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体发展看况周颐的词体意识

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况周颐在其的词学论著《蕙风词话》中阐述了自己的词体意识,充分体现了况周颐的对常州词派词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从词体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况周颐的词体意识。     

作气起孱为世重，如文中叶有湘乡——王鹏运与晚清词派

王鹏运是清末四大家的领袖，他的词论和创作都深刻影响了况周颐、朱孝臧和郑焯等人；以他为领袖的清末四大家对常州词派既有继承，也有开拓，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常州词派的藩篱；临桂词派更是在王鹏运的直接倡导和组织之下形成的。由王鹏运与清末三大词派的关系即已显示出王鹏运在晚清词坛无可争辩的影响、作用与地位。     

况周颐对明词的评价与反思——兼论清人对《草堂诗馀》的评价

清人对明词创作多持否定态度,多有不够允当之处,相对来说况周颐的意见较为中肯。究其原因,明代词学推举性情,重视作品中性情的抒写,浙西、常州词派虽不废性情之作,但于性情内涵以及抒写方式的界定上与明词有根本的差异,他们倡导“醇雅”、“比兴寄托”、“沉郁”之论,反对明词创作中性情抒写俚俗化的倾向,而况氏在性情论上却与明代主情论词学思想存在着一致性。另外,《草堂诗馀》在明代词学建构与词坛创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浙西、常州二派对《草堂诗馀》多持批评态度,往往将明词的衰靡不振、创作中的俚俗化与《草堂诗馀》联系起来,而况氏对于《草堂诗馀》却有着与浙、常二派不同的看法。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况氏在评论明词时才能不废有明一代词作,并给出中肯的评价。     

论况周颐的作词“三要”

晚清词人况周颐(1859—1926)是“清季四大词人”之一,他的《蕙风词话》(以下简称《词话》),以宏篇巨制,评论了多家词,是晚清出现的常州派后期词论的杰作。它继承常州词派论词的余绪,加以坚实的总结,而且在词的艺术理论上,突破了常     

蕙风词论辑补

况周颐的词集除《蕙风词》之外有总集两种、别集十一种,其词集自序、论词之词、词之题序与自注,蕴含丰富的词学理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扩展了况周颐的词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辑补况周颐词集之词论文献,对其词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不无裨益。     

《人间词话》与常州词派词论关涉考论

王国维《人间词话》受传统词学影响,前人已有研究,而所受影响多大,有哪些方面,与晚清主流词派常州词派关系如何,尚缺少深入细致的梳理。通过对《人间词话》引用情况逐条考辨,发现《人间词话》征引常州词派词论达42则73例,占《人间词话》篇幅近三分之一,这充分说明《人间词话》最重要的古代词学渊源即常州词派。而且,在征引常州词派诸家词论的排序上,可以发现前五名的顺序依次是周济、陈廷焯、刘熙载、谭献、冯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前人的某些认识。尤其是周济与陈廷焯,在词人批评与词学体系的创作论、鉴赏论、发展论方面,对王国维词学体系的建构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论王初桐词论对浙西词派的发展——以《小嫏嬛词话》为中心

王初桐词论《小嫏嬛词话》集中反映了王氏对浙西词派词学观的继承，然而它更大的价值在于体现了王初桐对浙派理论的突破和发展。包括词以“自然”为宗，求“雅”亦重“情”，尊南亦重北，标立“第三派”的同时亦兼重婉约与豪放，对浙派圭臬《词综》《词律》的修订校勘。同时，王初桐在词论中表现出浙西、常州二派合流的思想倾向，对后世词话多有影响。     

况周颐词集之词论文献考

况周颐癖词五十余载,词论、词作成就卓著。其词集除《蕙风词》之外有总集两种、别集十一种,为其成就更高的词论所掩,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其词集自序、论词之词、词之题序与自注,蕴含丰富的词学理论,可与《蕙风词话》正续编及其他词学文献相互发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扩展了况周颐的词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常州词派之张惠言的清词评成就述略

清代常州词派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词学理论上,张惠言是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其《词选序》集中体现了张氏词评的理论主张,其意内言外谓之词说立足于儒家的正统观念,开了常州词派词评的先河,扭转了当时词坛的风气,对清代词坛影响深远。从张惠言及其后继者们对常州派词论的不断完善过程中可以看出常州派词论的发展及理论思维演进的轨迹。     

试论张炎《词源》对后世词论的影响

南宋末年,词人张炎为总结一代词章而《词源》。在论中,他推崇白石,力倡雅正,标举清空。“雅正”是张炎论词的基本原则,“清空”则是他论词的理想境界、最高的美学要求。形成于康熙前期的浙西词派,以及嘉庆年间由浙西词派衍变的常州词派,其二的词学理论虽和张炎主雅正、清空的理论一脉相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的理论却不尽相同。由此,可以说《词源》代表了词论的一个时代。     

晚清临桂词派的词学地位及其词坛影响——“临桂词派”的桂学研究之一

以广西临桂词人为主的临桂词派主盟晚清词坛,临桂人王鹏运、况周颐作为词派领袖,标举“重拙大”之旨,建构《蕙风词话》词学理论体系,奠定临桂词派的创作成就和理论建树基础,形成在晚清词坛上与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三足鼎立之势,并对浙派常派不断超越与创新,对词坛产生重要影响,确立其在词学史,尤其是晚清词坛上的地位.     

况周颐词境浅说

文章主要论述了况周颐的"穆"境理论,况氏评词重视唐五代两宋词而不偏废其一,较前代词家张惠言、周济、谭献的词学观较为通达和全面。他提出的"穆"境理论修正了前代常州词派词家为寄托而寄托的词学思想,更接近词体的柔美婉约的审美特质,代表着常州词派词境理论的最终完善。     

满城风雨殆将有变——试论近代常州词派产生与发展的时代土壤和精神气候

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常州词派是继浙西词派之后产生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其词学思想是近代词学的一座重镇.纵观常州词派的整个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常州词派诞生了许多词作艺术技巧高超、在词学理论探讨中作出很大贡献的词作家,如张惠言、周济、朱祖谋、况周颐等.常州词派在近代词坛的兴盛并非偶然,其产生与发展的时代土壤和精神气候值得我们后人去探索和发现.     

一位有待重新发现的清季重要词学家——王鹏运词学思想考论

像大多数词人一样,王鹏运没有词学理论专著问世,但其论词不乏精辟之处,其词学观主要见于其所撰词籍序跋、涉及词论的有关词作、《词学丛书》眉批、《蕙风词话》的引述等。"重、拙、大"词学理论的发明权应属于王鹏运。通过对清季著名词学家况周颐《词学讲义》要点探源和《蕙风词话》渊源举证可以发现,况周颐词学思想的要点主要渊源于王鹏运,其许多具体的词学观也传自王鹏运,可证王鹏运其实是清季一位重要的词学家。     

从《粤西词见》中辑补的况蕙风词话

况周颐词学论著最著名的是《蕙风词话》,这是他晚年对一生词学的总结,在况周颐的其他词学文献中尚有不少论词语录,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况周颐尚编选有粤西词集《粤西词见》,其中有九则词评应当视为词话,作为《蕙风词话》辑补,是对况周颐词学理论的有益补充。这九则词话扩展了况周颐的词学研究领域,丰富了其词学研究的内涵,体现了况周颐弘扬地方文学的自觉意识和保存流传乡邦词学文献的责任感,目的在于存一地之词史。     

论陈洵咏物词的寄托

晚清近代岭南词人陈洵《海绡词》中的咏物词,既继承了宋代以来咏物词的传统,也受到清代中期以来常州词派寄托论的影响,同时体现了他自己说词论词的理论主张。     

浅谈"临桂词派"渊源

从临桂词入手,上溯了常州词论“寄托”说的流变与发展,提出清季词论主要是在周济“专寄托不出”的界面上创意和发挥,而临桂词派的理论代表作《蕙风词话》是这种发挥的巅峰。同时,常州词和临桂词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都与桐城文有着血脉关系。词论的“寄托”说和桐城的“义法”具有同源关系。而临桂词人．则是“岭西五家”这些晚清的桐城文人孕育出来的。     

白雨斋论张先词试评

<正> 陈廷焯(一八五三——一八九二),字亦峰,清江苏丹徒人,常州词派晚出的词论家。其论词著作有《白雨斋词话》.是词话中篇幅最长的;另有词选本《词则》,收词二千三百六十首,上有眉批,旁有圈识,与《词话》相辅而行。作为常州词派之后劲,其论词讲究比兴寄托,在风格上拈出“沉郁”二字作为唯一准则,所谓“本诸风骚,正其     

况周颐的三种“蕙风”词：版本、编撰、选词

“蕙风”是况周颐习用的号,且多次作为词集名。从1895至1925年,况周颐以“蕙风”为名的词集有三种：词别集《蕙风词》、词总集《蕙风琴趣》、《蕙风词》,分别收词20首、101首、123首。其中刊印于1925年的词总集《蕙风词》,由况周颐生前删定,影响最大、最广为人知。拟从文献方面探究况周颐的三种“蕙风”词的版本情况、编撰特点、所选词目,以供研究者参考。     

试论《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对王沂孙的评价

王沂孙是南宋末年的词学名家,其创作对后世词学尤其清代词学产生重大影响。清中叶常州词派的陈廷焯、周济、张惠言等对其推崇备至,而同为清朝著名词论家王国维在其评词专著《人间词话》中却点出其词之风骨与境界远在文山之下。看似极力贬低其实未然,试将二者之词学思想及创作实践相比较,探索王国维对王沂孙真实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