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湘淮集团的政争谈胜保死因

清季咸同年间,在剿抚捻军问题上,朝廷内部意见不一,遂发生纷争。兵部侍郎胜保、安徽巡抚翁同书、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等人认为捻军势力甚大,应派人前去安抚,使其为朝廷所用。而曾国藩、李续宜、严树森等人皆认为捻军势力猖狂,多次与湘军发生冲突。实匪祸之心永驻,不能安抚,只有用兵剿灭,方能解除后患。胜保等人与湘淮集团发生分歧,争执甚是激烈。而此时湘淮集团实力如日方中,终使胜保于同治元年冬被革职逮问,次年秋赐令自尽。     

略论太平天国时期清廷对湘系集团的抑制政策

湘系集团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起家。其重要代表人物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久居要职，对当时政局影响很大．清廷虽多方抑制却难以收到自己所期望的效果，汉族地主官僚开始在晚清政局中占据优势，客观上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     

浅析京口集团与刘宋政权的关系

南朝刘宋政权的建立者刘裕凭借非凡的武略和胆识,在东晋末年纷乱的政局背景下,依靠其亲手重振的京口集团力量,通过一系列征伐活动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抢占了非常有利的政治地位,以致最后移鼎称尊、覆晋建宋,成就易代大业。随着刘宋政权的建立,京口集团的势力也发展到了顶峰。然而“月满则亏”,入宋以后,由于多种因素,京口集团的力量开始遭到削弱,该集团政治地位逐渐衰落。直到南朝齐梁之际,京口集团最终走到了历史尽头,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     

传统士绅集团的分化与晚清政权根基的瓦解

士绅集团在传统社会中具有鲜明的特性、独特的地位和重要的作用。他们作为君权政治体系支持者、官僚系统输入者、地方政务协助者和基层稳定维护者,是专制王权体系的中坚力量。然而,面对晚清"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士绅集团走向分化。他们由"旧绅"变为"新绅",由士绅变为权绅,由缙绅变为绅商,由乡绅变为城绅,由"明绅"变为"劣绅",最终蜕变为反对专制王权的强大力量,挖空了王权政治的统治根基。     

略论"曾氏集团"形成的背景及历史地位

曾氏集团作为晚清特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种因素交汇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特别是作为一个势力集团,对晚清中国各层面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文章将曾氏集团作为一个整体,主要从文化、政治角度阐述其形成的原因,以揭示其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地位,从而更好理解这一历史现象。     

分利集团对近代湖南灾荒时期粮食价格的影响(上)

“岁有凶禳,故谷有贵贱”,每逢灾荒,粮食减产或绝收,粮价上扬,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但粮价上扬除了灾荒造成粮食短缺这一自然条件外,分利集团利己的、不合理的分利活动,引发或加剧了灾荒时期的“粮荒”,是湖南灾荒时期粮价上扬的最根本的原因。     

关陇集团与贞观时期文学的条件预设——一个观念史角度的考察

自西魏至隋,关陇文化的发展,历经了朝代和制度的变迁.时至贞观时期,留下了颇为丰赡的文学遗产,这自是贞观时期文学不可逾越的先决条件.从观念史角度做历时性考察,能够发现文学发展的走向深受关陇集团重事功、积极进取观念的影响.观念的延续性与渗透性也都在关陇集团自身的作为中找到例证.也正是观念的潜在影响,为贞观时期的文学预设了条件,规定了贞观时期文学的起点.     

浅析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差异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转型期利益的分化与整合,使利益集团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由于实力的不同,我国的利益集团分为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在现实生活中,二者的政治参与行为存在巨大的差异。本文试从二者政治参与差异的不同表现,形成差异的原因以及消除差异的对策入手,来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职教集团的基本功能和内涵发展指标

针对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存在的产教融合浅表化、政府作用抽象化、组织性质模糊化、组织形式松散化以及个别集团组织活动非法化等问题,采用实地走访、文献研究与行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和分析了职教集团应具备的聚集职教资源、开发职教资源、配置职教资源以及资源利用评价等基本功能,提出以成员单位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提升集团内聚性、以社会贡献提升集团的外张力,以制度化建设提升集团活动的合法性。最后,归纳出评判职教集团办学内涵发展水平的若干条判断依据。     

集团客户行业应用拓展的策略研究和措施建议

集团客户发展提速,行业应用拓展的需求也随之膨胀。本文主要通对有潜力的集团行业客户做市场拓展调研,吸取相关运营商成功拓展推广的经验,结合本公司现有的资源和市场提出一套适合本企业的行业解决方法(其中以行业信息化为重点),以促进本公司的行业业务发展。     

晚清新政时期中央与各省关系初探

晚清新政，包括洋务新政、甲午新政、20世纪初年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四个互相联系而叉逐步递进的过程。在晚清新政的过程中，清政府最初以下放给督抚事权的方式推进改革，最后又力图通过集权来加强中央权威。所以，晚清新政的历史，就是中央与各省不断调整关系的历史，也是中央权力与各省权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还是晚清中央集权体制不断衰弱的历史。总结这一历史，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将是十分有益的。     

试析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晚期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冲突逐步深入,地方财权从太平天国时期不断的扩大,而清廷也不甘丧失财权统一,与地方进行了争权斗争。最终,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税费上的划分。     

资治良鉴 教化壶范——读清同治版《房县志》

清朝同治版本《房县志》，由知县杨延烈领衔纂修。该志遵循“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约而不漏，赅而不杂，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房县自唐虞三代至清同治四年的4000多年历史，实现了志书“张驰政治，以彰教化”的功能。     

清末地方与国家的裂变：以1907年芜湖万顷湖民变为例

1907年,芜湖万顷湖发生千余湖民暴动,以国家上层官僚和地方官绅为主体的两大集团进行博弈,最后该事件以摘取县令顶戴、田租减半的方式得到相对妥善处理。透过这起民变事件可以看出,在清末国家统治中,国家与地方之间潜存着权力与利益的结构性裂变,而清末＂新政＂则加剧了这种裂变危机。     

晚清地方外交官员的薪俸问题

地方外交官的薪俸问题对地方外交官队伍建设与地方外交的现状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除交涉使具有俸禄和养廉外,洋务局、交涉局等机构的主要官员只有薪水和（或）津贴。交涉使的俸禄和养廉比照正三品官职拟定,其他官员的薪水等由各省根据本省外交和财政状况自定。由于清政府未制定统一的标准,各省筹措此项费用的渠道、数额等差别较大。这种差别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省外交的繁简程度。总体看,地方外交官的收入是比较丰厚的,这给地方外交官队伍建设和地方外交带来了正负双=面的影响。各省自主筹措和决定地方外交官员的薪水、津贴等,反映出晚清地方外交行政体制的混乱局面。     

晚清新政的困境--以官制改革为中心

1901-1911年清政府的官制改革,是近代以来清政府为顺应时代发展而进行改革的一个主要部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挽救其自身的统治危机.但由于清政府未能积极有效地处理这些困难,因此官制改革虽然改变了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格局,但无法达到既定目的,没有解救自己,也没有借官制改革为新政建设创造条件.     

清末浙江地方新政筹款

清末,为筹办各项地方“新政”,广泛的筹款活动在各地普遍展开。由于其征收来源复杂多样,征收主体极为分散,在为地方新政开辟了财源的同时,它也开启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的契机。浙江省在这一时期的筹款围绕着教育、警政事业,收入来源以各类地方认捐为主,兼及各类官方补助,直至清代结束,也未形成一完整的收支规范,对这一活动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更具体的、地域性的角度审视清末新政改革下地方各利益群体的冲突格局。也部分地解释了晚清“民变”迭起的深层社会原因。     

总理衙门与清末社会的近代化

总理衙门是在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潮流中设立的,是西方科技、文化思潮传播的结果,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属于世界近代化的一部分。它成立之后,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华民族蒙受了耻辱。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却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略论咸同时期清政府的道德教化政策

清咸同年间,因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遍及全国,清王朝危机四伏。为维持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统治者极力推行道德教化政策,这主要包括有:强化传统忠孝观念;反复重申宣讲《圣谕广训》,推行乡约教育;查禁小说传奇,厉行文化专制等。通过这些政策,清政府加强了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为“同治中兴”的政治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但这些政策已不适应近代化的历史潮流,也就无法挽救清朝衰颓的大趋势。     

《盛京时报》与清末东三省官制改革

1907年4月，清廷下诏改革东三省官制，日本政府因其自身利益的需要在此问题上采取支持的态度，由此决定了代表日本官方立场的舆论机关——《盛京时报》的宣传取向，《盛京时报》及时地对东三省官制改革予以报道和评论，并提出了若干改革措施，如任官不分满汉，取消满人政治特权，整顿吏治，发挥地方绅士作用等，从而对东三省改制起到了舆论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