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原意”都是“好”的吗?──曹、高优劣比较观

一在红楼梦讨论中，崇曹贬高，已成为一时的风尚。如做民意测验的话──当然在红学家圈内──贬高论将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率。崇曹是可以理解的，有“传神文笔是千秋”的八十回奇文在。贬高的根据就是：高续后四十回不合曹作的“原意”：第一，贾府没败亡，还“沐天恩，延世泽”、“家道复初”；第二，宝玉作八股、中举人，又飘然仙去；第三，若干人物结局不符合太虚幻境册子判词；第四，艺术描写不逮前书等等。据此，自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由曹续，自会比高续强上百倍。曹未写成全书实为“千古遗憾”，为此考证、索隐、探佚，就成了红学…     

腰斩《红楼梦》有罪 程伟元高鹗有功——坚持正确评价标准，科学认识后四十回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

腰斩《红楼梦》、贬低否定后四十回的现象正从红学界通过大众媒体向外扩散。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后四十回对《红楼梦》的普及、广泛流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保全了《红楼梦》,这是一个不能低估的功绩。不能把“脂批”作为评论和否定后四十回的根本依据。也不能用前八十回作尺子。衡量后四十回并贬低和否定后四十回。更不能根据不确定的材料。进行“可能”之类的推理而否定后四十回。一些红学研究正将《红楼梦》非文学作品化,红学研究泛娱乐化、文本解读神秘化,使红学失去应有的学术品格。     

林语堂红学研究的特点

林语堂的红学研究不是建立在资料考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他作为小说创作家敏锐的直觉上。林语堂红学研究的主要观点是:《红楼梦》的后40回不是高鹗的“伪续”,而是曹雪芹自己创作的;后40回具有与前80回同等的艺术价值。据新红学家的考证,《红楼梦》在距曹雪芹去世之前的八九年(乾隆二十一年)已完成了文本的前75回。林语堂认为,曹雪芹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有时间、有条件完成后40回,而由高鹗去代为完成是有悖常理的;从创作经验的层面看,创作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同一个作者创作的作品也可能出现文本矛盾的现象,更何况《红楼梦》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成书过程。所以,文本矛盾与否和著作权不是一一的对应关系,后40回与前80回的矛盾出入不能证明后40回一定出自他人之手。     

略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研究中的理论偏差

红学大师俞平伯先生临终前对自己过去否定《红楼梦》后四十回深表遗憾,并寄语后人要重新评价。本文运用有关美学理论考察了否定后四十回的评论的理论依据,认为续作研究之出现迷误,主要原因在于评价方法和评判标准不科学:一、论者“用前八十回来攻后四十回”,这是就事论事的经验主义美学方法;二、指责续作“背离了原作精神”,主张“斥伪尊真”,这是不计艺术效果的文物鉴定式的认识判断,价值结构是单向的;三、所谓错误地安排了贾府“家道复初”的结局,给悲剧换了一个喜剧性的尾巴,这是运用二元的自然消亡的悲剧观来贬斥一元的伟大的性格悲剧;四、所谓后四十回宝黛“以双重性格的人物出现”,这是把独创性当成败笔,暴露出评论者那单一静止的个性理想。重评后四十回,当务之急是矫正此种理论之偏差。     

周汝昌与胡适红学模式

红学中的所谓胡适红学模式,从本质上讲乃是一种“腰斩《红楼梦》”的红学模式;而“曹著高续说”则是这一红学模式的根本特征。周汝昌先生将胡适发明的“曹著高续说”推向极顶,并发展为“曹学”、“脂学”、“版本学”和“探佚学”四大支,其目的就是打倒程本,摧毁后四十回,为“腰斩《红楼梦》”的总主题服务。     

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和红学发展方向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是红学研究史上极重要的文献,深刻地影响着红学研究。由于时代、历史的局限,该理论有着难以克服的局限——将两个世界具体化。这主要根源于对红学学术史、库恩“范式”理论的误解和新旧风气的影响,有必要重审此。红学研究的深入必须建立在对红楼梦文本细读和对前人成果的创造性继承之上,这才是红学研究的真正“出口”。     

"红学"勿反《红楼梦》

“曹学”、“脂学、“探佚学”之“学术风气”是“反《红楼梦》”的“红学”研究。俞平伯先生晚年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对自己青年时期的“反《红楼梦》”研究进行了深层反思和痛心地忏悔。《红楼梦》研究应该更新观念,努力进取,走出误区,开拓红学研究新局面。     

当前红学研究的多元格局及发展态势前瞻

审美研究已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但乾嘉考据式的家世，版本研究以及索隐和社会历史批评仍颇有市场，当前的红学研究呈多元并存的格局，从红学研究这样的新动态出发对其发展态势进行前瞻，可以说“多元吸纳”是拓展《红楼梦》诠释维度的根本途径，而确立比较文学的研究角度，则是重建红学这一“东方专学”的切入点。     

论韩愈两次被贬中的"变"与"不变"

韩愈一生遭遇了阳山之贬和潮州之贬，在这两次被贬的过程中，韩愈在保持自己“不变”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贬官的原因、韩愈被贬后对“贬官”这一事件的认识以及韩愈在贬所的状态三方面可以揭示韩愈两次被贬中的“变化”与“不变”的原因。     

论吴颖的当代红学史批评

吴颖是当代国内红学研究颇有影响的人物，尤其是有关当代红学史批评。其红学研究成就主要集中在：1．对产生于“文革”“评红热”并广泛流行的“三说”进行澄清、反拨；2．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批俞运动”的整体上基本否定的重新评价，对后来那场批判运动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刻意维护批判运动的“理论定势”的理论观点的批评、驳斥；3．力图校正红学研究的方向，使其从以研究“典型环境”和诸多“钻牛角尖”的“外学”研究为主回到以《红楼梦》文本研究和典型人物研究为主的轨道上来。这是当代红学拨乱反正的艰难历程。吴颖是国内较长时间跟踪研究这个方面的最有代表性、成就也相当突出的学者。     

应是哲学、美学与史学的有机结合——对当代红学史学倾向的反思

一、跳不出猜谜辨伪圈《光明日报》曾刊登华君武先生的漫画曹雪芹质问红学家:“你怎么数起我的头发来了?”意味深长。它既揭示了当代红学的史学倾向性,又道出了有识之士对当代红学研究的普遍不满。红学变成曹学,确实未免滑稽。当代红学研究越来越离题了。新旧红学都是史学重于文学。1954年后,作为新红学对立面而开始出现的“市民说”、“农民说”、“传统说”,主要的结论也都是从史学的角度得出的。“市民说”认为18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处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期,“《红楼梦》中所反映出的这种带有解放人解放个性的性质的新命题,就其社会性质讲,只可能     

《红楼梦》文本富矿的全方位深层次开掘——二十一世纪红学研究的主流

刘梦溪先生把红学研究分为索引派、考证派、小说批评派三大流派,在对这三个流派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细致周密的分析后,他指出:“索引派红学,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实际上已经终结了。”“考证派红学的兴旺时期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由于《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典范意义上的长篇巨制,任何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或新的批评方法,都可以在红学研究中得以发挥。多样化的小说批评方法,必然为小说批评派红学打开无限广大的领域。从这一点来说,红学的小说批评具有索引派和考证派不可比拟的生命力。”(刘梦溪《红学》177、105、241页)我赞成梦溪先生的这一观点。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我认为,二十一世纪红学研究的主流,只能是小说批评派红学。     

《红楼梦》前后八十回的矛盾——凤姐认字能力研究

《红楼梦》开启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新时代,以至于出现专门研究这部作品的“红学”。里面的人物成为历代学者争先研究的对象,王熙凤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人物,她心思缜密,快人快语,刻薄嫉妒,具有一种世俗意味。她文化素养低,甚至被人认为大字不识。本文对比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可以得知,曹雪芹笔下的凤姐认字;高鹗笔下的凤姐目不识丁。前后出现明显矛盾,是续书者的失误。     

张国光与“当代红学”——张国光《红楼梦》研究评述

张国光高举“当代红学”大旗,目的在总结六十多年来红学界的是非功过。“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是他的“当代红学的宣言书”。他猛烈批判红学两个“凡是”派的代表周汝昌,深入论述高鹗的巨大贡献;批判周汝昌支持的红学丑闻“震惊人类的发现”,捍卫中国红学和中国学术的荣誉;与欧阳健论战,肯定胡适新红学和脂评本发现的重大意义,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红学”健康地迈向21世纪。     

小说作家的"生成红学"呼之欲出--当代红学学术史述评

小说作家由于有创作经验及天然的关注作品的生成，在红学研究上有独特贡献。但他们的研究仍要与当代的其他红学分支合流，与近百余年来的红学研究成果接轨，方能开拓出一个新的红学分支——“生成红学”。因之，有必要呼唤“生成红学”的诞生。     

由《红楼梦》复佚引起的反思

众所周知,《红楼梦》有一个八十回之后的曹雪芹佚稿问题,探佚研究是红学的重大课题之一.所谓“复佚”,乃是近几年出现的、有人在探佚基础上重新续补《红楼梦》的文学创作现象.1984年有张之的《红楼梦新补》三十回出版,1987年又有一改高鹗后四十回内容的电视连续剧问世.这种旨在“恢复红楼原貌”之举,若不是同时也为了彻底打倒高鹗.取而代之,则无实在的必要性,因此它不是一般孤立的创作现象,乃是“红楼梦探佚”的变态发展.     

考证派新红学发展历程回顾与评述

对近百年考证派新红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与评述:一、新红学的发展历程。1922年“胡蔡论战:”胡适“新红学”研究范式走上历史舞台;“自传说”与“续书说:”胡适“新红学”研究范式的桥头堡;俞平伯、周汝昌:撑起“新红学”脊梁的双子星座。二、褒贬参半、命运多舛:胡适新红学范式的坎坷命运。     

《刘禹锡集》中疑难问题初探

(一) 《刘禹锡集》中有一首《答杨八敬之绝句》,自注:“杨时亦谪居。”这首诗写于何时? 我先从《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下》发现: 大和九年六月“壬辰,诏以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襄武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李宗闵贬明州刺史。”七月“壬子,再贬李宗闵为处州长史。”“戊午,贬……户部郎中杨敬之连州刺史。”查出杨敬之于大和九年贬连州刺史,能说刘禹锡这首诗是大和九年写的吗?不能。从刘禹锡自注“杨生时亦谪居”这句话来看,应作于刘禹锡贬谪、杨敬之也贬谪期间。大和九年刘禹锡为汝州刺史,不能算是贬谪,与“杨生时亦谪居”的“亦”字不合。后从《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发现:     

程刻本《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考辨的学术进程

在红学研究中，程刻本后四十回的真伪问题历来是评论的热点，从清代学者潘得舆、裕瑞、愈越、近代学者胡适、愈平伯，现代学者熊立扬、陈炳藻、品启祥等的研究，可以得出倾向性结论：后四十回系他人续作。     

各极其妙双峰并立－重评宝钗与黛玉

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红楼梦》中的宝黛形象，是“红学”研究的焦点之一。长期以来见仁见智，厚此薄彼，甚至势同冰炭。而近几十年间看法渐趋一致，褒林贬薛，几成定论。但笔认为，评价仍欠公允。本从小说本的实际描写出发，并参照曹氏之论和前人评语，认为作原意只是“如实描写，并无讳饰”（鲁讯语）。书中的钗、黛堪称各极其妙，无所轩轾，所谓双峰并立，两水分流。这是《红楼梦》写实特色和现实主义成就的具体体现。中对评论古代作家和作品中人物的原则也进行了理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