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解构与重构——兼论当代军旅作家石钟山的“父亲系列小说”

英雄主义是军旅文学的灵魂，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这一主题经历了解构与重构两个发展时期。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是军旅文学对传统英雄主题的解构时期，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是军旅文学现代英雄主题的重构时期。石钟山的“父亲系列小说”是其中的代表作品。石钟山的“父亲系列小说”在重构“英雄”的努力中也阐释了现代人对英雄主义的理解。同时，“重构”英雄也意味着军旅文学领域对平庸化和非英雄化创作思想的反拔。     

由“清唱”走向“和声”的军旅小说

新时期的军旅文学继承和发扬了“文革”前十七年军事题材小说的优良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多侧面反映社会矛盾、多层次描抹军营生活、多视角刻划人物性格，使新时期的军旅文学由高亢单纯的“清唱”走向了雄浑繁富的“和声”。     

世纪之交军旅小说创作的“突围”表演

20世纪90年代至当下,中围大陆当代文学呈现出“胀”与“缩”的文学格局。在这样的环境中,军旅小说的创作冲出了政治意识一元的规囿,“突围”表演之中,走向了政治、历史、个体、市场意识的多元融合。不过,军旅小说的长足发展,不能单靠“突围”走向多元化表演,而更应注重文本价值所在的文学性。     

论多元化语境下王朔的“反崇高”

“多元化”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在转型期的重要表现,通过对王朔“反崇高”表现的具体分析,探讨在多元化语境下王朔“反崇高”的独特意义。     

康德的“崇高论”探析

康德的“崇高论”探析徐晓庚“崇高论”是康德美学的重镇，这一思想集中在“崇高的分析”里。“崇高的分析”对崇高的美０感心理和崇高观念有着许多科学的探秘，这在美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但这不是康德“崇高论”的目的所在，他的目的是通过对“崇高的分析”里的“力的崇...     

“回到文学本身”说献疑

“回到文学本身”说献疑余昌谷游戏文学、逃离现实、远离激情、躲避崇高、消解价值，是时下很不正常、很令人担忧、因而也不能不引起人们正视的一种创作倾向。一些有识见的论者已对这种创作倾向提出了中肯的、严肃的批评。①然而，当我们对这种创作倾向进行透视的时候，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学的历程概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称兵团）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整个文学框架中具有特殊性。它是指反映1949年第一野战军进军新疆至今这段时期表现兵团各项事业发展的文学,并具阶段性,是由军旅文学、军垦文学及屯垦文学组成的共同体,具有崇高的美学特征。     

试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终结”观——与希利斯·米勒“文学终结”观比较

与希利斯·米勒一样,哈罗德·布鲁姆也对当前电子媒介时代和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下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命运“危机”给予了理论观照和关注,并表达了与“文学终结”论相类似的理论观点。但与希利斯·米勒不同的是,哈罗德·布鲁姆的“终结”论论述的对象主体——文学——只指高雅／精英文化文学,并奉“崇高”为其惟一或主要的美学内质与特征;而且,布鲁姆认为文学“终结”的原因是多元化的：诱发和导致文学“终结”危机的原因,不仅来自文学外部的社会文化语境（即电子时代的来临,电子文化消费产品的风行）,而且还来自文学内部。他指出,文学的衰落与消亡主要指的是高雅文化文学的终结,而大众文化文学在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社会语境中的急遽繁殖、复制和扩张,和它通过经典化的文学制度以及文学教育体制对高雅文化文学的挤压、替代,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是导致高雅文化文学终结的重要原因。而对这些来自文学内外的诱因,他是极力反对的。布鲁姆反后现代美学的“文学终结”论有其局限性,但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也有其价值和意义。     

苦难的存在——换个角度解读新时期的军旅人生小说

在总结军旅文学的特点时,几乎所有的批评者都让视线沿着“英雄主义”的流变路线前进。实际上,如果仔细追究历史上与军旅有关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没有经历苦境的“英雄”是不存在的,而没有生产“英雄”的苦境却很多。本文选择“苦难”为线索,换个角度解读新时期的军旅人生小说。     

“历史”的“成长性”与“观念”的“层积性”——对“文革文学”思潮的一种叙述

“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之间的联系是微妙而复杂的,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关联性”。这些“关联性”是我们能够走向对“文革”文学进行“客观”评价的重要理由。“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之间,除了在“文学体制”、“文学生产方式”和“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关系”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之外,更为值得注意的还有文学的“理论命题”、文学创造的“实际操作”和“文学行为”等具体体现的文学思潮类型、形态方面的大量“同源”“同向”的现象。二者之间呈现为鲜明的“历史”的“成长性”与“观念”的“层积性”特征。     

“巨匠”怎能“陨落”？

《江淮晨报》2005年10月18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一代文学巨匠巴金陨落”。初看上去，似乎明白：细读一遍，觉得别扭；仔细分析，发现问题出在“文学巨匠”与“陨落”的搭配上。“陨落”就是“坠落”，经常用来比喻大师等辞世，用在巴老身上十分恰当。但“陨落”的主语应当是“星”，《左传·庄公七年》：“夜中星陨如雨。”因此，“文学巨匠”宜改为“文坛巨星”。如果一定要用“巨匠”，那就应当把“陨落”改为“逝世”“辞世”等词。     

话题作文“追星”导写

【新题展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曾经出现过许多名人：有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有决胜千里的军事家，有博学睿智的科学家，还有为人类奉献宝贵精神食粮的文学艺术家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不断涌现出许多“明星”：有幽默风趣的相声小品表演艺术家，有歌喉美妙的歌唱家等等。这些名人崇高的精神和品质犹如夜空中闪亮的明星，令同学们在心理上崇拜，行为上模仿，精神上得到激励。让我们遨游“星空”，去追寻这些“星”的轨迹，去评说这些“星”的长短吧。     

“十五国风”的悲剧美

《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它之所以能流传不衰,给后世文学以极其深刻的影响,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本身具有丰富多彩的美学价值,能给读者以多方面的美的享受与熏陶。“十五国风”是《诗经》的精华所在,它的美学价值尤其显得异彩纷呈,诸如:悲剧美、喜剧美、崇高美、自然美等等。本文旨在着重探讨“十五国风”的悲剧美,至于它的喜剧美、崇高美、自然美,已在另一篇拙作中论述。     

“自保”和“自尊”

“自保”和“自尊”何生“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师尊”、“红烛”……多少尊贵而崇高的称谓呀！就这，人们还唯恐不能尽情地表达对教师的敬重心情。如今，《教师法》也颁布了，“最神圣的职业”有了法律保障，“教师”的“光环”也就更加璀璨...     

关于“贬谪文学”的语词考量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贬谪者将其被贬谪的人生感悟和谪居生活中的情感体验，蕴涵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因而称之为贬谪文学，这是一种在内容情感上独具特色的文学体式。但“贬谪”在历史上，又可以称为“左迁”、“贬”、“流”、“谪”等，于是，研究界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称谓，或称之“迁谪文学”，或称之“贬谪文学”、或称之“逐臣文学”，其实，它们各自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并不一致，应予区分，以便能较准确地指称和描述贬谪文学这种特殊的文学体式。     

技术理性时代的“泛文学化”回归

技术化社会的文学呈现出与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文学十分相似的“泛文学”现象，这种“回归”的背后隐藏着实质性差异。通过当下“泛文学”与古代“大文学”的比较，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体认当代汉语文学的文学性问题。     

“唐诗宋词”说评议

以“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主要是元代以来边缘文人的观点，而正统文人多以“唐诗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说只有限定于韵文系统内，文体自身历代纵向比较特别是与后代比较，才最具合理性。王国雏、胡适以从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改造“唐诗宋词”说，使此说上升为现代主流学术观念，胡适更“误读”为“唐诗宋词”胜过同时代其他文体。事实上，“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是元代以后“追认”的，远离文学史原生态。“唐诗宋词”并提，但不“等值”，唐诗比宋词更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说对唐宋文学研究格局和撰写模式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特定的角度看，此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不应当作“定论”接受。     

“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本质论浅析

通过时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简要考察，在辨析“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式”以及“意识形态的形式”等概念的基础上，需要重新审视文学与意识彤态的关系。文学不能简单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更不能说是“审美意识形态”。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复杂的张力关系。文学是在多维层面同时展开的精神文化现象，行走在现世的现实性和精神的超越性之间，是一种多元决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用“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文学本质的界定，是不妥当的。     

“言”与“不言”的吊诡——论抗战时期的文学南京

南京作为民国时期的政治中心，不同权力体制间的力量角逐对其文学风貌有着直接的浸染——不仅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于南京大力展开，“报国文学”创作、旧体诗词创作、“新进作家”的反抗创作等种种特殊的文学作品也同时涌入金陵城。“政”与“学”的冲突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中愈发激烈，由此，抗战时期的文学南京生发出“言与不言”的两条书写路径。一条是旅居于南京的外籍文人，他们以“他者记忆”的方式进行着情感真挚的南京书写，重启了市民文学的辉煌篇章。一条是以南京为文学起点的本地文人，他们奔赴异地，以“外乡建功”的方式实现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强有力开掘。     

心灵窗口与“公共空间”：论《文讯》的“编辑室报告”栏目

台湾文学名刊《丈讯》的“编辑室报告”既是言情的窗口，又是载道的园地。《文讯》的办刊方针通过“编辑室报告”得以进一步的呈现，它站在民间立场，为丈学发声、为文化建言，扮演了文学守卫者、文化建设者的鼓与呼的角色，成为文学人的联络处、信息站和文学风向标；它的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越位出文学文化本位，呈现“干预政事”和建立媒介“文化领导权”的特点，在台湾文坛构建了准“文化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