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中的"主义"与"文化"之累——当代文学思潮史话之三

中国新诗在它发展的过程中，承受的“非诗”的负载实在太多。文艺理论上的各式各样的“论”，各式各样的“主义”，使诗歌疲于应付这些需要，弄得六神无主，至于诗的本体特征究竟是什么，反倒无关重要了。新时期诗歌领域，追赶“主义”新潮，吃了苦头，也出现过一些偏差。困扰文学创作的，还有个“文化”问题。渗透在诗歌中的文化，应该是一种超越于狭隘地表文化的大文化，是一种笼罩全篇的氛围，一种深层次的意蕴。如果把地域文化的表面现象，放到作品中去展览，使艺术创作混同于考古学与民俗学，反倒是破坏了文化，没有文化了。     

试论中国现代诗歌的"散文美"追求

以“五四”白话新诗为肇始发展而来的现代诗歌创作一直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诗歌的“散文美”，至艾青达到理论和创作的一个高峰。本文拟对现代诗歌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略加杭理，揭示出：诗歌的“散文美”的追求在诗歌发展成熟的进程中往往扮演看“拯救者”的角色；诗歌的“散文美”是一种无关诗人派系，无关诗歌“主义”的具有独特地力的风格，是一种超越时空具有永久生命力的诗歌美学理论。     

"新生代"诗歌的反文化倾向与文化品格

反文化是新生代诗歌的重要特征，“语言还原”是反文化的核心。本文认为个体存在受制于语言、受制于文化、受制于社会，在既定的文化环境里反文化也是一种文化，新生代诗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它的文化品格。     

走向"类"经验的处置与表达——论当代"女性诗歌"写作的内在悖论及其解决

在当代,我们很少能看到具备思想的高度与力度、具备文化的包容性与深广的经验厚度的“女性诗歌”文本。当代女性诗歌常常在一种情绪化的激愤中,一方面将个体经验推入本质化、实体化的境地,另一方面又将女性的“精神视角”转换为文化批判。“女性诗歌”的写作因此陷于对本质化、实体化的个体经验的执迷与超越个体经验的文化批判的悖论之中。走向一种“类”经验的处置与表达是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这包括两方面的任务:首先是以“类”的经验改造“女性诗歌”的写作经验的构成与写作生态,提升其品质;其次是以“类”经验承载文化批判的责任。     

凭海而歌:"红帆"诗社二十年——《波涛里的翅膀》代序

“红帆”诗社的前期成员,多为海南籍,这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世界观感和文化认知。对于一个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人来说,在不同的意识层面上,这种文化认同是双向的,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也许并不自觉的文化自卫,它来自于地理方位给予人的一种深刻的感觉。这给他们以写作诗歌的动力,也增加了诗歌写作的内部张力和丰富意味。“红帆”诗歌是具有本土责任感的“红帆”人的文化激情的结晶,换句话说,“红帆”作为校园文学社团有过的辉煌,是一种文化性格绽放出的精神光彩。“红帆”二十年,的确为海南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她培养了海南的诗歌队伍,造成了海南诗歌的持续繁荣,作为海南文学的一支生力军,它以不间断的文学活动,给海南这个日新月异的年轻的省份带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虚拟的自由或夸张的表演——回望"下半身"诗歌运动

“下半身”诗歌主张以“肉体的在场”作为一种反抗力量冲击现存诗歌秩序,但却自相矛盾陷入“肉体乌托邦”的牢笼中。其作品又多性话语泛滥,流于粗鄙和俗陋。“下半身”诗歌既是当代诗歌中“民间写作”的延续,同时也有着文化、思想、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它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下半身”诗歌的出场方式或许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矫枉过正,是为了争夺话语权力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但它无意中却昭示和开启了世纪初诗歌的“身体转向”,凸显了当今时代身体观念的变革。     

"诗意栖居"的乌托邦--论盛唐山水田园诗独特的庄园文化背景

唐代独特的庄园文化，是形成盛唐山水田园诗理想人文境界和独特艺术风格的重要成因。庄园文化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歌得以盛行的重要现实基础，也是诗人灵感的重要来源，更为诗人提供了避世逃禅的心灵归宿，从而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歌的文化心理、审美意象和艺术境界等多个层面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所以，与魏晋时期“逃禄归耕”的归园田居相比，唐代的庄园生活才真正成为一种“诗意的栖居”，从而影响着诗歌创作的形式和内容。     

月影诗情--古诗词中的“月”

中国人的文化理念中，“月”是一个十分丰富的意象，一直受诗人词者的宠爱，形成了一种东方人特有的“明月情结”。学习诗歌、鉴赏诗歌时，常常会有“月”的意象出现，准确把握这个意象自然十分重要。     

唐诗中的"数字"美

古希腊数学家普洛克拉斯有一句名言：“哪里有数，哪里就有美。”数字虽为自然数，但它一旦与汉字巧妙搭配，便产生了深刻的美学内涵，如一帆风顺，双喜临门、三阳开泰、四通八达、五世其昌、六根清净、七情六欲、八面玲珑、九霄云外、十全十美。中国是一个诗歌王国，也是一个数字大国。数字与诗歌尤其是与唐诗有着不解之缘，数字是构成唐诗气质体魄的文化基因；唐诗也沾染着中国数文化的意蕴与精神，留下了许多不乏数字美的佳句，是数文化的诗，也是诗的数字化。据统计，一部薄薄的《唐诗三百首》，嵌入数字的诗歌就有130首，更不必说《全唐诗》了。数字本身既没有形象，也不能抒情言志，但经诗人妙笔点化，却能创造出各种美妙的艺术境界，表达出无穷的妙趣。     

英语"像形诗"赏析

诗歌是一种语言的精华所在。英语的“像形诗”是英语诗歌多种表现形式中的一种。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运用文字的巧妙排列，使诗歌这一文学表现形式看起来更加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     

谈日本的"鱼文化"

“鱼文化”可谓是日本语言文化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世界文化范围内,象日本文化这样受“鱼”的影响如此深广的文化并不多见。本文从日本人的饮食生活,日本的谚语、俳句、诗歌、文学作品以及隐语等几个方面说明了“鱼文化”对日本人的生活和文化艺术等各个层面的深刻影响。     

清代"女中丈夫"风尚与弹词小说女豪杰形象

由于清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南方才女文化的繁荣，形成一种“女中丈夫”的社会风尚，在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尤其是女作家创作的弹词小说塑造了一大批反抗旧礼教，走出深闺，各建奇功的“女豪杰”形象，在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谈新理念下的中学语文诗歌教学（上）

“诗歌是人类的母语”。它是一种语言文化最精华的体现，也是最集中体现语言“文学性”的一种样式。当我们一说到汉语是伟大的、是一种具有高度文明价值的语言时，人们马上会举出李白、杜甫、王维等人的诗为例，甚至不用举例，这些精美的的诗句就会自动浮现在我们的记忆中。它们已成为我们的文化记忆，成为我们的审美尺度。所以德国二十世纪哲学家海德格尔这样说：“一种语言的性质要通过诗歌来体现”。那些优秀的诗人和诗篇，总是一个民族、一种语言文化的骄傲和表征。     

"受得了"抑或"受不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情感处理评析

在消费文化甚嚣尘上的年代,诗歌如何抒情。已然成为诗人与诗评家们一个严峻的课题。同样,在当前的课堂教学中如何处理诗歌中的情感,也时时让许多语文教师面临着“受得了”抑或“受不了”的窘境。     

素朴的与感伤的—"诗三百"的两种模式分析

德国诗人席勒将歌分为两种模式：素朴诗和感伤诗。用这个诗学理论去考察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三百”，我们发现，其模式同样可以分为素朴的和感伤的。“素朴的”是自然的，“感伤的”是寻求自然的，它阐述出的将是一个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产生出的不同的精神产物。素朴诗和感伤诗的单独提出有着它自身的美学意义，“素朴”使得“诗三百”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一个难以企及的创作高峰；而“感伤”则开启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的渊源。     

情定“东门”——《诗经》“东门”印象

“东门”是《诗经》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地点名词,以“东门”为题的五首诗歌无一例外的都是爱情恋歌,考察这一系列“东门”意象的诗歌,可以窥见它们在《诗经》中表现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及文化习俗.     

略谈穆旦诗歌中"上帝"的意义

“穆旦现象”是指穆旦其人其诗中的不寻常现象。本文认为频繁出现“上席”一词,也是穆旦诗歌的突出特征之一,也是穆旦的不寻常之一。认为“上帝”在穆旦诗歌中代表了一种超越精神,它对穆旦诗歌的意义在于：首先,“上帝”是穆旦的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其次,“上帝”是穆旦的一根支撑精神的手杖;第三,“上帝”是穆旦的一件深化诗歌内容的洋服。穆旦诗歌中创造的“上帝”是有价值的。     

浅析新生代诗歌中的"写实"

“写实”是新生代诗歌一个明显和直接的特征。如果通过对新生代诗歌所主张的“还原”、“零度写作”、“冷态抒情”等的实质进行挖掘和探究．以及对新生代诗歌中诗歌主体和诗歌对象之间的根本关系进行考察和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诗歌中的“写实”不是与现实主义而是与现代主义诗歌(比如“朦胧诗”)中的“写实”取着同一精神路向。     

"四步法"感悟诗歌的意境

意境是学作品所描绘的客观图景（生活场景或自然景色．）与作的主观思想感情融合而成的一种艺术境界。意境包括“意”和“境”两个方面。“意”是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境”是所描绘的具体景物和生活画面，两融合一致，形成诗歌的意境。常见的诗歌意境有孤独凄凉、激情飞越、闲适淡泊、清新飘逸、沉郁顿挫……     

以兴起情:王夫之"兴"论的美学意义

“诗道性情”的提出是船山诗歌美学对传统儒家诗歌美学的一大突破性贡献．而王夫之的主要突破之处就在于他抓住了“兴”“情”这两个主要概念，并以此提出他的诗歌本体论．并在具体的批评活动中实践之．以“兴”为主的“四情”说的提出也使他的美学体系从创作论走向审美接受，儒家美学精神已经形成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