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说杂议“隐士一床书”

隐士之＂隐＂,非但是一种行为、一种生活方式,亦一种境界,一种情趣。 清代著名医家徐灵胎（1693-1772）的《洄溪道情》有一首《隐居乐》,诗云： 避却红尘,觅个幽栖。绳床铺草。土壁涂泥。瓦盆贮酒。石瓮藏齑。笋皮为帽。荷叶裁衣。盛来麦饭滑。煮得菜根肥。想人生富贵繁华,谁能保得长相系。     

月色诗意浓——央视名嘴中秋诗说义乌

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也是感怀的日子,适合凭栏、感怀、悼古,适合无拘无束地吟咏。比如,今年的中秋之夜,打开电视,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英语频道及海外频道就能看到一场风月无边的诗歌对话——由央视顶级主播和国内最好的朗诵艺术家们领衔出镜的《义乌中秋诗会》。他们或穿越时空,或定格历史片段,或化身传统中秋节民间传说中的主角,诗说着千年乌伤(义乌)变迁事,诗说着人世间的感情,伴着月饼、美酒的清香,进入千家万户。     

浅探姜夔的诗学思想及其成因——以《白石道人诗说》为例

《白石道人诗说》是姜夔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南宋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在宋代诗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文主要探讨了姜夔的诗学思想及其成因,首先从《白石道人诗说》出发阐释了姜夔诗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包含“浑厚”与“飘逸”的审美理想、讲究“法度”与“活法”的统一、兼具儒家的诗教观和道家崇尚自然的风格,以及追求“意格”与“韵度”。其次从南宋雅化的环境出发探究诗学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及“雅”的内涵。最后从诗人的人生经历与个性才情着手,探讨其诗学思想形成的内在因素。研究姜夔诗学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原因,既有助于深入了解姜夔的作品风貌,也能为同时期的诗学理论研究打下基础。     

试论晁补之的五古--兼论苏门文人的诗体选择

晁补之的五古,善于"赋笔骚心,夹叙夹议"和"熔裁古书,驱遣典实",不仅塑造出古奥苦涩的诗风,还彰显出补之独特的个性与思想.另外,研究晁补之的五古,也有利于对苏门文人诗歌及其诗体选择的理解.     

论初唐诗人对元嘉体的接受及其诗史意义

本文系统论述初唐诗人接受元嘉体影响的诗史事实,从体风格等方面考察李峤、杜审言、陈子昂、张说、张九龄等诗人创作实践中模吸收元嘉三大家诗风的艺术表现,并从晋宋迄初盛唐的诗史流变中把握这一问题,指出唐诗在全面发现汉魏诗风的经典价值之前,经历过学习晋宋体以超越齐梁体的环节。     

满族与"京腔京韵"

清代是汉语北京方言出现大幅度变异的时期,这种变异主要是满族入主中原及定鼎京师的影响.清代的整体文化态势使满语淡出于历史文化场域,满族却通过与原来操汉语民族间能动而充分的双向交流互渗,将自身在语言方面的系列信息乃至语言习性,铸入到了北京方言之内.北京方言的突出特点——轻重音处理方式与"儿化韵"大量使用,以及若干满语词汇的留存,都与满人长期打磨玩味北京方言有关.满人在学说汉语文的过程中,本能地规避汉语古音韵及传统文言的态度,也拉动着北京的汉语方言向着自由、晓畅、俗白、平朴的方向伸展.曾经作为清代官话的"京腔京韵"的北京方言,其最为切近白话语体、极富表现力等多项优势,使之在中华民族的现实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世说新语》看思想对话与文学批评

《世说新语》是六朝著名的笔记小品,其中记载着当时的名士清谈,从中可以考见汉魏以来名士通过思想对话促进文学批评的情状,展现了名士的思想风采,他们通过对话调和儒道,解放思想。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与机锋活跃,都是对话之产物。更重要的是,它使两汉思想与文学批评定于一尊的情况得到改变,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诗话传统。     

进士文化与唐诗

唐代重进士科,逐渐形成了进士文化,历来对此多作负面评价。由于科举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化对庶族人士的桎梏,尊进士而重诗赋,受时代精神感召,为社会风气鼓舞,诗人焕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对诗歌影响极大。诗人关注社会、人生,改变了六朝的迂诞浮华、“不涉世务”,恢复和发展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建立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激发出蓬勃振奋的精神,树立起健康的心态和足够的自信心,使诗歌具有刚健的生命力和雄阔的气象。进士文化改变了传统的道德观,虽“露才扬己”、“轻薄无行”,却德消而情长,仅唐诗抒写的怨情与爱情而言,都真切动人,影响后来之文学至巨。     

诗与画的精心磨合——读《守望家园李从军诗画集》

手捧充满油墨芳香的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守望家园——李从军诗画集》精装画册(获浙江省第19届优秀图书编辑奖一等奖),细细品味、欣赏,再次回忆起在参与编辑该画册期间,作者与编者数次就绘画创作、诗歌创作、编辑出版等方面的探讨和交流的种种情景,获益匪浅,深受启迪。     

《左传》中的纪事本末体

《左传》虽为《春秋》三传之一,然最初各自成书,未尝求附于经。自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明言“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亦以官学加持,经传合并定为一尊,以为皆为编年之体,《左传》记事之连珠贯串,遂不可得而见。《左传》征引《诗》《书》《易》《礼》,无所不备,事详始末,自成首尾。学者欲穷究《左传》叙事体例,必当原始要终,求其本末。故自宋以来,学者仿效袁枢纪事本末体,依事类排比连贯,凸显事件的发展脉络,使端绪分明。如宋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马《左传事纬》等,均为其中较著者。本文欲从《左传》与纪事本末体二者,探究其发展转变之关系;并从文本变化的角度,分析《左传》与纪事本末体的《左传》,彼此之间承袭或异同之处。     

论左翼新诗与汉语现代化

左翼新诗是汉语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收获之一。1928-1937年,近十年的左翼文艺在阶级论和工具论的语言观指导下,对汉语现代化方案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以讨论、辨析的方式有组织地进行预设。左翼新诗是其语言观在新诗领域的实践,是汉语现代化的言语行为,但是一次并不成功的汉语现代化实践。     

论宋人词体观念的建构

两宋是词体建构定型的主要阶段 ,词体观是两宋词学批评中的核心问题。词体这种配合燕乐而歌唱的音乐文学样式 ,在其产生之初其内部就存在着音乐性和文学性、娱乐功能和抒情功能的内在张力和矛盾 ;正是词体的这一内在矛盾决定了词体的发展必然是“建构论”的 ,亦即词体的本质属性是在宋代文人词和民间市井词的雅俗分流、互动及词体文学创作和批评间互动的动态运动中 ,以“尊体”为目的导向 ,建构发展以至规范定型的。两宋词学批评中先后出现了“破体以尊体”和“分体以尊体”两种推尊词体的阐释思路和意向 ,前者以苏轼的“诗之余裔”说为代表 ,后者以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为代表 ,它们构成了宋代 (文人 )词体建构的两个维度。终两宋 ,文人词虽然主动疏离了民间歌场 ,但未尝脱离音乐本身 ;在词体观念建构中 ,宋人并未以脱离音乐为尊体的必要前提。     

论《花笺记》的民间风格

成书于明代后期的广东“木鱼书”《花笺记》是一部说唱文学中的弹词作品。由于这部作品未能为广大读者所熟悉 ,文学史也很少提及 ,因此 ,文章强调了它作为粤语文学的代表在古代远涉中外文坛的影响力 ;在这基础上 ,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花笺记》表现于题材、主题和故事模式等几个方面的民间风格 ,以析其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来源于风格方面的因素。这部具有较高文学性的弹词作品 ,其实构成了文学史传统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