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与道德认识论

人们通常将“伦理”与“道德”、“伦理关系”与“道德关系”作为等同的范畴来理解和使用,本文则从六个方面指出它们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同时以西方哲学传统为线索,讨论了“道德”与“认识”的关系。文章最后指出,道德认识论以作为道德认识客体的伦理和伦理关系如何转化、过渡为作为道德认识结果的道德和道德关系及其与认识的相互关系为反思内容。     

科技行为选择的伦理本质

科技进步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道德问题已为世人瞩目,深入开展对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之间关系的研究,明确科技行为选择的伦理本质,既是科技实践深入发展过程中向科学家们提出的道德要求,也是规范科学家科技行为选择的道德评价基础。目前,在“科技价值中性论”、“科技作用分别论”等科技伦理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认真研究科技行为选择的责任伦理,对科学家们所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给予明确的责任定位,是现代社会科技伦理的本质要求。     

学校教育中的价值观冲突与价值观教育

当代青少年的价值观冲突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反映,也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学校有责任给予引导和教育,帮助他们在纷繁复杂的多元价值观冲突中学会正确选择,并经过反复实践,逐步确定自己的价值观,形成稳定的价值体系,养成良好的公民素质。价值观冲突在学校教育中的表现,从学校教育的外部因素看,主要是学校教育与社会、家庭教育之间存在冲突。社会与家庭对学校教育导向机制的影响,从方向和性质上看存在四种情况:同向同质,同向异质,异向同质,异向异质。后两种情况引起的价值观冲突是十分激烈的,对学校教育的导向,不仅是…     

浅析中国传统伦理化法律

在法律文化系统中,法与伦理是关系到法的制度、秩序与意义的基本问题。分析法与伦理的关系,可以对中国法律文化的类型有更好的认识。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经济和宗法团体,反映到法律与伦理制度上,体现出注重道德教化,以社会伦理道德作为强制机制。因此,在传统儒家伦理与法律的关系中,法律必然像韦伯所说的是“编纂的伦理规范,而不是法律规约”。     

论质性研究伦理审查的文化适应性

质性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伦理规范。本文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在道德伦理和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对比分析,探讨西方伦理审查规范在中国的适应性。研究表明,为了有效推进质性研究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我们需要创造东、西方质性研究伦理对话空间,需要借鉴西方的伦理审查体系来建立适用于本土文化的伦理审查。     

伦理学基本理论问题新探

伦理就是社会角色配置之道,人们把对社会角色配置之道的认识与体悟现实化就成为"道德"。道德的本质就是伦理的现实化,现实化有三种形态:一是现实化为社会道德规范,二是现实化为个人道德品质,三是现实化为具体道德实践。伦理总是对一定时空范围的社会共同体而言的伦理,我们把特定伦理适用的时空范围称为伦理时空。伦理关系的本质就是自我主体(self-su-jects)与他者主体(other-subjects)之间的价值关系。哲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当是"伦理理想与道德现实的关系"。正义是具体条件下最能够实现共同体价值最大化的价值。道德正义有四种含义:一是指道德规范的正义性;二是指作为美德的正义感;三是指道德实践领域的正义,即道德行为主体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之间的均衡;四是可以作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总原则的规范。我们将对金规则的解释合起来就是:"以人为人、助人成人;人道人宜、非人非宜。所宜所欲,不宜不欲。"     

农村家庭伦理的演变与道德理性的调控

农村家庭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规范着农村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农村家庭关系和谐与社会关系健康存续的支撑和保障。传统农村社会中家庭伦理主要是父子、夫妇、兄弟等“三伦”。这三伦因农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辩证对待传统家庭伦理与道德理性积极调控相辅相成,应成为现代农村家庭伦理建设的基本方向。     

古典“慎独”智慧与当代网络伦理

“慎独”作为儒家倡导的道德修身的重要方法和人格修养的理想境界,蕴含着丰厚的思想意蕴、哲理取向和价值追求。有效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网络道德伦理问题有赖于对“慎独”资源的充分利用。一方面,“慎独”对主体内省、真诚、自觉、深沉式的道德诉求和伦理期待,可以为解决当下网络道德伦理问题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又要着眼于内在局限、外延延伸和内蕴拓展,对“慎独”进行现代转换,实现现代生成,进而使之成为全社会的整体道德规范。     

儒家“和”文化的伦理意蕴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和”文化是儒家最高的道德精神要义。“和”与“同”、“中”具有深刻哲理关系。儒家伦理意蕴包含“执两用中”、“和而不同”两个基本方面。即“和”文化包括“天人合一”自然价值取向、“和为贵”社会伦理取向以及身心和谐个人价值取向。儒家“和”文化为当代和谐社会提供了哲学智慧、伦理处事原则、社会理想图式的丰富思想资源和重要启迪意义。     

浅谈道德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人们的道德生活也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理论界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国外出现了“科学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等新科目,“科学技术与人”、“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伦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与科研准则”等题目风行一时,颇为引人注目。     

科学宗教与信仰关系的深度解析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一种逻辑实证的理性精神,它触及的是现象界,而宗教是一种特殊的信仰,它涉及的是超验领域,科学与宗教所探索的对象、采用的方式和涉及的领域皆有根本差异,二者并不能真正相互否定;信仰的形态是多样性的,它既可以是科学经验思维之上的理性信仰,也可以是一种宗教体验之上的非理性信仰,还可以是非科学的理性信仰,故它不能与宗教等同混用,也不与科学完全排斥,但科学最多只能推演出“世俗信仰”,而不能推演出“超验信仰”。     

党群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兴衰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合法性并不在于执政党的地位本身,而在于执政党广泛的、坚固的群众基础。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血与肉、鱼与水的关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群关系的状况良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否则,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遭受失败。党群关系关乎中国共产党的兴衰。面对新世纪,党要把党群关系作为党的建设的晴雨表,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要求处理好党群关系,保证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谈贫富分化与社会稳定

研究新形势下，贫富差距呈加剧的趋势；公众面对贫富差距的心态；提出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就业和“三农”问题等有利于加强社会稳定的措施。     

现代化与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

现代化在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尤其如此。目前，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但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这已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党和国家正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规范收入分配。     

邵力子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邵力子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了各种正确主张,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关系的建立,在西安事变和国共谈判等事件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的所作所为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转换角色，尊重个性，激活课堂

历史教学要日已师生之间的互动和统一落实在课堂上，贯穿于教学中。需要教师彻底更新观念，建立师生活动的课堂氛围；民主教学，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性、积极性；转换教师角色，尊重学生个性，以培养课堂的体验和感悟。     

警检配合与侦查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应当互相配合,同时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然而,警检配合与侦查监督具有矛盾性:加强警检配合会削弱侦查监督;加强侦查监督则会使警检难以相互配合。我国应以提高对犯罪的有效追诉为目标构建相互配合与协作的警检关系。同时,应当完善侦查权制约机制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     

The Focalizers and the Themes of the Sound and the Fury

Based on the narrative theory of Shlomith Rimmon-Kenan,the present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hoice and order of the focalizers and the themes of the novel to show that they are chosen and arranged deliberately and accorded to its themes.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形态和政治控御

中国古代国家权力结构的演进,基本上是越来越集权于最高端,而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方向则与此相背;西周已经发展出比较完整的(早期)国家结构和功能,春秋王室与列国之间在权力结构、功能形态上反有诸多纠结缠绕,仿佛历史一度呈显某种倒退的特征。这基源于早期国家阶段政治控御手段的内在缺陷。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权力的重组、下移,实为抟聚更成熟的巨型国家的新起点。这一时期政治中心控御形态的变化,国家结构中地缘(地域)因素的成长,都表现出在高频度战争环境中,国家地理空间(主要由于交通建设)、政治空间(主要由于官僚行政)、社会空间(主要由于宗姓氏族解体)的致密化倾向,只是这个"国家化"过程终春秋战国之世仍然处于一种"未完成体"的过渡状态。     

东南互保和几种政治势力

1900年是为旧历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侵、自立军起义、中国议会的召开及“东南互保”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使这一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节点”。在这一年中,汪康年派、东南督抚及帝国主义势力都与“东南互保”发生着多多少少的联系,在这几种政治势力的作用下,“东南互保”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