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的转向——从微博热点事件看“微观政治”的影响

当前中国媒体中存在两种政治:传统主流媒体表达的"宏观政治"和以微博代表的网络自媒体表达的"微观政治"。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考察的对象是镶嵌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文化权力关系而非宏观的国家权力、政党权力、阶级权力等关系。微观政治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不涉及暴力,是一种微观政治意识和社会变革要求的文化批评,是一种相对平和的柔性政治。微博空间的微观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能影响宏观社会政治的走向,如释放社会压力、化解社会矛盾、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和职能转化等。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政府要认识到微博空间的微观政治对于宏观社会政治的合理和完善不乏补偏救弊作用,能对宏观政治的改良和进步起到平衡和牵制的作用。但微观政治的实行也必须是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在为社会整体性变革的斗争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     

“两会”报道与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以人民网2017年“两会”报道为例

主流媒体是党和国家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渠道。本文把主流媒体对"两会"的报道作为政府传播执政理念、推动改革发展、凝聚社会共识、引导社会舆论的思想政治工作,结合我国当前的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环境,在尊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探析如何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载体的优势,通过创新"两会"报道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活起来。     

自媒体“注意力”政治舆论功能极化与共识性改进

“注意力”政治舆论是政治舆论的常态。自媒体“注意力”政治舆论是网络政治舆论的组成部分,政治正确优先、政治道德内驱、政治情感营销、政治情绪渲泄、政治消费成瘾是自媒体“注意力”政治舆论的方式和表现。自媒体“注意力”政治舆论具有功能极化的典型特征。自媒体“注意力”政治舆论对公共权力进行“注意力”监督,公共权力对自媒体“注意力”政治舆论进行回应,使二者实现共赢。通过强化个体政治伦理、践行底线自由、技术善治等共识性改进,进而达到自媒体非理性“注意力”政治舆论回归理性“注意力”的目的。     

新媒体视角下政府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

所谓公共话语空间是指公民在国家政治权力之外,运用自身的话语权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讨论的活动空间。媒介的出现使得社会公共话语空间得到迅速发展,其为社会公共事务讨论提供了一个话语平台,且让社会大范围的公共对话与讨论成为现实。政府运用新媒体参与公共话语空间的特点首先,政府以及媒体的把关功能弱化。在媒介领域,所谓把关是指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媒体从业人员或其他组织会对信息进     

自媒体时代社会化媒体与个人“媒体”的互补互动

随着科学技术、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快以及人们的生活质量日益提高,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往的信息传播权仅仅由社会高等阶层的人们所掌握,现今的信息不仅可以由高等精英传播给社会大众,社会大众也可以进行信息的传播,自媒体时代到来。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媒体形式,它可以让社会大众都可以参与进来,发表自己对某个事件的观点或看法,这是一种社会化媒体和"个人媒体"的互补互动。本文通过对自媒体时代以及其中的社会化媒体和个人"媒体"的介绍,阐述自媒体时代社会化媒体与个人"媒体"之间的互补互动的重要性和改进措施,从而促进自媒体时代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稳步前进。     

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及实现途径

自媒体传播有其公共性内涵,当前自媒体传播已成为社会公共性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自媒体传播中尚存公共性缺失的现象,包括传播中存在大量不实信息、对公共事务关注不够、传播行为缺乏理性以及过度商业化所引发的公共性流失。基于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内涵,自媒体传播中的公共性实现途径包括培育自媒体用户的理性精神和公共精神、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自媒体平台的自律以及建立公共权力机关与自媒体场域的互动机制。     

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及实现途径简

自媒体传播有其公共性内涵,当前自媒体传播已成为社会公共性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自媒体传播中尚存公共性缺失的现象,包括传播中存在大量不实信息、对公共事务关注不够、传播行为缺乏理性以及过度商业化所引发的公共性流失。基于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内涵,自媒体传播中的公共性实现途径包括培育自媒体用户的理性精神和公共精神、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自媒体平台的自律以及建立公共权力机关与自媒体场域的互动机制。     

政治信任:政府危机传播中的“燃点控制器”——以“庆安枪案事件”为例的分析

本文基于对"社会燃烧理论"的要素关系框架进行新的补充,认为政治信任是政府危机爆发的燃点控制器,即政治信任高,危机爆发的燃点则越高;反之则越低。因此,可以通过改变政治信任的情况来调节危机事件爆发的"燃点",降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同时,本文以庆安事件政府危机传播为例,以政治信任的框架为理论视角,主要在以下三个层次讨论问题:通过量化的方法提出本案例中政治信任问题的表征;通过对微博文本进行分词与词频的统计分析论证这种信任不足的特性;从理论解释和现实路径两方面的矛盾出发提出自己对该案例中政府公共传播的看法与建议。     

西方“传统公共新闻运动”是超越现实的实验

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媒体所发起的传统公共新闻运动,由产生到最终走向终结的过程梳理和原因分析,为我国当前的新闻实践提供启示.论文认为,西方的传统公共新闻是一场超越现实的实验;"公共领域"与精英政治的矛盾、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淡漠以及媒体居间角色所导致的公信力下降是其走向终结的主要原因,但其着力于改造社会和提升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与追求值得肯定;开展公共新闻运动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而这些条件的获得需要多方面的配合与支持.     

“政治博客”的发展状况及其趋势分析

政治博客数量扩张,管理新难题层出不穷.政治博客发展将形成全新的公共政治领域;将发展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参与的重要新方式,促进政治传播的“个体化自媒体时代”趋势的到来,政治民主的公共精神将不断成熟.     

“独立媒体”真能独立吗

"独立媒体"的理念是西方新闻观的核心理念之一。所谓"独立媒体",是指在财政、经费、所有权上独立于政府和政党的私人媒体。西方新闻观认为,只有独立媒体才能免受政府和党派控制,保持"政治中立",成为"社会公器"。长期以来,"独立媒体"与"新闻自由"一样,是西方自我标榜的招牌和攻击他国的大棒。其实,自由竞争的市场法则使西方新闻业不可避免地走向垄断,所谓"独立媒体"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以新闻     

政治弱势心理的泛化与传媒对底层社会的引导策略研究——基于“东明事件”的实证分析

在当下中国社会,政治弱势心理呈现出泛化的态势,且成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心理动因.“东明事件”发生后,相关方的缄默使当地民众政治弱势心理加剧,笔者通过大样本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并通过SPSS统计软件分析,发现底层民众的政治弱势心理具有复杂的内涵.大众传媒的非理性报道以及民众对媒介的选择性使用对民众政治弱势心理的生成具有重要影响,公共事件中相关媒体的失语以及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是政治弱势心理产生和泛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大众传媒应构建信息安全保障网、提供利益表达的渠道并注意建构舆论和引导舆论,逐渐化解底层民众的政治弱势心理,为社会和谐承担相应的责任.     

“超级战舰”:西方政治人物的媒介互动模式及策略——以美奥巴马总统为例

所谓政治人物是指以政治为业,通过组织或加入政党、参与选举,以争取在政府中担任职务,积极投入政治活动或公共事务的人。借助媒体塑造出自己的形象,这是世界各国政治人物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奥巴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领导人,其媒体互动模式和策略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案例。本文通过分析、对比奥巴马竞选前后的媒体运用策略从而试图总结出其媒体运用模式,并从媒介的角度探索其成功的经验。     

论中国公共传媒的建构及作用

任何单一的传媒模式都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中国社会特有的体制之下,为了保障政府、公众、传媒三方利益平衡,必须建立起以公共传媒为核心的,由国家传媒、公共性传媒、商业性传媒并存的多元复合的传媒系统,唯有如此,才能维护社会的协调发展。不过公共传媒的内涵显得过于宽泛,要想充分张大公共传媒的职能,应当参照"民主化媒介系统"构想,将其具体划分为公共服务性媒体、公民媒体(第三部门媒体)、专业型媒体领域。     

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基本特征与现实挑战北大核心CSSCI

自媒体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技术力量深刻影响着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态。政治传播亦同时面临复杂而矛盾的新局面。当前,政治传播需要研究自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的规律,提高主流媒体的公共责任意识,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对话。     

电视公共论坛的“乌托邦”式构建——基于媒介批判理论

现有的关于电视公共论坛的研究将电视公共论坛的搭建描述为一个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治,政府公开政务信息,为两者牵线搭桥,达成政治协商的良好平台。而依据媒介批判理论,电视媒体理性思维的缺失和混乱、隐形的门槛以及"象征性暴力"让其并不具备"公共论坛"所必需的三大特性:理性、开放性、平等性。电视媒体公共论坛的构建只能沦为"乌托邦"式的虚幻愿景。     

时政新闻：“娱乐”一下又何妨？

政治新闻娱乐化的界定 信息社会中多源头的海量信息使得传统媒介对公共领域的单一建构功能已经开始消解,媒介正逐渐把受众构建为消费者.新闻也正从政治的、国家的世界演变为成了叙事的、个性化的天地,每个人都可以很自由地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当代政治新闻的功能不再只是政府传达指令的渠道,而更多的是其功能的延伸,主要是沟通和娱乐的功能得以启动、迅速发展.     

秩序修辞与协同:社交媒体语境下政府公共传播的逻辑重构与多元实践

政府公共传播是组织传播和媒介规范的交叉概念。作为推动民主社会进程的机制构成,政府公共传播是基于公共决策、信息接近和社会责任的最佳社会决策框架而建立的“公共话语系统”。社交媒体重构了政府公共传播的要素指涉语境,“秩序协同”成为我国政府公共传播话语实践的主导模式。通过运用语境重构方法对微信平台的政府公共传播多元话语主体生成的关键文本进行文本间语境重构分析,以检验政府公共传播各行动者在社交媒体的策略实践能力。研究发现,在重大公共事件传播中,官方机构以“权威发布”的强话语文本建构公共传播“主调”,并通过机构间文本互文和修辞维持话语秩序。媒体文本对政府文本,尤其是关键文本高度依赖并将“协作修辞”作为其主要话语策略,此外,公众参与政府公共传播的话语空间仍然有限。据此,本文提出了我国政府公共传播的“协同责任”媒介规范理论,主张社会责任论与公民参与相结合的责任协同范式。     

现代治理视域下的当代政府传播刍议

政治传播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与政治同时诞生。在论述政治与传播的关系上,传播学者邵培仁认为"政治即是传播",传播是政治的控制器,政治是传播的主神经。其中,政府传播作为政治传播的主要形式,对政权稳定、文化传承和社会认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政府传播的语境已由"革命语境"、"改革语境"走入"治理语境";在民主意见表达借助信息化和新媒体技术在公共管理和公共决策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彰显的形势下,认真研究政府传播如何坚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党性和人民性统一"显得尤为重要。     

乡村传播基础结构、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政府与乡村居民间的距离”研究报告之二

本文是基于"政府与乡村居民间的距离"课题所做的实证研究。在对中国中西部五省份的基层政府和农村政治信息获取情况的调查基础上,研究了调查地区基层政府和农村社区的传播基础架构对乡村居民的政治信任、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认为,乡村居民对政府信任度的层级差异影响到了对于基层政府政务绩效的认同和满意度。本文通过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验证了政治信任因子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的负相关关系,并提出增强乡村居民对基层政府信任、鼓励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在于发动年轻群体、完善基层组织,以及建构高参与度的农村社区信息传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