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都抗战记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在这场挽救民族存亡的战争中,地处祖国西南腹地,面积仅160平方公里,人口约22万的盐都自贡,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空前的贡献：七次惨烈轰炸,十里盐场变焦土;保军需供民食,富荣盐场忙增产;援前线抗倭寇,自贡捐献冠全国;报国仇雪家恨,盐都儿女赴烽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英勇的盐都儿女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用血泪和汗水铸就了伟大功勋。     

对二战亡灵的不同记忆

作为东南亚的佛教胜地，缅甸北部的曼德勒（又称瓦城）素以巍峨的旧皇城、珍贵的石经院等古迹闻名于世。     

老画报中的抗战记忆

<正>~~     

《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问世记

<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终于问世了.我一拿到样书,就急忙拨通北京的电话,把这喜讯告诉茅盾先生的儿子韦韬同志,我们不约而同都说了一句:"可了却一个心愿了!"     

独家镜头是这样抓到的

2004年12月21日7时35分许,湖南省常德市桥南大市场发生特大火灾。桥南工贸市场过火面积达2万平方米。一幢三层楼房其中一截坍塌。     

打开尘封的记忆：建国初期四川的铁路建设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千年蜀道,曾经是阻碍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天堑。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交通业,“蜀道难”已成为历史,特别是省委九届四次全会提出打造“一枢纽、三中心、四基地”,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后,四川交通将“天堑变通途”。     

媒介抗战记忆书写与认同建构——以衡阳抗战纪念性报道为例

衡阳抗战因其独特的历史价值被新闻媒体选择与组织,依托于主流意识形态对其进行"意义定位",纪念性报道被嵌入到对"当下"的描绘和理解之中。媒体在对过去展开集体性的回忆与重构,建构衡阳抗战历史记忆的同时,也承担着增强城市认同感的当代任务。     

影像记忆:口述历史的介入与超越——崔永元《我的抗战》研究

2010年以来,在众多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纪念作品中,崔永元的《我的抗战》异军突起,产生了极大影响.该系列作品进一步丰富了影像史学的表现形式,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市场化语境下口述历史成果的营销和传播之路,赢得了时代与社会的认可.其鲜明的口述历史特色不仅体现在该片由口述史料作为核心与支撑,结构、布局以口述者个人在抗战中的生命故事为中心,更体现在整个片子所弘扬的精神以高度认同时代大背景中的口述者个人价值为圭臬.不过,在如何实现口述者与访谈者双向度的历史叙述模式,如何超越情感认同,通过口述历史实现求真、求解的理性追求等方面,《我的抗战》也存在着一些提升和改进的空间.     

抗战记忆抢救视域下南侨机工档案文献遗产弘扬性开发研究

南侨机工档案文献是世界遗产,弘扬性开发有利于拓宽传播范围,宣传南侨机工抗战事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本文揭示南侨机工档案文献开发现实性问题,分析开发要素,提出其弘扬性开发思路与对策。南侨机工档案文献记录与反映了海外华人华侨国家认同,支持中国抗战的光辉历史,弘扬性开发可更好地抢救这一珍贵抗战记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文化助力。     

基于档案记忆观的沈阳抗战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研究

档案作为映射“时间”和“空间”情境的直接记录,在记录城市历史发展与空间变迁同时,为公众当下追溯历史、寻求认同提供不竭动力。通过行为调查方法将沈阳抗战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活动类型归纳为资源开发型活动、专家互动型活动、主题展览型活动、文旅融合型活动,分析出多维主体协作模式有待建立、沈阳抗战史料隐性知识有待深挖、沈阳抗战历史资源开发方式不够多元,最后结合档案记忆观研究,从组织、内容、方法等方面为沈阳抗战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提出建议。     

数字记忆:文化记忆的数字宫殿

信息化进程对于人类记忆是双刃剑,信息技术在强化社会生活记录能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社会失忆现象,数字记忆成为新一代文化记忆。本文在简要爬梳数字记忆由来和现状的基础上,阐述数字记忆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价值,归纳出多资源互补、多媒体连通、迭代式生长、开放式构建等特点,从目标定位、文化阐释、资源整合、编排展示、技术支撑五个方面提出构建数字记忆项目的架构和要领。本文还分析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记忆机构在数字记忆建设中的重要角色及其原因,倡导图档博机构在数字记忆构建中拓展职能,增加活力。参考文献31。     

媒介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嬗变与博弈

媒介记忆是传播学与心理学的交织领域,信息的传播可以作为记忆形成的途径,人与媒体之间的不断互动形成了交互记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与媒介相互依存、相互成全,但在新媒体发展的背景下,个人记忆与媒介记忆和交互呈现出新的变化,媒介记忆形成途径更加多元复杂,于是个人记忆的形成拥有了更多来源,却面临着信息庞杂性、无效性、虚假性的多重挑战,这都于新媒体的环境中形成了记忆领域的博弈关系。     

媒体如何建构历史记忆——以“抗战老兵”的相关报道为例

本文通过对2013年以来《大河报》、《兰州晚报》和《云南信息报》对"抗战老兵"报道中呈现出来的框架,探讨媒体建构的框架对历史记忆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及其彰显出的政治意涵。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对"抗战老兵"的报道共包含"老兵生活困顿"、"关爱抗战老兵"、"重聚、重访与追忆"和"授勋"这四个框架。总体来说,报道以正面积极的取向为主;采用个人化的叙述框架填充历史记忆;并以"曲线"表达的方式对抗战历史进行再书写。     

媒介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建构和博弈

人类曾过度强调个体的脑力记忆,其实两人间的结构性交互记忆、群体间的合作性记忆以及借助科技的渠道性、媒体性记忆似乎注定要为记忆带来革命性变化。个体记忆、群体记忆和媒介记忆共同构成的交互记忆系统,不仅影响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也影响大众媒介传播。于是,了解、掌握交互记忆系统背景下媒介记忆的独特性以及媒介记忆与个人记忆交互关系所产生的利弊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走进记忆殿堂：论档案记忆研究的现实意义

档案记忆研究不只是一种理论观点、一种理论解说,它对阐释理解档案现象、探讨解决档案理论与实践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从档案记忆工程、媒体对档案记忆展演、国家记忆传承、档案部门构筑社会记忆、档案学理论创新等5个方面对档案记忆研究的现实意义进行了阐释,以表明“走进记忆之门”的档案学,还要进入记忆的堂奥。     

打开尘封的记忆：成都会议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市金牛宾馆召开了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通称成都会议），会议讨论了我国工业发展的问题和农业合作社适当并社等问题，通过了《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和《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37个文件。     

三湘历史的记忆宝库——湖南省档案馆

湖南省档案馆是省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事业机构,永久保管档案史料的基地和科学研究及社会各界利用档案史料的中心.它的前身是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及省人委办公厅档案科.     

八年抗战种下的因果

国民党在打一场战争的同时试图兼顾社会福利责任的代价是相当高昂的 对于历史,最危险的遗忘来自我们自身,当然,过于简单的解读,也会遮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抗战胜利近30年后,国民党在抗同战争正面战场的功绩才开始获得大陆官方的肯定。问题是,一个刚刚取得了战争胜利的政府,为何三年之后会败走台湾？英国学者拉纳·米特在其著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中,以西方人的视角来观察这场战争对中国深远的影响,也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     

唤醒记忆:论档案记忆的激发机制

激活"尘封"档案,唤醒档案记忆是释放档案记忆能量的关键节点。文章以档案记忆沉潜与外显的特点为基点,论述了档案记忆的激发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