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出奇趣——剥体诗趣话

“剥体诗”是将前人的诗歌或更改词语或颠倒句序,使其另立他意的一种诗体,大都以别开生面的幽默调侃或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传世。古往今来,“剥体诗”不胜枚举。这些移花接木的奇诗,颇能显出作者的匠心。中唐诗人李涉有一年暮春到镇江郊外登山,途经鹤林寺,有缘同寺中高僧谈禅悟道,愁闷的心情豁然开朗,遂欣然题诗一首:“终日昏昏睡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元代名士莫子山有一次外出,遇一古寺,满以为也可以像李涉那样碰到一位能以清凉智慧洗濯俗尘的高僧,想不到该寺住持竟是个铜臭熏人的庸僧。莫子山几欲夺路而…     

剥体诗趣话

“剥体诗”是将前人的诗歌或更改词语或颠倒句序．使其另立他意的一种诗体,以别开生面的调侃或人木三分的讽刺为特色。这些移花接木的奇诗,颇能彰显改者的匠心。     

改句剥体，横生妙趣

诗文最忌模式化和套用他人的词句,但也有例外。有人有意将一些名诗改动少量词语,从原诗中剥离出来,这就是改句,改出来的诗就叫剥体诗,也称剥皮诗、拟古诗。     

回文诗释义

在中国诗歌发展流变中,正统诗体之外,别有杂体诗旁逸斜出潜滋暗长,称作杂体诗,如离合诗、回文诗、辘轳诗等。"下面就专给大家谈谈杂体诗中的回文诗。     

《九家集注杜诗》“吴体”考

对于杜诗中"吴体"的内涵,一千多年来一直未有定谳。通过对《九家集注杜诗》中标注"吴体"的四首诗的格律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吴体诗"是一种平仄相对自由,即允许失粘、失对存在的律诗。它的平仄、用韵、粘对、拗救、对仗、字句等,与律诗相同。"吴体诗"与"拗体诗"无关。两者的区别是:"吴体诗"的失对、失粘,并不需要用任何平仄来进行补救。而"拗体诗"是有"拗"有"救"的律诗,它在律诗规范的范围之内。"吴体诗"来源于吴地"俚俗"之诗,杜甫推而广之。北宋晚期赵次公尚能准确分析,清代仇兆鳌、黄生已不能正确解读。     

来自生命深处的提醒

日常生活中常有关乎生命和灵魂的提醒:或惊心动魄,或当头棒喝,或柔风细雨.当伤感的心情碎片烦扰学生葱郁的年华,当学生无法独自"梳理"那些逻辑不通的事儿的脉络,适时适当的提醒,就像剥洋葱一般,剥一层,亮一层,直至亮晶晶的阳光触及学生内心的里层.虽然高峰体验会过去,灵感会消失,生命还会被日常生活所牵绊,但学生的生命从此一定有所不同.     

古小说的文化阐释与叙事阐释

中国文言小说,由于产生远远早于白话通俗小说,类似于唐诗中与近体诗(或曰今体诗)相对的古体诗,故而学者常称为"古小说"或"古体小说".古小说体制或单篇或丛集,语体为文言,就其具体文体而言,则有志怪、志人、杂事、单篇杂传、传奇等体.明清章回小说中也有纯以文言写成的,但习惯上把它们归为通俗小说.     

注释中国古典文献的日本汉籍抄物——以日本内阁文库藏天文五年写本"三体詩幻雲抄"为例

日本室町时代的汉籍抄物不仅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日语语言资料,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献的日本注释资料。其中囊括众多日本学者"三体诗"注释学说的"三体詩幻雲抄"是现存"三体诗"抄物中首屈一指的精品。该抄物中卷首绝句《華清宮》的注释可以作为研究该类问题的个案。经与原注比较,可以得出:该抄物注释内容广泛,尤其侧重对于诗句或诗文的意义以及事或物的注释;注释对象涵盖原典中全部要点,着重注释原文并同时关注原注;注释时大量引用其他中国文献,其中包括以唐人诗文居多的单篇类和以宋人撰著居多的著作类。因此,该抄物具有与原注不同的注释角度与方式,能够为学界更深入细致、更多角度地诠释"三体诗"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两首桃花诗赏析

《大林寺桃花》是一首纪游诗，作于元和十二年（817）初夏，当时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上，作者于元和十年（915）被贬为江州司马，心情一度跌入低谷。从诗的第三句“长恨春归无觅处”可知，诗人登山之前，正为春光的消逝而伤感、失望。因此，首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写诗人登山时已届孟夏，寺外大地上的芳菲已经落尽，不免令人心生伤春之情。但次句“山寺桃花始盛开”令人眼前突然一亮——诗人在高山古寺中看到了一片刚刚盛开的桃花。     

《金瓶梅》中的永福寺

永福寺是《金瓶梅》中重点写及的一座寺庙,关于永福寺的来历,小说里存在着两种矛盾的说法.文章认为,永福寺作为周守备家香火院的说法更为合理,永福寺来历问题上的矛盾可能与"陋儒补以入刻"有关.另外,小说对永福寺与世俗社会的密切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在客观上反映出晚明时期佛教呈现堕落的趋势.     

梁代宫体诗兴盛的根由

梁代宫体诗,是六朝以来思想不断开放,中国诗学不断演进,文学创作朝着自觉道路迈进的产物.在梁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所倡导的美学主张影响下,梁代宫体诗,脱离了儒家政治与道德功用观念的约束,成为具有美感型文学的独立地位和独立价值的一种真正自觉的文学.这正是梁代宫体诗繁盛的根由.     

梁代宫体诗兴盛的根由

梁代宫体诗,是六朝以来思想不断开放,中国诗学不断演进,文学创作朝着自觉道路迈进的产物.在梁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所倡导的美学主张影响下,梁代宫体诗,脱离了儒家政治与道德功用观念的约束,成为具有美感型文学的独立地位和独立价值的一种真正自觉的文学.这正是梁代宫体诗繁盛的根由.     

三顾“母亲”笔耕不辍——《剥豆》习作训练思考

《剥豆》是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的一篇选读课文。作者毕淑敏细腻的笔触道出了一位母亲在与儿子剥豆过程中瞻前顾后、小心翼翼的复杂心理。一次剥豆"剥"出了一位慈祥的母亲,"剥"出了一位敢于挑战的儿子,还"剥"出了一句句笔触细腻的描写手法,让人忍不住一读再读。在备课过程中,我让学生通过浏览全文找到了描写母亲"瞻前顾后"的心理段落,并通过析文找词,寻探而入,让学生感受母亲的矛盾心理,通过母     

敦煌唐宋时期的"助供"

唐代敦煌寺院中的僧人为僧、尼等赠送物品所用词汇多用"助供"、"助"(吐蕃占领时期);而五代、宋时期不见用或少用,但这类形式依然存在于寺院和民间,形成一种民俗活动,展现了唐宋时期敦煌寺院内外的一些赠纳习俗和互助活动.     

非法新宗教：新农村建设需正视的问题——湖南省衡阳市“三元寺”调研

"三元寺"是一种农村非法新兴宗教,它有不同于传统宗教的宗教教义、教规和组织形式,并进行了不同于传统宗教的宗教活动.社会转型时期农民群众信仰缺失,基层政权薄弱,管理出现"真空"是"三元寺"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条件."祛病健身保平安"的说教,是"三元寺"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手段.扶贫济困,积善行德是"三元寺"取信于民的群众基础.必须在充分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三元寺"的有关问题严格依法进行妥善处理.     

登山有路导为径 从善乐登任我行

佐藤学教授根据教学内容和学习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登山型"的教学主张。在登山过程中,虽然目标是山峰,但登山的路径可以是多元的。教学的价值在于让学习者以自己的方法、速度"登山"并激发"登山"所带来的体验与乐趣,实现在体验中启迪思考、在对话实践中走向自我完善。这无疑与思想品德教学方向是吻合的。何锋同志受"登山型"教学思想的启发和指导,大胆创意、奇思妙想,通过远景、起步、近观、鸟瞰四个教学环节,搭设学生情感体验和素养提升的平台,享受"登山"学习所带来的情感满足和智慧生成的喜悦,无意中也带领读者领略了一番教学的至境奇观。     

论朱熹《诗集传》中的“兴”

朱熹<诗集传>中的兴体诗是指诗中由兴体与本体所构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组句群,兴是指兴句与应句之闻的虚实感应.兴体诗的这种特性使之与比、赋划界;取义的兴体现为重迭、交叉、转合、反对四种感通模式,不取义的兴体现为上下文的语辞相应;兴的感应性特征还体现在释兴时所采用的对称呼应的句式与语辞上.<诗集传>中兴的感应性特征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从而不断遭到非议与"修正".     

“登山型”教师专业成长路径

<正>日本学者佐藤学先生在研究教育与学习关系时,提出了"登山型"教学的主张。他认为,学习是一种走向自我完善的对话性实践活动,并非以效率和竞争为目的。他主张设计"登山型"课程,把主题单元类比为"山",设计多种登山路线,即学习途径让学习者选择。学习者根据自己的方法和速度登山,"虽然目标是到达峰顶,但其真正的价值在于登山本身的体验及快乐"。如此,学习成为一种富有主动性、合作性、探究性、反思性品质的实践活动。"登山型"教学主张同样适用于教师的专业成长。作为承担教书育人重     

民乐童子寺寺名探解

民乐童子寺原有其名,"洞子寺"、"石洞寺"只是民间的俗称而已。"童子寺"的命名,一说为建在童子坝河边而得名,山西太原龙山也有一童子寺,两个童子寺命名的渊源应该是一样的,因此此说站不住脚,基本可以排除;另一说为民间传闻,所谓神童隐居此处开窟造像而得名,这是根据"童子寺"的寺名而附会、编造出来的,不足为"童子寺"命名的证据。应该从佛教经典或佛教故事中去寻求"童子寺"命名的真相。童子寺或因佛教经典《童子经》而得名,或因佛教西方净土宗化生童子而得名。山西太原龙山童子寺的得名,也应该与此相关。民乐童子寺命名的真相,很可能就覆盖在最下面一层即第五层的壁画之中。     

直面风雨

曾经有人因为有几个大学生登山迷途丧生而访问某位登山专家.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在半山腰,突然遇到大雨,应该怎么办?"登山专家说:"你应该向山顶走.""为什么不往山下跑?山顶风雨不是更大吗?""往山顶走,固然风雨可能更大.却不足以威胁你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