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人集会文学影响差异及原因分析——以贵族沙龙和幕府宴饮为例

文人集会是一种普遍现象,在中国表现为宴饮,在西方表现为沙龙。宴饮与沙龙作为文人集会融汇了众多文学因素与非文学因素,而最能代表这一特性的要数幕府宴饮与贵族沙龙,二者还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其差异也是巨大的——幕府宴饮的文学更具思想内涵,主要是一种壮志未酬的苦闷,通过思乡、隐逸之情表现出来。本文即主要以贵族沙龙和幕府宴饮的差异为研究范围,分析其形成原因。这一差异的存在主要由两种集会中文人的心态不一所致,宴饮中文人的目的是入朝为官,与主人的期待有一定冲突,而沙龙中文人的目的与主人的期待在重视文学本身这一基础上达成了一致。究其根本原因,宴饮文人的心态是由其“士”这一文化身份所决定的,“士”传统的影响与文人对这一传统的集体自觉,是贵族沙龙文人所没有的;贵族沙龙文人的身份以文学家为主,但总体上其身份的选择是个体性的,并没有中国文人那样的自觉性与一致性。     

略论宋祁及其词

宋祁是宋初文坛一位风流蕴藉而又才华横溢的文人,在社会环境的温床中,他无拘自己的才性,追求宴饮享乐,表现出追慕盛唐文人豪迈潇洒的一面.在词的创作中,他突出了写物与写心的结合,闺思与艳情的展露,宣扬了"乐"的文学主题.     

邺下文人心态

曹操占领邺城后,众多文人悉聚,文学精华荟萃。他们游园宴饮,吟诗作赋,切磋唱和,创造了文学史上一个创作高峰。由于环境的改变,地位的升迁,文人们的心态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对主人曹操持感激、赞美态度;慨叹生命易逝,希望及早建功立业;环境的安定富足,使文人们优游闲适;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又使他们心怀幽怨。     

建安文人文学活动与诗赋价值观的凸现

建安时期，诗赋等文学作品在其文人立言价值观中的地位、价值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凸现。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动因之一就是文人的文学活动。其表现为：文人创作日益生活化、普遍化，并成为文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进行了有意的文学品评活动；文人在文学活动中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才能．其通常被时人、后人以文学家的身份来对待、看待；文人的文学活动的文学性较以前大为增强。     

从林译小说看晚清文人的文化心态

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封建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此时的文人大致有激进的、保守的和折衷的三种文化心态;而这三种文化心态又往往以互相渗透的形式体现在晚清文人的文化心态中,决定了晚清文学的面貌。翻译文学是这个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而其中尤以林译小说最具代表性,林纾的翻译活动同时表现了晚清文人在变革和保守之间游弋的文化心态。     

从“西园之游”到“兰亭雅集”

西园之游是文学史上文人宴集活动的滥觞;兰事雅集则是文人游宴活动的顶峰,也作为文人集会的佳话流传至今。从这些游宴活动本身和其闻留下的游宴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文学逐渐走向自觉的过程。本文从文人身份的转变、文人文学观念的变迁以及文人抒情方式的理性化过程探讨魏晋文学发展的轨迹。     

游宴生活与南朝文人的自然审美

南朝时期,文人交游与集会宴饮十分频繁,诗文写作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在此风潮的影响下,文学书写的题材日渐丰富,越来越多的自然物成为审美和诗文摹写的对象。游宴促进了自然审美的自觉和唯美化,而游宴集会的公私之别又使自然审美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可以说,游宴生活对南朝文人的自然审美对象、审美风格、艺术表现技巧都起着重要作用。     

汉魏之际“文人”身份冲突及其文学表征

汉魏之际,知识阶层处于"士大夫"与"文人"两种身份的激烈冲突之中,这种冲突所导致的心理焦虑对此期文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士大夫"是知识阶层的基本身份,自西汉武帝以来主要由儒生、儒生出身的官僚以及文吏所承当,东汉后期形成了诸多官僚家族与经学世家二者合一的高门显族。"文人"身份主要由所谓"辞赋之士"、"文章之士"承担,西汉时期主要被帝王宗室所豢养,东汉中期以后这一身份蔓延开来,社会中多有在经学之外还致力于辞赋、歌诗等文章写作以及绘画、书法、音乐创作者,张衡、班固、傅毅、蔡邕是其代表。作为"文人",他们放不下"士大夫"建功立业、做帝王师的恒久志向;作为"士大夫",他们又时时陶醉于雕章琢句、抒情言志的愉悦之中。因此,"士大夫"的"通经致用"、"以天下为己任"与"文人"抒写个人情趣的"美丽之文"成为两种对立的选择,他们的诗文也就成了这一双重身份及其内在冲突的话语表征。     

《豳风·七月》作者身份考

关于《豳风·七月》的作者身份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分析旧说被质疑之处,结合《七月》中描述的各种物候、农业生产情况及上层贵族祭祀、宴饮的场面,可知作者熟悉两个阶层成员的生活,加之古有采诗、献诗制度,献诗的为公卿至列士阶层,且西周教育制度是"学在官府",《七月》既是一篇颇具文学艺术特色的诗歌,没有一定文艺素养的人是创作不出来的,可知作者身处贵族阶级,并接受过文化教育,综合这些条件可推测,《豳风·七月》的作者很有可能是官职不高的士这一阶层的农官。     

中国古代文人"怀才不遇"情结的历史文化成因

"咏怀诗"是中国古代文人诗的主流,文人们咏叹更多的是"怀才不遇"的悲郁.究其原因,这一生存心态、文化情结的生成,既渊源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历史结构,也肇端于士文化特定的价值指向及士阶层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植根于士文化与官文化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及价值归依.     

元末明初松江文学综论

元末明初的松江文学是一种以地域为界而又极具文化个性的文学现象。此地的文人群体是由松江本籍文人和流寓至松江的外籍文人构成,他们在创作上体现出较为一致的特征：诗人感情的率直真实;诗学取向上的崇尚盛唐,内容上多为吟咏山水、写照社会、宴饮唱和。其发展与社会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而元明之际的松江文学对明代文学亦有着重要影响。     

乍得兴酣如意舞,谁令驱使不留行——评朱丽霞《明清之际文人游幕与文学生态》

叶绍本《兼山堂诗序》云：“自古诗人多出幕僚。”文人游幕是历朝都存在的文化现象,分别在战国、唐代、清代达到三次高潮。而战国乃文学的非自觉时期,游士活动尽管对其时文学产生影响,但很难作为文学专题进行学术研究。唐代,文人游幕极为普遍,亦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戴伟华先生《唐代幕府与文学》（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即最早对文人游幕问题进行细致和深入研究的重要成果。而与幕府密切关联的明代中后期文学及清代文学的发展则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     

中晚唐分司东都文人的心态及生活情趣

中晚唐时期,分司东都文人数量不断增多,他们的心态呈现出渴望重返长安和希冀避祸全身、长久恬淡退隐几种不同的情形.大和以后,后两种心态占据主导地位,文人们在洛阳期间往往频繁地游赏园林及自然景观,欣赏歌舞,宴饮唱和,充满了闲适情趣,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交往,并促进了洛阳诗歌创作的繁荣.     

宋代旅桂文人送别诗研究

宋代旅桂文人在广西所作的送别诗,按照被送者的目的地来分,主要有两种情况。而基于送别的情境不同,从诗人的心态到其所创作的诗作内容以至写作模式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总体而言,宋代旅桂文人送别诗的特点是注重写实和对事件的叙述,基于这一特点,其诗作中所表现的地域文化色彩相对较淡,与唐代广西的送别诗差别较大。     

浅谈曹丕的游宴诗

建安时期的诗歌作品中,有许多游宴诗,即建安诗人以宴饮、游玩为题材,表现他们在宴饮、游玩中“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诗歌,是建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文人、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曹丕是建安中、后期的代表作家,是建安时期邺下文人交游活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生活在安定的环境里,     

中国文人的悲歌心态——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出处主题试探

文学是历史之光的心灵折射。中国古代文学缘其前期以正统的雅文学(诗文歌赋)为主,基本上表现的是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情趣心态。出仕还是隐处,不仅是政治态度、哲学观念、审美取向及行为方式,也是每个文人仕子终其一生的价值选择。因而,分析众多创作主体不同的人生经历与创作实际时,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就是对整个古代文人以出处咏叹作主题的创作的宏观把握。限于篇幅与题目,本文以考察唐以前的文学现象及文人心态为主。     

政治学视角下宋元戏曲文学仕婚观差异探源

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了宋元戏曲文学仕婚观的差异及其政治价值取向。在宋代戏曲文学中文人的选择是仕高于婚,婚姻带有较为明显的功利色彩;而在元代戏曲文学中文人的仕婚选择是婚高于仕,婚姻具有较为明显的纯感情色彩。而产生这两种不同的仕婚选择是由于宋元两朝特定的政治生存环境、文人各异的政治心态以及不同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孔融不应归入建安七子之列

一个文学团体或流派,不论是其自发形成的,还是自觉建立的,也不论它有无明确的组织、纲领、口号,其成员的政治态度、文学主张与创作风格应该是基本相同、相近、相似或相通的,如果某人在以上这些方面与此团体的其他多数成员有较大的差异,又没有参与这一团体的文学活动,我们就不能认为他属于这一文学团体或流派.孔融正是这样一种情况.他的政治态度与建安六子有较大差异,在文学创作方面与建安六子有所区别,并且他没有参加建安文人集团的活动.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孔融不应列入建安七子之列.     

一种被遗忘的论学传统——以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的学术思路为例

海外汉学的研究思路在中国学术界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其弊端也引起许多学者的反思和对话.其中既有平心静气的讨论,也有毫不留情的指正.其背后的分歧恐怕不在于双方的心态,而在于如何理解中国问题的自身逻辑的分歧.这具体到文学史研究的问题上,除了需要同样考虑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所警惕的理论过度阐释经验的问题之外,还必须强调文学与思想、文学与哲学对话的可能以及限度.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木山英雄的论文集<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的学术思路以及写作方式,具有很强的"文人性",实际上承继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曾经存在的文人论学的传统;实际上可以将其归属于周作人谈文章史、废名讲新诗史这样一种文人论学的潜在传统在异域的延伸和创变.木山英雄的文章难读,不是因为他语言的曲折缠绕,而是来源于他思维的绵密.同时,木山英雄在写作的时候,又一定体验到了他作为学者与阅读者两种不同身份对于学术写作所产生的多层意义,这也无意中加深了其文章的难懂程度.在当下学术界看重西方理论的背景下,这样一种文人论学的传统是被遗忘的,或者说是被有意压抑的.今天把这样的一种传统重新发挥出来,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何谓理论"的多元理解.     

晚明文学社群的交流与传播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征集与出版社稿是晚明文学社群重要的交流方式之一,对文学具有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社群为文人从事文学活动提供了交流平台,成为社群文人相互交流的媒介;社稿刊载社群文人作品,成为社群文人竞相阅读的对象。文学社群既以社集汇文,又以社稿慧人,从而扩大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实现了作者与读者的一体化,其影响力甚至波及"海外"。大规模的社稿社集交流活动,促进了读者身份的转变,扩大了阅读群体。文学社群对文学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影响文学发展的因素而言具有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