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能够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吗?——基于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测量和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使用收入导向型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方法识别农村家庭的贫困状况,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教育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多维相对贫困程度越深,教育维度受到剥夺的概率也越大;教育减贫效应显著,越是贫困的群体,教育的减贫效应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减贫效应越大;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在教育减贫中发挥中介作用,在极端贫困状态下,社会资本取代自然资本的地位,发挥中介作用;教育的减贫效应随着居民年龄的提升,边际效应递减;相比于东部和中部,教育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减贫的影响更大.进入"后扶贫时代",在充分发挥教育对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作用的基础上,应将教育资源向相对贫困的个体、家庭和地区倾斜.     

多维视角下教育阻隔相对贫困的效应研究——基于A-F多维贫困测度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8年CFPS数据,测算我国31个省份的家庭单维贫困发生率,采取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对我国贫困家庭教育阻隔相对贫困进行实证分析,运用多维贫困维度分解方法估算经济、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认同等维度对相对贫困家庭的贡献率,并利用OLS模型考察贫困维度个数取值不同下各维度对相对贫困家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单个指标间的贫困发生率差距较大,经济维度不再是相对贫困家庭面临的最大问题;从多维贫困指数分解看,成人教育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最大;不同临界值下多维贫困家庭呈现出共同的特征,即教育对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位列第一.基于上述结果,相对贫困治理时代应该向教育维度加大倾斜力度.     

家庭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成因及空间差异

随着我国贫困质态的转变,相对贫困的治理成为迈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要任务。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基于AF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精神文化生活和生活状况五个维度对我国的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程度进行测度,并通过静态分解进一步分析我国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借助计量模型从微观角度探寻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成因,并进行城乡异质性、地区异质性及维度异质性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内蒙古农村牧区贫困状况及成因分析——基于国家重点贫困旗县数据

随着内蒙古地区经济快速却不平衡的发展,农村牧区贫困问题越发突出,急需缓解并最终消除。基于2011年内蒙古国家重点贫困旗县数据,从基础设施,专业农业设施、合作组织,文化、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情况等方面对这些贫困旗县的贫困状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内蒙古国家重点贫困旗县贫困状况仍然严峻,其人均生产总值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均低于全区平均水平,农村基础设施,专业农业设施、合作组织,文化、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城镇化程度低,乡村劳动力转移程度低;卫生条件差;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发展水平落后,种植业结构不合理,粮食单产低,耕地机械动力投入不足;人均政府财政预算支出不足等,这些因素都是导致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贫困的主要原因。     

共同富裕视角下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其中,缩小多维相对贫困是关键命题之一。文本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79个县（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县域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体系,在此基础上对2018-2020年新疆多维相对贫困地区进行识别与测度,运用地理探测器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进行时空异质性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研究发现,人均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对多维相对贫困地区具有持续影响力;多维相对贫困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高—高”聚集主要分布在脱贫地区,空间分异主要受产业结构、人口比重、基础设施、文化教育、资源利用等因素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多维相对贫困具有较强的负效应,提升城镇化率、人均道路面积等同样有效,但主导因子的作用方向存在时空异质性,尤其是社会因素指标。基于此,文本提出降低多维相对贫困的政策建议。     

继续教育如何阻断农村相对贫困代际传递——基于丹麦的经验

丹麦是目前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其通过继续教育阻断农村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发展态势表现为教育对象的动态多元、教育形式的双向互动和教育内容的逐步拓展。其中,民众高等学校、家政主妇学校和丹麦农业合作社是丹麦特色化的实践机构。结合丹麦经验与中国国情,可以依托劳动力市场开拓继续教育阻断农村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新场域,利用已有继续教育机构打造新型线上线下帮扶平台,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继续教育项目。     

非学历教育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基于贫困脆弱性的视角

采用2018年对湖北农户实地调研的1105个微观农户样本数据,运用PSM和GPSM模型分析非学历教育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非学历教育能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0.09个单位.家庭非学历教育人员比例的提高会促使农户相对贫困程度不断下降,且0.5处理水平之后的减贫效应更加明显.从家庭不同学历水平来看,非学历教育培训对中等学历水平家庭的减贫作用最大,低等学历水平家庭次之,高等学历水平家庭最小.从作用机制检验可知,家庭务工人数和家庭劳均务工时间在非学历教育人员比例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分别为18.5％和23.6％.因此,应走兼顾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减贫路径,培养多主体非学历教育组织,规范非学历教育培训市场,综合提升相对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     

安徽省农村相对贫困的多指标特征测度的模型分析

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安徽省农村2018—2020年成人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健康、教育以及生活水平3个维度出发,选取10个指标,采用经典probit模型建立了安徽省农村人口相对贫困的动态监测模型。通过模型分析获知,农业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较大;社会地位、有工作和教育年限对改善相对贫困现状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年龄和性别对相对贫困状态转变也有一定的影响。     

加强贫困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多维视角——基于文献的研究

基于相关加强贫困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研究及成果,从"关注需求"、"以人为本"、"人格发展"、"群体特征""良好校园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儒家文化"、"心理健康教育"、"网络"等多维视角作综述性的介绍和研究,探寻加强和改进贫困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不同切入点,以提高贫困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实效性。     

民族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相对不足的多维因素分析

民族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相对不足是在主观、客观等多维度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具体原因包括投入者对民族教育发展需求认识不充分、地方财政实力较弱、高校财政拨款机制存在局限、资助体系与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的不同步及教育经费法制不健全等.为此,应加大对民族高等教育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各级政府应提高对现阶段民族高等教育发展投入需求的认识,实施高校差异调整性财政拨款机制,改革资助体制和健全我国教育经费相关法制.     

长江上游大型库区移民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从库区移民的生活消费性视角出发,选取长江上游6大流域移民农户的微观数据,分析该区域移民多维贫困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地处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区和移民安置区的移民农户高中频贫困发生率较高,金沙江、雅砻江及岷江流域的移民农户在医疗保健及文教娱乐这两个维度上较为贫困。从影响因素来看,移民人均收入增加与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减贫效应具有正向影响。这些结论说明,库区移民政策可做适当调整,在研判库区共性特征的基础上,突出个性需求,并从教育、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的多维测量及政策意涵——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连片特困地区是国家新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准确识别其贫困人口和贫困状态是开展扶贫攻坚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利用英国牛津大学开发的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以武陵山片区为例,对连片特困地区的农村贫困进行了多维测量。数据表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农户家庭存在着多个维度的贫困,贫困指数较高,其中住房面积、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对贫困指数的影响较大,此外,地处武陵山区的湖南、贵州部分地区的农村多维贫困问题比较突出。     

子女教育、代际支持与家庭贫困的变动——基于14省区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子女教育是影响农村家庭贫困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14省区609户农村家庭调查结果分析,发现子女教育有加深父代家庭贫困状况的迹象,子女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身一代家庭摆脱贫困的比例越高,并且能传承下代家庭使其免受贫困;家庭贫困代际变动的断裂点为15年(大专教育)。     

教育能缓解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吗——基于中国五大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测算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及成渝城市群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发生率,利用Logit模型考察各城市群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并运用Shapley分解方法估算教育、住房、户籍转换等因素对缓解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贡献率.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发生率最高,成渝、长三角及长江中游城市群位居其后,珠三角城市群相对较低.教育、住房支出及出生队列是影响我国各城市群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其中受教育程度差异对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及成渝城市群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缓解的贡献率最大;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教育对缓解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贡献率仅次于住房.其政策意涵是,应注重因城施策和因人施策,设定“一城一线”,构建分档式的相对贫困甄别与监测机制,促进教育在缓解流动人口相对贫困中的基础性、先导性、普惠性作用,有序稳步探索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教育能缓解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吗——基于中国五大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测算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及成渝城市群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发生率,利用Logit模型考察各城市群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并运用Shapley分解方法估算教育、住房、户籍转换等因素对缓解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贡献率.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发生率最高,成渝、长三角及长江中游城市群位居其后,珠三角城市群相对较低.教育、住房支出及出生队列是影响我国各城市群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其中受教育程度差异对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及成渝城市群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缓解的贡献率最大;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教育对缓解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的贡献率仅次于住房.其政策意涵是,应注重因城施策和因人施策,设定“一城一线”,构建分档式的相对贫困甄别与监测机制,促进教育在缓解流动人口相对贫困中的基础性、先导性、普惠性作用,有序稳步探索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广西边境地区推普的相对贫困治理效应研究——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十

高质量完成全面脱贫攻坚任务之后,将针对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举措逐步调整为针对相对贫困的日常性帮扶措施,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选取收入维度、教育维度、信息维度、精神维度4个维度作为多维相对贫困的界定标准,人均可支配收入、受教育年限、职业培训情况、信息获取渠道、国家政策熟悉程度、脱贫意志、文体娱乐活动参与程度作为相应维度的测度指标,并基于广西边境8个县(市、区)居民的抽样调研结果,构建回归模型分析边境地区推普助力相对贫困治理的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普通话水平提升对于缓解边境地区居民的收入贫困、教育贫困、信息贫困、精神贫困等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具有职业的异质性,对非农群体相对贫困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维度,而对务农、无业群体的居民主要表现在收入维度。坚定不移地推动普通话高质量普及,是新时代助力边境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