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与政治文化转型

我国新社会阶层希望获得政治认同、实现政治公平以及实现政治领导的政治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传统官本位政治文化向现代民主型政治文化、传统封闭型政治文化向现代开放型政治文化以及传统家族伦理型政治文化向现代公共理性型政治文化的转型;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在我国政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享有较高的历史地位,起到了发动机、催化剂和指明灯的历史作用。     

浅析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显得理论涵容量不足,灌输式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面临巨大的挑战,而教育主体自身的现代化缺失和教育对象公民意识的稀缺,已经影响并制约了政治现代化进程。公民教育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与充实,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向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并与世界接轨的内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相互融合,成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现代转型的一个突破口。     

论近代儒商思想的嬗变与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在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近代儒商思想溶汇中西商业伦理的精华、对传统思想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坚守诚信美德,注意制度运作;强调义利统一,坚持民族大“义”;厘清公私概念,平衡公益私利。本文从儒商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探讨近代儒商思想的嬗变;同时分析近代儒商思想因历史传统、制度文化的制约和依赖,表现出未能摆脱封建“官本位”思想、未能树立资本家的独立意识、未能得到广泛的社会响应等局限。     

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的范式转型

人类社会相继经历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四种文明形态,对应着无色（虚无）发展、黄色发展、黑色发展、绿色发展四种发展范式。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下以低消耗、低排放与高效率为特质的新型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面对全球经济危机、资源短缺危机和环境气候危机的必然选择。从黑色发展范式到绿色发展范式的转换,需要实现“五位一体”的转型：发展主体由“单一理性经济人”向“双重理性经济人”转型;发展目标导向由“只注重经济发展数量,不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向“优先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兼顾经济发展数量”转型,发展模式由“低成本竞争、高资源环境代价”向“高成本竞争、低资源环境代价”转型,发展过程由“线性强物质化过程”向“非线性弱物质化过程”转型,发展路径由“黑色工业化、黑色城市化与黑色现代化”向“绿色工业化、绿色城市化与绿色现代化”转型。     

全球化的当代转型及其对人类生存的多维影响

“全球生存问题”的凸显使得“生存”与“全球化”实现了哲学上的联姻;全球化经历了从旧全球化向新全球化的转型,新全球化时代是当代人类的生存底板;全球化的当代转型对人类的生存主体、生存技能、生存方式、生存观、生存风险等产生多维影响,并且使得我国生存的社会结构也面临着多重置换,发生时空压缩和倒置的特殊情形。     

中学历史教学与青少年伦理观的培养

伦理观是处理人与人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德和准则,是协调人际关系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不良风气及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下,当代青少年普遍缺失正确的伦理观念。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利用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加强对青少年“仁爱观”、“孝悌观”、“义利观”、“诚信观”、“责任观”等伦理观的培养,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和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孝道及其现代伦理重构

中国传统孝道作为中国传统民族伦理的核心,包含丰富的内涵:养亲、敬亲、尊亲、谏亲、祭亲、继亲6方面的内容;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泛化为3个层次:家庭伦理、社会伦理、政治伦理。社会的转型必然带来传统“孝”伦理的重构,我们需要把其放在现代社会背景下重新加以审视和诠释,给出恰当的伦理定位并赋予其时代内涵,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与发展。     

论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贡献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 ,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是中国共产党迈向新世纪的总纲和旗帜 ,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新发展 ;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新发展 ;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突破。我们只有从这 3个方面来分析和探讨“三个代表”思想的新贡献 ,才能总揽全局 ,把握未来 ,真正实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与观念更新

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发展“人民至上”的时代理念,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但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立足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系统、深入认识,揭示体育对人“自身自然”改造的活动属性,阐明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发展的理论依据和观念更新。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人是“自然存在物”,认识体育的“本原”属性,确立和谐的生态体育观;基于人是“类存在物”,认识体育的“本来”属性,确立自由的生命体育观;基于人是“对象性存在物”,认识体育的“本位”属性,确立感性的实践体育观;基于人是“社会存在物”,认识体育的“本生”属性,确立全面的发展体育观。     

梁启超“新民”体育思想之研究

摘要：以文献资料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在大量阅读梁启超著作和学界对梁启超所做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出梁启超关于培育“新民”的言论和实践,构建出梁启超的“新民”体育思想体系。研究得出,梁启超围绕如何铸造“新民”这一国民性改造问题在体育方面形成了“进化、尚动的生命观”、“爱国尚武的体育道德观”、“三育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强国保种的妇女、儿童体育观”等思想。梁启超的“新民”体育思想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他把具有尚武精神的“新民”视为国家强盛之基础,倡导国民的体育主体地位;他基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将体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由此体育成为中国思想启蒙和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阵地;他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推动了体育在教育领域地位的确立;他的女性身体观为我国妇女的解放和女性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梁启超的“新民”体育思想具有工具理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它促进了国人现代意识的觉醒,推动了中国社会和体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使中国走上了国际竞争的自强之路。梁启超所开启的国家主权和“新民”塑造的观念成为主导百余年来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旋律,对我国当代体育事业发展和公民教育仍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试论我国商业业态结构调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业态必然随之发展变化。我国新兴业态不断出现的同时,商业业态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也日渐明显,因而商业业态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在对商业的业态结构进行调整时要注意与商业的网络布局调整、商业行业结构调整、商业规模结构调整相结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软治理是传统治理转向现代治理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柔性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保证和精神内核,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价值支撑、提供价值旨归、凝聚价值共识。     

晚清督抚势力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

晚清社会真正开始现代化举步之时 ,由于中央权威的衰落 ,地方督抚势力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能够左右清廷政局的重要势力。晚清督抚以其行为观念的现代化转变和对社会变革的深刻介入 ,成为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早期现代化领导构成中的重要成员 ,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议双重超越下的中国公共行政伦理建设

建设公共行政伦理,必须以现实的公共行政为基础。中国目前的公共行政改革面临 着由传统的人治模式向理性官僚制模式转向和由传统官僚制模式向新公共管理主义转向的双重超 越,转型期的公共行政伦理建设应当立足于这一基本现实。     

论高等学校学科管理与学科文化建设

运用教育文化学理论揭示学科文化建设的本质。从文化功能、文化创新、文化现代化上论述了学科文化、环境和氛围营造的意义;从学科文化属性、特征和内容上揭示出学科文化建设本质是以文化为内容和手段的管理理论体系;通过相关性分析,论证了培养目标、课程和教材、教师群体发展、校园环境的文化选择;从学科管理的"多角关系"上阐发出高校学科建设的对策:治校人性化,治教重在治心;坚持包容开放理念,尊重学术自由;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倡导人文关怀,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提高审美能力,优化学科生长环境;弘扬民族文化精粹,构筑人文科学精神。     

梁启超的人学思想

面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梁启超一方面以现代化为目标,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以人为核心命题,从传统文化中挖掘人学思想的民族资源,阐述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问题。他的人学思想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方法上,对于认识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的解放和发展都有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伦理学的身体性

滥觞于周礼的原初意义上的中国古代伦理学,既与西方传统的唯识主义的伦理学不同,又与那些晚出的业已理学化和心学化的中国伦理学相异,其乃为一种根于身体、从身体推衍出社会人伦的伦理学理论。这种伦理学的身体性不仅表现为其通过一种反求诸身的现象学还原的方式把身体视为社会伦理的基础,不仅表现为其通过一种身体发生学的追溯把对话主义的“夫妇伦理”视为人类伦理的原型,而且还表现在其通过以行训身而对一种躬行主义的伦理的高度推崇。无疑,这一中国古代伦理学中的身体性的揭示,无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伦理学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一方面,它是对中国古代伦理学真实内涵的一种真正的正本清源;另一方面,它也代表对远离生命之根的、日益独白化的和业已流于唯心主义的现代主义的伦理理念的最早的纠偏和批判。     

论隋唐长安的商人

由于长安是隋唐两代国都,高官显贵云集于此,居民众多,流动人口为数甚巨,因而各种商品的消费需求非常大,在此经商也就更容易获取厚利;加之长安又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起点,从而使长安成为中小商人、富商大贾以及周边各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的聚集之地。长安商人人数众多,经营内容十分广泛,其致富途径堪称多种多样,经济实力雄厚,政治上相当活跃,这些都标志着长安的商业已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隋唐城市商业的发展水平。     

足球竞赛规则演变的正义性分析

当足球比赛成为人们满足各种精神与利益趋向的平台时,作为一种行为规范集合的足球竞赛规则其作用就不仅仅局限于是一种竞赛行为的规范,它还内在包含着人们透过足球比赛对正义这种人类最高价值理想的向往和追求。本文运用体育学与伦理学相交叉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传统规则理论、正义理论进行初步分析,探究规则、正义的基本含义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试图从伦理的角度对足球竞赛规则演变所内涵的正义性价值进行考察,揭示足球运动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内在推动力是这项运动中所蕴涵的正义价值,从而为我们用正义理论来指导足球运动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血缘法:人伦逻辑与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原理的另一种阐释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规范所体现出的交往范型是一种血缘交往范型,其理论建构具体展现为“伦—理—礼—刑”的逻辑思维路径。血缘人伦与礼法规范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礼法的价值取向是血缘性的等级秩序与人伦和谐。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在机理是建构现代化的中国法学理论,推进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