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桢《史通评》编纂考

关于李维桢、郭孔延、《史通》三者之间的关系,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错误较多,不足尽据。李郭二人是各自撰写自己评论《史通》的著作的,并没有相约著书,不存在年轻的郭孔延为年长的李维桢续作评释的情况,相反倒是郭孔延写作在前,李维桢反在其后。郭孔延是依据李维桢提供的张之象校刻本《史通》修订其书的,并非没有见到张之象刻本。李维桢也应该是依据这一刻本来撰写其书的。二人著作的合刊本不是出自二人之手,而是出自第三者。     

论李维的史料方法

李维 (Livy)《建城以来史》 (Aburbecondita)的史料主要来源于他之前罗马年代记作家和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 (Polybius)的作品。在直接引用或者转述他们记载的同时 ,也围绕着写作目的对史料进行了改造。因此 ,他不但转载了他之前作家的叙述 ,还对罗马历史进行了合乎时代精神的重构。     

永恒与历变:李维《建城以来史》的历史观

罗马史家李维以其文辞晓畅、叙事宏富名动当时奥古斯都时代的文化圈,也因其《建城以来史》对古罗马历史无可比拟的史料价值而名垂后世。但是,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却称李维笔下的罗马一成不变——罗马独特的军政制度和典型的民族精神从罗马建立时起始终不变。经考察,《建城以来史》早期诸卷的历史叙事,为柯氏所诟病的元老院、军团制、占卜仪式其实都依随时代的变迁而多有变化。罗马人在不断吸纳各阶层、各民族的过程中形成,共和国与王政时代体现出一脉相承的联系,共和制度中各级官职、会议、法律随等级斗争的推进而不断完善等,都体现出李维视历史为生生不息的变化发展过程。实事求是地说,李维记述罗马崛起时的历史性与阐扬民族精神时的永恒性是并存的,罗马人的传统美德在李维心中具有永恒的价值。     

写作学应是一门大学科——也谈写作学的“学”、“术”之争

写作学究竟是学科还是术科,这一话题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一直为写作学界所津津乐道、争论不己.这既体现了写作学研究的深入,也反映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困惑.不管是学科,还是术科,写作学总归是一门研究写作的系统理论,这一点已为大多数写作研究者所认同.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术科”论者认为写作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技术学科,因而它的理论构成应为操作理论、技术理论,对其研究应以操作理论研究为主;“学科”论者则格外强调写作基本理论、元理论、“大技巧” 的研究,认为不如此则无法建立起写作学,也不会有正确的操作理论.由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史学形成的原因分析

16世纪后半期,随着历史学方法思考的深入,历史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发展,民族历史观的日益成熟,民族历史的写作提上了日程.但是,当时法国史学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民族历史写作的范式.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埃米利奥传入的,传统人文主义李维-布鲁尼民族史范式显然不适宜于法国思想家对民族史的要求.要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实现法国拉波佩利埃尔等学者提出的整体的社会文化史的历史新构想,必须将市民的历史转变为民族的历史,将城邦的历史转变为国家的历史,将表现城邦爱国主义和公民共和美德(vertu)的历史转变为表现民族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历史.16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历史学家的史学实践就是探索民族史写作新范式的发端,预示了未来历史编纂发展趋势.根据对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史学发展独特路径的探究,我们对法国文艺复兴史学对西方近现代史学的贡献做了相关探讨.     

课堂活动的教学指向(下)——对《亨利八世国王》课例的观察与思考

在课堂里,活动本身并不是目的,课堂的目的是学生学知识。《亨利八世国王》这堂历史课,写作活动只是一个课堂活动的推进器,它的真正目的在于掌握有关亨利八世的各种知识,并形成一种历史观点。表面上看,这个写作活动很完整,像一个真正的写作活动,但实际上,它的教学指向是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点。     

想像类 《铁铸的十字架》(7&8期)

授奖辞应该说,《铁铸的十字架》是智慧的,文章有深刻的灵魂,时刻渴望在历史和文明中寻求和解。这样的写作必定更多地关注被遗忘的历史和被遮蔽的生活真相,在一次次的探索中,在一次次的追问中,写作成了一种真切的思考,在历史与现在的焦虑之间寻求秘密通道。当然了,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唤醒更多的人能够珍惜生活,珍惜生命。而写作应该承担一种精神探索的责任,从这篇文章开始,我们需要明白写作的真正内涵。所以,《铁铸的十字架》开始初具一种意义。     

求真——历史写作的生命——兼论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历史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它的实用 ,特别是它对后世的教育和警示功能。历史写作必须坚持求真的原则 ,司马迁和希罗多德在历史写作中都贯彻了这一原则并为后世大多数史学家所遵循。歪曲史实是违反历史的写作原则的。日本在近代尤其是二战中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是不容否认的。日本这种歪曲历史的作法是值得忧虑的。     

格拉古改革

公元前二世纪三十年代至二十年代间,罗马共和国经历了两次改革运动。先后领导改革的是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弟兄。两次改革都从变法开始,以暴力斗争终局。在罗马历史上,格拉古改革是后期共和国绵互约一个世纪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开始,关系着共和国制度的存亡。在现存的古代文献中,以阿庇安《内战纪》和普鲁塔克格拉古兄弟两传对这两次改革记载较多。李维《罗马史》中有关部份,早在中古时期就已     

在反思历史中不断前进——孙绍振访谈录

问者：孙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您因为1981年发表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而被人们熟知。其实您的写作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在这其中,大部分时间文学都是与政治挂钩的,在个人写作上二者难免有些冲突。作为老一辈的文字工作者,巴金编了一本《随想录》表达自己在历史过程中的忏悔。您能不能回归一下自己写作的历史,谈谈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