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法结构与意象系统之迭合--以"多"、"二"、"一(0)"螺旋结构切入作考察

来自研究意象的学者，大都只注意到“个别意象”，而忽略了“整体意象”；即使有的注意及此，也仅提出“意象群”或“总意象”、“分意象”的说法，而无法梳理出“意象系统”来。本文有鉴于此，即以“个别意象”与“整体意象”为基础，试图借着由“层次逻辑”而形成之“章法结构”，将自“个别意象”逐层提升至“整体意象”的“意象系统”作一呈现，使深埋于意象与意象间的内在逻辑或“纽带”，得以开挖，显露出来，进而用“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作考察，以见“章法结构”与“意象系统”不可分之关系。     

唐诗"意象"探析

唐诗“意象”异彩纷呈。本文就“意象”的渊源,“意象”所表达的情感以及透过唐诗“意象”,去领略“意象”内涵、体会“意象”意蕴、欣赏“意象”之美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摹乐三至文"的音乐审美意象及审美境界

清人方扶南所谓“摹乐三至文”为我们提供了考察音乐审美意象的范本。以音乐审美意象理论为基础,考察“摹乐三至文”的意象类型和组合方式,在欣赏音乐方面体现出“有我”和“无我”不同的审美境界,本文认为韩、李二人较之白居易更接近“无我之境”,在欣赏音乐时也就更接近音乐的本质。     

"床前明月光"之"床"的意象体系阐释

对李白诗《静夜思》中“床”的解释主要有三种:睡床、坐具、井栏。“床前明月光”之“床”的意象体系阐释为:从《静夜思》一诗主题出发,对月、霜、床三个意象的分析,从意象体系的角度,认为将“床”释为“井栏”更合诗意。     

"镜"意象与中国文人的内省意识

“镜”之原型具有丰富且深厚的文化意味。从古代文学、哲学文本的角度透析“镜”这一意象的原型意义及其逻辑结构———人生、社会之“镜”,哲思、艺术之“镜”,其实质是内省意识。这一原型意义———“清、明、静”的意象源自质感极强的“止水”的性状。传统文化之“镜”是当代自我意识的思想资源。     

杜诗中的"花"意象

杜甫诗歌中经常出现“花”的意象。借助“花”意象表情达意、烘托氛围、寓含象征、营造意境，显示出诗人运用意象的精妙。同时，诗人的主观情感以及审美情趣也尽在其中。     

立"象"以尽意--魏晋审美意象论

魏晋审美意象论中，《文心雕龙》有关键的意义。《文心雕龙》引入哲学“言、象、意”理论作为中国审美意象论的哲学基础。提出“隐、秀”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意象创造的审美规范，总结出“赋、比、兴”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意象营造的基本途径。使中国审美意象论形成了完善成熟的体系，并且为审美意象论随后的扩展与深化建立了坚实的基点。     

论《二十四诗品》中的"幽人" 与《庄子》中的"真人"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的“幽人”意象和《庄子》中的“真人”意象相承一脉,且前者是对后者在诗歌品评领域的更加具体的阐发。这两个存在于两部经典中的人物意象,在从艺术创作中的意象思维,从道家思想的天人宇宙境界,从庄子所谓“游”之“游目”与“游心”两层次等的相关方面都存在着很强的可比性。通过这种比较,也能发现在以《庄子》为典范的中国道家美学中,人及其心灵作为主体,在追求美、建构美的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遮面“琵琶”玉阑干——唐宋词中的“阑干”意象

“阑干”是唐宋词中常用意象,词人巧妙地运用这一意象构筑出种种优美动人的意境。阑干与不同词语组合可呈现出不同的词境,如香艳之境与忧思之境。除了能够创造出多种词境外,“阑干”意象在词中还具有多种功能。如道具功能、依倚功能、屏障掩映功能。唐宋词人频频选择“阑干”意象表达情思的原因有三作为必不可少的装饰性场景;“词为艳科”的特质;作为人们心态变化的见证与记录者而存在。     

略论中国文艺中的“静”境象

“静”美是中国文艺的审美理想境界之一,在儒释道关于“静”之观念影响下,中国文艺中的“静”美乃是一种空寂之美、安宁之美、清幽之美,它与“淡”美关系密切,“静”境的构建与营造某种程度上即是“淡”美的重要体现,一为“冷淡”,即空寂;一为“恬淡”,即宁静。这决定了中国文艺“静”境主要有两种形态：“空寂”之境与“宁静”之境。“空寂”之境的意象主要以“寒江渔钓”为代表,“宁静”之境的意象主要以“归去来兮”为代表。中国文艺中的“静”境象,无论“空寂”之境还是“宁静”之境,亦无论与之相应的“寒江渔钓”意象还是“归去来兮”意象,皆于静中蕴藏着生命之旋律,充满生命灵动之气,彰显与铺展出一股生命之绵力。     

带着"重复"与"循环"归来——读余华《兄弟》

余华十年一剑出版长篇小说《兄弟》,与以往小说相比有着诸多变化。他所谓“强度叙事”,其实还是“重复”和“循环”两种叙事手段充分运用。结合新作和1990年代的长篇进行分析,解读余华长篇小说的一些变化以及新作中两种叙事手段的运用。     

从"立人"到"立国":鲁迅思想演变的文化诠释

“立人”与“立国”是鲁迅思想内核的双璧.鲁迅早期在以“立人”思想为核心的时候,强调的是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但并不排斥集体主义的“立国”,是通过“立人”而“立国”;经鲁迅自己不断地质疑,加上血淋淋的事实和如火如荼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启示,又由于鲁迅对马列主义新思想的摄入,鲁迅就逐渐转到“立国”上来了.此时他突出的是集体精神、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但对“革命”和“民众”又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关注“人”的建设与发展.     

“理想”和“梦”的差异－论无名氏的前期创作及其与时代主导文学的疏离

抗战时期无名氏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与其时人的主导文学由亲和到蔬离的过程,《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的“成功”,是他以一种“轻逸”姿态跃然于沉重的“时代写作”之上,确立其创作中的审美个人主义原则的开始,《北》和《塔》的意义在于,它使被严峻的时代压抑下去的个人性,浪漫性话语重新浮出了海面,它与“时代写作”的内在差异在于一种“梦”和“理想”的差异,由此无名氏进一步走向了与时代主导文学的倾向相异的个人化的写作方式。     

林语堂论"国民性"

早年的林语堂服膺钱玄同的意见,认为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进入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对国民性的看法有了较大的转变,虽然仍然采取批评的态度,但锋芒已不毕露,且多有赞赏。更重要的是,他对“国民性”认识的思维方式有了很大变化,即不是以“一元论”而是以辩证的态度进行理解。晚年,林语堂对于中国文化及其人格的欣赏往往大于批评,肯定往往大于否定,表现出复归的倾向。林语堂对“国民性”的认识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化乃至于人类文化的建设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第一,“和平”、“容忍”与“和谐”等内涵有助于世界“和平与对话”的主调。第二,“知足常乐”与“诗化人生”的人生观,对于冲破物质主义和金钱至上的迷雾,十分必要。第三,理想与梦幻、奇思与妙想、放逸与优雅,这些灵心对于克服当下过于现实的人生困境也是有益的。     

论许浑诗歌“气”的艺术风格

许浑是晚唐一位优秀而颇受争议的诗人,不少诗家认为他“气体卑弱”,实属不当。许浑诗歌无处不充满“气”,其中包含作者的人格情志之“气”、声律的抑扬顿挫之“气”、结构的缜密严谨之“气”、辞句的工整精切之“气”。     

《喧哗与骚动》与《无情的妖女》:互文性解读

《喧哗与骚动》是对济慈的《无情的妖女》的改写,它表现了福克纳的女性情结,显示出福克纳对女性爱慕与恐惧、怨恨、轻蔑相互交织的复杂矛盾的心理。在他心目中女人介于天使与妖女之间,女人是容易伤害男人的尤物。这种复杂的心态与他的家庭背景、他生活的文化环境、基督教传统观念以及他个人的生活遭遇有密切的关系。     

鲁迅的杂文与杂学

鲁迅,可谓"一代之杂家",杂家乃其本色,杂学乃其当行,其杂学的知识背景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杂文创作。其杂文的观念、杂文文体的多样化、及其杂文区别于他人杂文质素的"个人性",都与其丰赡的杂学学养紧密相关。杂学的志趣决定了鲁迅的文化气质,使得鲁迅成为有史以来杂文领域内创造这种文体的大宗师。     

忏悔的"贵族""贵族"的忏悔--再论瞿秋白《多余的话》

瞿秋白同志是20世纪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贵族革命家。他以毕生的革命实践演示了贵族革命的艰巨性,他在就义前写下的《多余的话》,充分表现了其作为贵族革命家的精神特征。求真的革命认同和历史批判意识是其"误会"与"多余"两大情结的精神基质,它雄辩地证明了秋白革命的纯洁性、深刻性和彻底性。     

幸福新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启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天才地发现了人同时是能动和受动的存在,这意味着人必须依靠自己的本质力量去追求、创造符合其内在尺度的对象或环境,这种符合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符合,人由此领悟自己的幸福.人的内在尺度与人的本质力量具有同一性,即内在尺度是有力量的尺度,本质力量是有尺度的力量.人的内在尺度与人的本质力量具有本体性、多样性、历史性、社会性、可遮蔽性.马克思的这种看法为人类指明了通向幸福的道路.     

叔本华的"人生痛苦论"与杰克·伦敦的矛盾必然性

杰克.伦敦是一名以矛盾思想而著名的美国自然主义及现实主义作家,其矛盾思想散见于其各个小说,本文试从叔本华的人生痛苦论来探讨《野性的呼唤》中杰克.伦敦对“超人”理想产生的矛盾心理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