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报刊舆论对近代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探索

清末,中国兴起了实业救国思潮,中国的工业化问题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清末的 重要报刊大力宣传“中国宜求为工业国”的主张,并提出了一系列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措施与方法,这在当时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对后人的进一步探索和今天的经济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清末民初的小说读者及其对语体的选择

在清末民初,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小说读者的总人数一直在稳步增长,其中士大夫(士绅)一直是阅读小说的主力军。1872年至1894年间,并无文艺思潮波及小说,小说读者对语体亦未进行自觉的关注。1895年后,士大夫进一步成为小说读者的绝对主力。白话小说虽一时繁兴,但为了因应士大夫的阅读需求和品位,最迟至1908年,文言小说的销行即已超过白话小说。1912年至1919年间,新式学校所培养的学生成为小说读者的另一主要来源,其受教育背景使得他们习惯文言文学的阅读,从而进一步助长了文言小说的盛行。     

清末新政时期民变的心理成因及其特点

“清末新政”因未考虑到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和实际利益从而引发了各类民变。因税种增多,乱增税率而引发了抗捐税斗争;为建学堂而废除庙宇、将公田充作经费既冲撞了民间传统信仰,又触动了民众利益,民众听信谣传而引发了毁学风潮;清廷在全国实行户口调查以为立宪之基础,然民间传说此举是为抽取丁税之预备故而引发了反户口调查风潮;清廷颁布利国利民的《禁烟章程十条》,此举却引发了反禁烟斗争。这些都是民众求生本能与生存危机矛盾引起的恐惧心理及紧张不安氛围中从众心理的反映。这些民变既有反抗压迫的合理性,同时也反映了革新与守旧的矛盾,体现了民众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对立。因此,为使变革顺利进行,必须注重考虑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和实际利益,同时要做好宣讲和化解工作,把社会冲突减小到最低限度。     

清末俄国对中国茶叶市场的控制及其影响

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茶叶出口日益衰落的情况下,俄国不断加大对中国茶叶的采购量,使得中国茶叶出口还保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但实际上,由于俄国进口的中国茶叶绝大部分由俄商在中国自行采购生产,其利润几乎为俄国人所独占,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益处。相反,由于俄商的垄断操控,使得中国广大茶农茶商无利可图,众多商户和手工制茶作坊纷纷倒闭破产,致使中国茶叶品质不断下降,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与印锡茶叶竞争的优势,从根本上给中国茶业带来沉重打击。同时,由于俄国对中国茶叶市场及陆路茶业贸易运输的垄断控制,也使得中国官商茶在边疆地区的茶业贸易处于被动地位,加重了边疆危机。     

清末察哈尔右翼地区的移民垦荒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清统一蒙古之后,对蒙地实行封禁政策。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推行"新政"。新政期间,调整了对蒙政策,代之以"放垦蒙地",使持续了200余年的封禁政策不攻自破。内地民人大规模迁入蒙地,察哈尔右翼的前山地区成了规模较大的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盲目垦殖,粗放经营,超出了生态系统本身的调节能力,致使原本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清末民初湖州留日浪潮及其对该地区近代化影响的研究

本文梳理了清末民初湖州籍留日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同时,该时期正值湖州本地步入近代化的转型期,故本文特以留日学生为切入点,考察其对该地区近代化的影响,并以教育为主要切入点。本文重点聚焦1897—1920年间湖州籍留日潮,由此可知19世纪末湖州地区较早派遣官费留学生并出现了大量自费赴日留学生。19世纪中叶以来,湖州本地新式办学逐步展开,尤其以南浔(今南浔区)和吴兴县(今吴兴区)两地最为显著,此外吴兴则更为多元复杂,教会办学、私立办学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官立学校等多种形式均有呈现。另外,该时期女子学校、职业学校的出现也进一步完善了当地办学体系。其中留日人士在当地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论清朝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经略及其成效

清朝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经营政策和措施,突出体现的是坚持“稳定第一”的治边传统,封建国家除采取了与中国历史上各朝通行的平叛统疆、区划调整和驿道整修等常规性方略外,还采取有针对土地侵权给予及时匡正和针对骄横土司进行集中改流的修正性策略。中央王朝通过一系列的常规加修正的经略政策,不仅实现了边疆一统的预期效果,而且进一步深化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     

清末直隶“双省会制”及其对天津、保定的影响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旋即兼任北洋大臣,这不只是兼职扩权,而且直接牵系驻地的变化,形成其兼驻天津并且愈后实际愈以驻津为主的情形,实际省会功能愈发津强保衰,这从"职缘性"、"地缘性"、"政缘性"三个方面可进而得到解析。至于对两城变化格局和发展态势的影响,借鉴美国著名的城市研究学者刘易斯·茫福德的理论予以观照,由城市"容纳"状况、吸引力和文化功能等方面进行分析,有助于说明天津与保定的反差,突显保定的明显相对滞后。当然,这也不能仅仅归结于"省会"因素的单一影响,而应视为一种复杂的"合力"作用。     

启蒙及其转向——清末民初思想界对“西方经济学”的认知与阐发

尽管中国也有“理财学”与“经世”思想,但是始终未有思想意义上的、整体看待经济系统的经济学。一百多年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在其观念冲击之下,伴随着政治和军事的巨变,几代中国学者试图以不同认知结构和话语模式来迎接挑战,重构经济学的思想体系。不过,尽管尝试以西方经济学“启蒙”中国思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焕章等人具体立场与路径却迥然不同。本文由此入手,尝试分析清末民初思想界对于“西方经济学”的认知与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