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莽的币制立法改革研究

西汉王莽当权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法制改革,其中尤以货币制度的立法改革为重心。由于不合时宜,加上王莽个人主观原因,改革最终失败。本文描述了币制立法改革的全过程,分析其失败之因,以期给当代经济法制改革以启示。     

浅谈王莽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

从指导思想、封建制度、私铸泛滥和货币规律等方面说明王莽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     

王莽个性对其改制成败影响的分析

王莽改制是发生在两汉之际的一次失败的改革,改制失败的原因非常复杂,但王莽个性对其改制失败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王莽个性既有遗传其先人的因素,也与其不同的人生阶段经历有关。王莽的个性具有两面性特征,良好的个性如勤奋刻苦、孝顺仁爱、严于律己、积极进取和善于谋划等一度助其走向事业巅峰;而不良的个性如优柔寡断、长于算计、心狠手辣、沽名钓誉、敏感多疑、缺乏理性等则使其改制难逃失败。     

王莽的“大钱”

课本第52页关于王莽改革币制的叙述中说:“原来通行五铢钱,王莽发行大钱,每个大钱不到五铢钱两个半重,却要当五铢钱50个用。”对王莽币制改革的这种叙述是极不准确的。课本上显然以为王莽的大钱仅指“大泉五十”,这是失误一。王莽在位15年,共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货币品种达20多种,可以说大多数是大钱,如错刀五千、契刀五百、大泉五十、状泉四十、中泉三十、幼泉二十、幺泉一十、大布黄千、次布九百、第布八百、状布七百、中布六百、差布五百、序布四百、幼布二百、幺布二百、小布一百、货布等。那么称得上“小钱”的只有小泉直一、货泉、布…     

论马克思恩格斯悲、喜剧观的历史底蕴

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是马恩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命名的理论大厦的有机构成．在此种理论背景上的美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凡是重要的美学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总是要在美学视野与历史视野的交汇点上作一会认真审视，重新界定其美学意义与历史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对悲剧与喜剧的研究使是现实的理性谛视与对未来的美学向往的交响．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对悲剧与喜剧产生了浓厚兴趣．激发达一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悲剧与喜剧本身所包孕的历史容量．首先，悲团和百剧具有较大的认识价值。悲剧与五日是艺术中的特殊品类，其特点是具有较大的再现性…     

从“王田制”的演变过程看王莽的土地思想

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王田制”是我国封建社会中首次具有“均田”意义的土地制度改革,虽然是以失败告终的,但其意义不可低估。因而作为该制制定者、主持者的王莽的土地思想也是值得探讨的。     

儒生之气,王者之风——再论王莽

王莽是一位在史学界有争议的人物。他以外戚的身份入主朝政，最终代汉建新，并针对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撇开“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我们应该看到，尽管王莽政权存在时间很短，但在它存在的１５年内，自始自终，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活动。这次改革触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其深度和广度是不容置疑的。只是这次改革没有很好地解决当时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绝不能因为它的失败而彻底否定这场改革的必要性与其客观的历史地位，否定王莽的个人才干。西汉末年，…     

评王莽币制改革——文献、文物、经济视阈下的考察

王莽货币制度改革是中国货币史上的光辉一页,其货币发行数量之大、品种之多、更易之快令人瞩目。运用历史文献、考古材料方法对王莽四次币制改革的路径与动机、货币的形制与式样进行考察,以说明不同币种在当时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在当代经济学视角下观察王莽所推行的货币政策,蕴含多种经济理论,如通货膨胀、兑换比例、货币职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虚值货币等,尤其是虚值货币所提倡的大额货币、货币符号理论具有超前意义,其科学性和前瞻性是值得当代经济学领域所研究的。     

荒诞：在悲剧与喜剧中的逻辑定位

在悲剧与喜剧的内在逻辑转换行程中界定荒诞的地位及其本质特征,是一个可行的研究方法。悲剧从命运悲剧、性格悲剧到历史悲剧,又回到命运悲剧,其终点是荒诞;喜剧从滑稽、讽刺到幽默．又回到滑稽,其终点也是荒诞。由此,荒诞是悲剧与喜剧的中介;命运性悲剧内涵与滑稽性喜剧方式的巧妙结合,是荒诞最显著的本质特征。     

论北洋政府时期的币制改革

货币制度是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北洋政府时期,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币制改革问题,他们以统一币制为目标,提出了种种币制改革的主张,统一全国纸币发行也同时被提上了历史的日程,这些都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国内政局动荡、军阀割据以及国外列强的侵略,这都使得北洋政府时期的币制改革混乱、无序,缺乏连续性,最终没有完成币制改革的目标。     

吴起在魏、楚变法失败及其原因评析

吴起是我国战国初期的政治军事改革家,同时还是一位史学家。郭沫若在《述吴起》一文中说:“吴起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纵观吴起的一生,他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然而吴起又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从卫到鲁,从鲁到魏,从魏到楚,都有一番悲壮的事业;特别是在魏和楚的变法改革,更为轰轰烈烈,而结果却都归于失败。这不仅是吴起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魏国和楚国的悲剧。分析吴起在魏、楚变法改革失败的原因,总结其经验教训,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析梁启超的虚金本位制货币理论

虚金本位制集中反映了清末梁启超的货币理论。这一理论是针对清末试铸银元、铜元失败后引发的巨大社会经济危机,同时也针对近代中国外贸等情况提出的。该理论在清末整理币制的各种观点中带有批判意义和一定的主权思想,并符合近代币制改革的客观发展方向,但也暴露出梁启超货币思想中的不足之处。     

《白毛女》是悲剧吗?

初语六册第四单元是戏剧单元,其中歌剧《白毛女》有不少参考资料说它为悲剧,真是悲剧吗? 我们知道根据矛盾冲突的性质和表现手法,戏剧可分为“悲剧”、“喜剧”和“正剧”。 所谓“悲剧”,是以描写正面主人公和现实环境之间的冲突,以主人公的失败、受难或死亡为结局的。其基调是庄重和严肃的。而“喜剧”又是以讽刺或嘲笑生活中的坏人坏事或缺点错误,以引人发笑为目的的。其基调多半是轻松或滑稽的。“正剧”又不同于以上两种,它介于“悲剧”和“喜剧”之间,亦称“悲喜剧”。这种戏剧是以普通人物为主人公,接近于日常生活,既有对正面人物的颂扬,也有对反面人物的批判,它也描写正面主人公和环境的斗争,     

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析

南京国民政府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币制改革,这次改革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原因。当时中国的国内形势及国际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共同促成了这次改革。此次币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对统一全国币制市场、稳定经济、缓和危机等各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改革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和不足,我们应当中肯而客观的看待这次币制改革。     

以犹太人历史和西方人学史解读夏洛克一角的悲剧代表性

<成尼斯商人>是一出喜剧,但也是莎士比亚的喜剧中最富悲剧性的.剧中的反面人物犹太商人夏洛克一般被认为是贪婪、狡诈、吝啬和残酷的综合体.然而从犹太人历史、西方人学史及大社会背景来看,夏洛克只是种族歧视和宗教迫害的牺牲品,他身上所承栽的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还是民族和人性的悲剧,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具有极高的悲剧代表性.本文从犹太人历史和西方人学史角度试分析其悲剧代表性.     

王莽悲剧中的儒学因素

王莽改革失败的心理原因主要是崇儒，治国方针受到儒家理想的严重影响。西汉儒学的特别之处是儒学与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说、谶纬说相结合，使西汉儒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王莽是西汉儒学的实践者，他的成功在于他对儒学的身体力行，他的失败在于对儒学的笃信而失去了清醒的头脑。     

王莽改制依经初考

王莽改制是西汉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它的研究,人们较多地是注意从西汉末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形势,谈它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而从经学的角度来加以探讨,则不多见。王莽的改制,按其依据的理论,又常称为“託古改制”。其实,所谓王莽的“託古改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应是託古经以改制,就是说王莽企图照搬秦汉以前的古代经典来修改和代替西汉时期的政治制度。由于在王莽改制的同时,经学上出现     

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荒诞

“荒诞”是20世纪西方历史语境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在现代派学中有集中而深刻的表现，现代派学中既有荒诞人生的种种表现，也有对荒诞的反抗和超越。就美学意义而言，现代派学中的荒诞是对传统悲剧、喜剧的突破，是喜剧性的形式和人类处于困境中的悲剧性内容的结合。     

论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兼论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关系

发生于成哀衰败与光武中兴之际的王莽改制,对此间中国社会的进程与发展发生了“缓冲”的作用,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不仅在两汉之际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件大事。然而,正是这样一场社会变革,以轰轰烈烈开始却以悲惨失败而告终。何也?历代史家多有高论,或斥之为玩火者自焚,罪有应得;或颇有同情爱怜之慨,论之为历史的悲剧。本文无意于此,倒是想从王氏具体的改制措施和改制过程中去寻求改制失败的原因,并涉及一些与此有关的题外话。至于结论的正确与否,尚祈同好和方家指正。一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多视角的整体。不同的主体意识、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不同的审视角度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每一历史     

王莽建立新朝的经过及具体时间

在中国历史上,王莽曾以西汉皇室外戚的身份代汉建立新朝。新朝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几年,但它却是连接西汉与东汉的一个朝代,而且还以曾经发生过不同寻常的王莽改制和声势浩大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而著称于后世。总之,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建立新朝是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而王莽建立新朝的时间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间。近几十年来,我国的中学、大学中国历史教材和许多中国史论著,以及《辞海》等大辞典,普遍把王莽建立新朝的公元纪年定在公元8年。然而,事实上王莽建立新朝的公元纪年应该定在公元9年,定在公元8年是错误的,必须予以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