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文化的烙痕——血泪“过番”与粤东客家妇女的生存构成

粤东客家人"过番"的历史由来已久,明清达到高潮。"过番"是客家族群文化中的一道烙痕,它成为了客家人深刻而永久的记忆。"过番"之行牵系着客家妇女的累与痛、爱与恨。客家妇女为血泪"过番"的历史做出了牺牲:正是客家妇女坚强不屈,不畏生存的困境,而为客家人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谋生、发展,提供了后方保障与精神支柱。同时,客家妇女的"过番"又为现代客家人侨居南洋甚至广袤的世界而生存、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前期基础,为国家的昌盛作出了巨大的奉献。     

近代西方教会在粤东客家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述略

以梅州为中心的粤东客家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西方宗教势力发展的重要地区。西方宗教传入粤东客家地区,进一步激化了当地的社会矛盾,同时,他们也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化的学校,传播了近代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近代化人才,为粤东客家地区乃至整个广东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西方传教士又把粤东地区的客家文化传入西方各国,在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和了解方面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走钢丝:在族群性和族群边界之间——评《客家:华南汉族的族群性及其边界》

评论《客家:华南汉族的族群性及其边界》一书,指明该书是本关于客家研究的有益读物,该书有两个关键词——族群性和族群边界,不仅具有重大的人类学研究价值,而且还巧妙地运用三组二元结构来组织文本的撰写,最后该书还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并对其一一作出了批判。     

明清之际粤东北地区的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以大埔县白堠村为例

根据陈春声、唐立宗、胡希张等学者的研究,明清之际的粤东北山区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变迁,由动乱频繁的“盗窟”发展成为社会稳定的“邹鲁乡”。本文根据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结合官方文献和个人文集,具体探讨大埔白堠村的民间信仰在明清之际地方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地方士绅的倡导和支配下,以儒家伦理为指导,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迁过程,从而形成后来被认为既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国家礼仪制度和儒家伦理的客家民间信仰。     

清代台湾客家与福佬族群的互动与融合——以客家民间信仰为例

清领台湾时期闽粤两省的客家人与福佬人在原乡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冒险来台讨生活。伴随他们来台的是原乡的祖籍神,福客移民希望在新拓之地得到祖籍神明的庇佑。随着移民在台湾的拓垦,原乡的祖籍神在台湾传播开来。福、客族群在拓垦过程中的错综复杂关系,最集中、最完整地体现在民间信仰。来自原乡的祖籍神是福客族群在协作拓垦时期的共同守护神,是族群关系紧张、族群意识高涨的标识,反映了福客族群的最终融合。透过客家民间信仰在台的变化,可以看到其背后福客族群关系的演进过程。     

世纪沧桑,客情永存——论《客家魂》中的客家精神、族群记忆和身份认同

作为汉族民系之一的客家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客家人迁往海外,走向世界。海外客家人如何继承和发扬客家文化传统?英语传记《客家魂》很好地体现了客家精神,并且详细记述了一个海外客家家族的族群记忆以及他(她)们作为海外客家人的身份认同困境。     

略论客家民间信仰的“非遗”属性及其在两岸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无论在联合国还是在国内的官方文件中,都没有对民间信仰的文化遗产属性做出明确规定。但因为民间信仰具有民间自发性、综合多元性、活态流变性、集体传承性等特点,所以具有明显的"非遗"属性。台湾地区的民间信仰大多都是从大陆迁移过去的,在沟通和联系两岸人们之间的感情和交流方面具有巨大作用,我们应该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去推动海峡两岸民间信仰方面的交流和互动。     

旅游语境下的客家民间信仰重构——以粤东灵村的惭愧祖师信仰为例

通过对粤东灵村惭愧祖师信仰的人类学考察,深描旅游语境下的客家民间信仰重构实践,以揭示客家乡村社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多重面向和深微变迁。旅游语境下客家乡村居民在宗教仪式与现实生活中,既充满伴有地方依恋的宗教情感,也秉承基于旅游利益的经济理性,由此构筑了一个神圣与世俗叠合的民间信仰空间,展示了客家乡村丰富的、动态的社会生活实践。     

神灵入典与毁禁淫祠:略论国家对客家民间信仰的控制——兼论国家权力在客家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明清时期,地方政府对赣南民间信仰的控制是伴随宋明儒学的复兴,社会秩序开始重建;经济重心南移以及大量移民迁入该地区,赣闽粤边区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但却面临族群冲突日益严重。对民间信仰的控制是封建国家对赣南进行乡村秩序重建和维护地方稳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探讨客家文化的时候,不能忽视"国家"对客家文化的影响,它的多元一体特征的形成,应该是官方对边缘文化的有效控制和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文化的大力倡导的结果。     

日本客家民间信仰研究之我见——从“空间—场所”论的观点来看

1980年代以来日本学术界系统地研究客家民间信仰。本文讨论的是日本学者对客家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及其课题。日本学者对客家民间信仰研究的观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于客家地区从事民间信仰研究的"微观经验主义";二是研究典型客家民间信仰的"宏观实体主义"。本文通过证实这两个研究观点,用人类学的"空间—场所"理论来提出客家民间信仰研究的第三观点。     

论客家先贤邓缵先的廉政观——人口流动视角下的近代客家乡村精英研究

中华传统文化糅合儒家、道家和法家等多个思想流派,推崇"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的廉政奉公思想。从人口流动的视角来看,近代客家乡村精英大都注重用"为官清、做人正、办事公"的标准作为自身努力的价值取向。祖籍河源的客家先贤邓缵先虽然只是边疆任职的一介县吏,但却一生戍边为公殉职,始终廉洁勤政以民为本。他以铸剑为犁利天下的边政思想,在客家先辈的廉政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邓缵先在新疆主政的历史事迹,大多体现在他编著的两部史志及三本诗文集中,充分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廉政理念。当前,在国家大力提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廉政文化之时,探讨近代客家乡村精英的廉政思想尤为重要。     

跨文化语境下的信仰困惑——李彦《羊群》中的基督教文化

《羊群》是加拿大新移民作家李彦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从内倾式角度观察华人移民在移居地的宗教生活。通过塑造同是信仰基督教的华人教徒众生相,全方位展现华人移民在跨文化语境下所面临的信仰困惑和经历的文化震撼。从一定程度上看,对基督教文化的书写是加拿大新移民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社会资本作用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工程,实现乡村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和关键所在。社会资本作为新的理论视角以其特有的网络性、增值性、互惠性特征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了铺垫乡村治理制度平台、夯实乡村治理经济基础、降低乡村治理的治理成本等重要作用。分别从合情性建设-创新社会资本的载体投入、合理性建设-重视社会资本的塑造积累、合法性建设-将社会资本纳入法治轨道等方面积极培育和利用社会资本,从而为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力量。     

论客家勤俭优良传统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意义

廉洁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内容,而勤俭又是廉洁文化建设内涵的一部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物质日益丰富的今天,作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勤俭,被重新提起和强调。纵观客家人的历史,就是一部勤俭的历史。艰辛的迁徙历程,恶劣的生存环境,铸造了客家人坚韧的毅力和勤劳节俭的品德。关于客家人的勤俭,我们可以从客家地区历代地方志书、中外专家学者的著述以及客家流行的谚语中随处见到。直至今天,在客家人身上仍然保留着勤俭这一传统美德。他们的"质直好俭,不务浮靡"的品格,在今天倡导的廉洁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身份认同与族群记忆——文学人类学视野下的客家文学“身份认同”主题研究

客家文学是客家历史文化的展现者,同时也是客家人对现实的思考。客家身份的认同是客家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这种主题不仅成为客家人的自我意识表征,而且还成为了客家族群历史的记忆。客家身份认同是客家人对自身文化进行表达和表述的一种社会叙事,同时也为叙事学提供了一种族群历史记忆的叙事范式。     

上帝的困惑——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两重性

基督教作为一种完全外来的宗教文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超越性,民间信仰的复杂性,以及基督教新教自身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逐渐被中国的民众所接受。但同时它还必须面临被拒斥的一面。     

客家廉洁文化在党的思想建设中的作用

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对于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具有重要意义;客家廉洁文化在党的思想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有利于增进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价值观念的认同,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的奋斗热情,有助于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的教育,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基督教青年会与民国江南地区的乡村建设研究——以苏州唯亭山乡农村服务处为例

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关注中国农村的衰败问题。为了找到解决农村衰败的办法,青年会计划在全国一些地区创办农村服务试点。在此背景下,唐希贤和郑维等人在苏州成立了唯亭山乡农村服务处,积极投入乡村建设事业。他们坚持"引导农民自助互助,不作赈济式之服务"的原则,从事改良农业、指导副业、成立信用合作社以及组织民间团体等活动,对改善乡民生活和推动乡村合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基督教信仰与农民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以皖西北农村为个案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和落实,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而随着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结构的消解与重建,传统的人际关系、价值观念也处于失落与重建的过程中,此时农民群体由于生存的压力和精神的这惘而导致的精神状态的失衡,直接导致了皖西北农村的“基督教热”。此外,基督教本身独特的传教方式也适应了农民群体的生产、生活习惯并且能够弥补其文化生活空白。目前,皖西北农村基督教信仰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基层组织对信教群众和宗教活动持放任态度,缺乏有效管理;私设聚会点和自由传道人屡禁不止;对基督教传道者的再培训工作严重滞后。     

基督教信仰与农民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以皖西北农村为个案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和落实,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而随着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结构的消解与重建,传统的人际关系、价值观念也处于失落与重建的过程中,此时农民群体由于生存的压力和精神的迷惘而导致的精神状态的失衡,直接导致了皖西北农村的“基督教热”。此外,基督教本身独特的传教方式也适应了农民群体的生产、生活习惯并且能够弥补其文化生活空白。目前,皖西北农村基督教信仰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基层组织对信教群众和宗教活动持放任态度,缺乏有效管理;私设聚会点和自由传道人屡禁不止;对基督教传道者的再培训工作严重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