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持续接触和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伊利里亚民族文化与个性,同时正是通过这种交流和吸纳,伊利里亚人的民族发展过程也在寻求着新的方向.     

20世纪早期中国史家的"世界意识"

20世纪早期是中国史家的"世界意识"走向深入的关键时期.他们要么着重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并以西方历史发展的模式和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中国历史,要么着重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他们的"世界意识"从史观、理论、方法、语言、体裁、教学等方面影响和塑造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本范型.它之所以能够得以深化,外因是西学对中国史学的不断冲击,内因则是中国史家世界观的改变和爱国心的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