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何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

许多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文章,大都侧重论述共产党为什么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而对国民党为何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尚欠实事求是的深入分析。本文试图从这方面作一下探讨。以蒋介石集团占主导地位的国民党,1927年“清党”反共、破坏国共合作、叛变革命后,就成为勾结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对共产党和红军进行了将近十年的反革命“围剿”。到1937年,蒋介石国民党居然与誓不两立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     

“借魂还尸”与“清党”反共——也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曾在中国盛行一时。究其原因,除当时国内外诸多外部因素之外,国民党自身组织的腐败无力乃是内在根源。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清党"反共,国民党的组织系统陷于混乱。此后,为谋求重振,部分国民党人积极主张向日渐强盛的意大利和德国学习,进而引入了法西斯主义。"清党"后,国民党人学习目标从苏俄共产党转向德、意法西斯,其实质也在于国民党人企图引入法西斯主义以对抗、消解共产主义的威胁,反映了国共两党间关系由通力合作到全面对峙的转变。     

步入歧途:周毓英“阶级协力”的社会主义观

周毓英是19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中的关键人物,他创办《社会主义月刊》鼓吹法西斯主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在其法西斯主义宣传中强调“阶级协力”和“社会主义”,主张专制独裁;他通过所谓“阶级协力”的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否定共产主义阶级革命学说,打通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关系.周毓英“阶级协力”的社会主义观,集中袭用了社会主义思想系统中反对阶级斗争者的观念,积极迎合了国民党“清党”反共后当政者反对阶级斗争、追求专制独裁却又不敢公然反对三民主义为社会主义的矛盾心态.     

论抗战时期的中国青年党

青年党又称国家主义派,最早发源于“五四”时期的少年中国学会.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分为两派: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派,最终走向了共产主义;以曾琦、李瑾、左舜生等人为首的一派走向了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派鼓吹“国家至上”,以此为思想武器,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故而青年党在建立之初是反共的,但他们又不是一直反共的,曾经既反蒋又反共.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难之时,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奋起抗日之际,青年党也改变了方针,提出“政党休战”的口号,拥护国民党抗日,同时与中共积极接触,接近中共,附和抗日民主运动.此时的中国青年党是具有进步性的,而对此段的研究不深的人,仍然认为青年党是反动的.虽然抗战胜利后青年党逐步从民主同盟中分化出去投靠了国民党,但是在抗战时期青年党的表现是积极进步的,应给予肯定.本文就此谈几点看法.     

尼克松和战后初期美国的红色恐慌

战后初期美国的红色恐慌有三个特征:一、美国人开始从实力角度感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二、美国人对共产党"第五纵队"的恐惧日益高涨,由此导致对持激进的自由主义观点的所谓"共产党同路人"越来越严厉的迫害;三、对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的搜捕与美国国内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搅在一起.尼克松作为一个在当时环境下成长起来并以反共主义起家的政治家,他的思想深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同时反过来也用他的行动推动了战后初期美国反共思潮的高涨.战后初期美国红色恐慌在尼克松内政外交观点中的表现,正体现出政治家和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孙中山在“国共纷争”中对右派势力的妥协

自孙中山作出国共两党合作的决策后,国民党内一班老党员“顿起怀疑”,“群起排斥”,挑起了反对国共合作的“纷争”。长期以来,史学界有种定论,即: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对右派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维护了国共合作。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史实,在此略陈管见。诚然,孙中山十分珍视由他和共产党建立的合作关系。他不能容忍党内的“老同志”公开反对他的联共决策,对他们提出的反共主张进行了多次严成的批评。他批驳了邓泽如、林直勉等人弹劾共产党的主张,指出他们攻击党章、党纲和组织法完全是“疑神疑     

中国共产党永远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驳布热津斯基《大失败》的谬论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写了一本“论述共产主义最后危机的书”,名曰《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此书在1989年4月由美国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和西方政界的青睐.这是一部为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服务,具有很大迷惑性的反共著作.全书分“前言”和“六大部分”,共24章,译成中文计21万字.作者在《大失败》一书中,抓住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一些弊病和共产党人工作上的某些失误,把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描画得一无是处.唯有在第四部分论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时,     

“四一二”政变前的庐山密谋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凡事都有个起因，都有一种先兆。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反共，也绝非偶然。远可追溯到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近则是1927年初在庐山的反共密谋。 盟兄盟弟聚庐山隐身仙人献诡计 1926年，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更日趋反动。11月9日，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并开始做积极的准备。为了进行反共策划，他首先从广州招来了盟弟戴季陶和亲信吴铁城。     

第三次反共摩擦事件研究中的两个疑问

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国民党制定新时期的建国方略和行动方针,并以之统一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的思想.不能简单地把它和第三次反共摩擦直接联系起来,以之作为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摩擦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在第三次反共摩擦中,国民党对共产党采取了政治招降和武装进攻的两手政策.由于国民党的根本目的是要中共交出军队和地盘,其对共政策最终陷入了政治解决不成、武力解决不能的尴尬境地.     

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由来

1920年 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张申府，介绍了上海的党建工作情况，并与他们商量党组织究竟采用什么名称为好。李大钊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已改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来叫社会党的也准备改称为共产党。”因此，还是叫共产党好，并征求了共产国际代表魏伦斯基的意见。 1920年 11月 7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由李达任主编的《共产党》月刊，公开举起了共产主义大旗。 1920年 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后来在印发《宣言》时，前面有一段说明：“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决定的。…     

“两双”、“口嘴”的意象图式

文章从隐喻的意象图式角度分析"两"与"双"、"口"与"嘴"在语言表达中的同现限制。"两"与"双"的字形不同,它们的意象图式也不同:"两"是平分图式,"双"是配偶图式;"两"、"双"词语在言语交际中的意义和用法也就不同:选择"两"的语境强调"分而为二、两相对立",在选择"双"的语境强调合二为一、配成一对。"口"与"嘴"隐喻投射到对事物域的认识当中,但是各有侧重:"N+口"强调的是"容器通往外界的地方","N+嘴"强调的是"容器中形状突出的部分"。     

《孟子》中“正”“长”“贤”“轻”“良”的形容词用法

通过对《孟子》中“正”、“长”、“贤”、“良”、“轻”5个形容词的语义和语法功能作较为细致的描写,试图从中寻找出《孟子》中不同的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共性与个性,并进一步提出问题,即这些共性与个性的历时和共时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从"思辩"经"实证"到"理解"——试比较三种类型的教育研究范式

教育研究大致经历了从哲学--思辩研究范式经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到人文--理解研究范式的历程.范式的转换不只是方法的更替,更是哲学理论背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研究过程等的变更和创新.本文以众多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尝试作多方面的比较.     

"吏"与"史"

很多同学容易将"吏"与"史"写混,今天和大家说说怎样区别这两个字. 先说"吏"字吧.在《新华字典》中,"吏"字解释为"旧时代的官员".大家想一想,旧时代的官员们不都戴着一顶官帽吗?在古代,什么身份的人戴什么样的帽子可有讲究了,在官场中这讲究可就更多、更复杂了."吏"字上的一横不正像是那一顶帽子吗?记住这一横,不仅能分清两个字,还把"吏"字的意思记住了,一举两得.     

"自我"的"印象"——析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

从史铁生的两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的文本出发,重点分析《务虚笔记》小说人物性格,从而通过文字表面的映像,来了解史铁生现实生活经历,发现史铁生最内里的“自我”与“印象”,阐述史铁生小说中的“质疑真实,推崇自我”的哲学思想,发掘文学与哲学的重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