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然”“应然”“未然”——马克思对康德道德伦理思想的超越

马克思将道德作为源于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而非康德道德哲学中超历史、超阶级的普遍真理。在社会实践基础上，马克思将康德先验纯粹理性下的道德实践拉回现实，把道德原则归于不断被发现、发展的符合人类利益的道德公理，通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非道德”的手段实现人类终极状态之“至善”,超越了康德以“理性”架构的“理想”世界。马克思对康德道德伦理思想的发展对于我们直面现代道德伦理，解决现代道德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康德的“先验逻辑”

康德的“先验逻辑”是逻辑史上的一场革命,是关于知识和逻辑的“来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的科学”。先验逻辑包括“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的过程完全印证了先验逻辑的正确性。“实践”是“实践的逻辑”的基本概念,“道德律”是“实践的逻辑”的核心概念,“至善”终极目的以及康德的“道德神学”、“道德宗教”使先验逻辑趋于完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康德哲学及先验逻辑的继承和发展。     

自然与自由和谐论——一个被遮蔽了的康德美学主题

康德美学主题一直是康德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者们一般从康德哲学的角度去解释康德美学问题,他们认为康德美学是其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康德美学是用来沟通认识与道德之间的鸿沟的.而实际上,康德美学不仅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更起到了综合的作用.它通过"自然与自由和谐论"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综合起来,其内在深意在于从人类学意义上完成其先验人类学的建构.其目标是用来沟通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保持人的独立人格和尊严,从而完成自身道德人格的建构.但是由于康德是从先验的角度来阐释这一主题的,因而其美学是未完成的,但它却为未来美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方向.     

康德论感激的义务

感激是人类一种原始的、基础性的德性,然而这种德性在一般所谓的现代伦理学中已被长久遗忘.不过,现代伦理学的代表康德却在其《道德形而上学》中专门探讨了这种德性,并且认为感激乃是“神圣的义务”.对感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康德伦理学之丰富性的理解.     

人是道德教化的终极目的--康德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现代性教育以强有力的规训和塑造方式把人制造成社会秩序和经济制度的工具，并且向接受规训的人承诺“成为”工具之后的幸福。教育因此背离了人及道德。康德的“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不仅为道德实践提出了绝对目的，而且为教育等所有关涉人的精神成长的条件提出了绝对要求。道德教化必须先验地以人为目的，尊重人格尊严，使人自己展开理性的翅膀，形成自己的道德人格。道德教化就是通过理性存在者本身的道德生活而实现人之为人的目的——成就道德人格。     

用人类的全部文化养育德性与智慧

尽管所有的学问最终都通向自由,也就是人的解放（佛教叫“解脱”）,但惟有道德才是最直接的途径。道德也是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因为道德所关涉的是人的灵魂之中最深沉的部分。那么,德育就可以理解为“解放教育学”。然而,现在作为一个学科的德育,基本上只在学校里说话,也只在德性上说话,并且把德性狭隘化了,这样,学校德育工作就成了一个以否定规定的过程。德性与智慧是人类全部文化的精髓,共同形成人类的伟大观念。德育应该用人类的全部文化培养完整的人的德性与智慧。     

品德与德性:概念辩难

界定品德与德性概念的关键,在于善待自我的德性是不是道德上的德性.如果善待自我的德性不是道德德性,那么亚里士多德便是正确的,"德性"便是"优良"、"可赞赏性"等中性的概念;如果善待自我的德性是道德德性,那么亚氏便是错误的,德性便是品德,亦即道德品质、即道德人格德性与品德、道德德性是同一概念.     

康德的“人是目的”命题与当代道德教育

当今道德教育实际效果的不尽如人意与道德和道德教育的外在性与“无我”的性质有极大关系;康德的“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不仅为道德实践提出了绝对目的,它还指出道德教育必须先验地以人为目的,尊重人格尊严,这样才能使人自己展开理性的翅膀,形成自己的道德人格。所以,当代高校道德教育应当重视个体道德需要,以人为本,突出人的发展。     

康德“自由意志”与王阳明“良知”之比较

康德和王阳明分别以"自由意志"和"良知"为核心建立先验道德哲学。两人关于道德律的先验根据、善恶的根源、为善去恶的可能性有共同处,其内在成分、经验知识关系、实在性论证有差异性。中西哲学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摆脱当前道德危机以及建构普世伦理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源。     

康德伦理学与当代社会

康德立足于普通人的道德意识而抽象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由此派生出三种表达方式,把道德意识逐步引向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使得行动主体具有了人格的尊严,并激发起＂敬重＂的道德情感,并最终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确立了自由意志在人类道德行为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两双”、“口嘴”的意象图式

文章从隐喻的意象图式角度分析"两"与"双"、"口"与"嘴"在语言表达中的同现限制。"两"与"双"的字形不同,它们的意象图式也不同:"两"是平分图式,"双"是配偶图式;"两"、"双"词语在言语交际中的意义和用法也就不同:选择"两"的语境强调"分而为二、两相对立",在选择"双"的语境强调合二为一、配成一对。"口"与"嘴"隐喻投射到对事物域的认识当中,但是各有侧重:"N+口"强调的是"容器通往外界的地方","N+嘴"强调的是"容器中形状突出的部分"。     

《孟子》中“正”“长”“贤”“轻”“良”的形容词用法

通过对《孟子》中“正”、“长”、“贤”、“良”、“轻”5个形容词的语义和语法功能作较为细致的描写,试图从中寻找出《孟子》中不同的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共性与个性,并进一步提出问题,即这些共性与个性的历时和共时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从"思辩"经"实证"到"理解"——试比较三种类型的教育研究范式

教育研究大致经历了从哲学--思辩研究范式经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到人文--理解研究范式的历程.范式的转换不只是方法的更替,更是哲学理论背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研究过程等的变更和创新.本文以众多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尝试作多方面的比较.     

试说“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

对于“以人为本”的含义 ,在历史上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以人为本” ,是既相对于“神”又相对于“物”而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是社会历史的根本、社会价值的根本和衡量一切问题的根本。对于“以民为本”的含义 ,在历史上有中国古代思想家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不同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以民为本” ,指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人主张“以民为本” ,是既把人民群众视为手段 ,更把人民群众视为目的 ,一切依靠群众 ,一切为了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