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评屈原“同姓无相去之义”的历史文化解读

屈原在＂君臣以义合,不合则去＂的历史环境中,本不受＂同姓无去国之义＂的道德约束,而以其屡谏不入遭疏放却不去国的行事,树立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宗亲之忠和母国之怀＂睠顾楚国,系心怀王＂的自觉的特例。东汉王逸为回应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评论屈原去就取向的异见,把董仲舒为适应汉武帝中央集权统治需要建立的《春秋》＂公子无去国之义＂改造为＂同姓无去国之义＂,以对中央朝廷的向背作为标准评说屈原的独特行为。     

《楚辞·招魂》作者考辨

《史记·屈原列传》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招魂》之作者为屈原,司马迁说得很清楚.但四百余年后,后汉校书郎王逸在《楚辞章句·招魂叙》中又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王说何据,未见详述。故后世之治《招     

《九歌》是楚国郊祀的祭歌

《楚辞》中的《九歌》，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是屈原修定的民间祭歌。这一提法，主要来自王逸，《楚辞章句》中为《九歌》所作的题解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词。其词，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宋代朱熹在王逸此说的基础上，断定《九歌》是屈原对“昔楚南郢之邑”的民间祭歌，“颇为更定词，去其泰甚”而成。这样《九歌》就成了“屈原在民间祭歌加工而成”的定论。①目前，学术界和大中学校教村编者…     

说《楚辞·哀时命》：兼与郑文先生商榷

本“破”，肉《楚辞》成书的角度，一一辨驳郑先生否定王逸之《哀时命》为严忌“哀屈原”“叹而述之”之说；“立”，从屈原与《楚辞》中之汉人作品的种种同共点考察，并分析《哀时命》与屈原思想所以有某些差异的原因，证明王逸《哀时命序》之说正确，从而指出：《哀时命》可作为考屈原事迹之一助，而以之考严忌之生平事迹则非。     

屈原的流放地在哪里

屈原的流放地在哪里?《史记·屈原列传》写得含蓄,不易为人领会.王逸在他的《楚辞章句》中讲的,亦经不起人们的推敲.王逸说;“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 又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沉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从他话意看:屈原的流放地在江南的“草野”;或在相当于今日的大半个湖南省的“南邵之色、沅湘之间”,其准确流放地仍然不清楚.王逸在《天问章句》中又说:“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陵”.这里肯定他在流放时过游历生活.可见,王逸口头上讲“屈原放逐”,实际是讲屈原是无定居的流浪.把     

《楚辞》的体例和《招魂》的对象

确定《楚辞》的体例,不宜以颇有附会之辞的王逸序言为依据,而应考察《楚辞》各篇的实际情况。由于《楚辞》成书不同阶段所收屈原作品有“疑不能明”的误传因素,增辑者所附己作的主旨和体式亦有不同,故《楚辞》并无所谓“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以屈原为第一人称口气抒写”的统一体例。因此,用这种“体例”去推断宋玉《招魂》必为“代屈原自招其魂”,是不科学的。宋玉《招魂》的创作背景,当与楚襄王射猎云梦、惊兕失魂有关,其所招应为楚襄王之生魂。但宋玉只是借此作为创作这篇瑰玮辞章的由头,《招魂》本身并不是巫师实际招魂的咒文。     

“同姓无相去之义”商榷

正"同姓无相去之义"是东汉王逸注《楚辞》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它被后世疏解《楚辞》者广泛征引、阐发,不少学者认为"同姓无相去"是一种礼法原则。宋以来,"同姓无相去之义"开始与屈原的死联系起来,最具代表性的说法当为洪兴祖的"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1]然而"同姓无相去"最早即出现在王逸的《楚辞章句》中,况且他也没有明确表示这是条礼制原则。因此,笔者通过征引先秦同姓可去的史实、分析《楚辞》的文意、训诂"义"字等,以证"同姓无     

关于《楚辞·国殇》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楚辞》西汉人刘向在天禄阁(汉朝国立图书馆)校书时,把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东方朔、荘忌、淮南小山、王褒的作品以及他自己写的《九叹》编辑成一部书,定名为《楚辞》。东汉人王逸为楚辞作注释,又加进他自己写的《九思》,成《楚辞章句》。宋人朱熹,作《楚辞集注》。“楚辞”这个名词,在刘向以前就有。汉武帝时人朱买臣,能“说春秋,言楚辞”。不过“楚辞”这一名称在当时并不成为这种文体的通称。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乃作怀沙之赋”。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屈原赋二十之篇”。可见西汉早期称     

《涉江》中的“吴”字应怎样解释?

屈原《涉江》:“乘船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这句中的“吴”字,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一、南宋人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吴谓吴国;榜,棹也,盖效吴人所为之棹如云越龄、蜀艇也。”二、东汉人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吴,大也。言已始去乘窗舲之     

略论《招魂》“引言”、“乱辞”与“正文”之罅及与作者之关系

略论《招魂》“引言”、“乱辞”与“正文”之罅及与作者之关系赵东栓《招魂》是楚辞中自汉迄今聚论不辍的一篇。其聚讼的中心在于作者之争及由作者之争而引起的内容理解上的歧议。自司马迁的屈原说（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王逸的宋玉说（见于《楚辞章句》）而后...     

屈原《招魂》与楚地招魂遗俗

屈原《招魂》 湖南人相信人有灵魂,灵魂离窍是遭灾致病的主因,因此有招生魂的习俗,类乎《楚辞·招魂》内含。 《招魂》是屈原的作品,招的是他自己的生魂而不是招他人的死魂。王逸以来历代许多楚辞学者谓为宋玉之作,谓宋玉在招屈原之魂;也有定为屈原作的,谓屈原在招怀王之魂。招魂之礼,本来既施之于死人,也施之于活人之“失魂落魄”者。古人认为人有“三魂七魄”,如果一魂不守舍则精神恍惚;二魂不守舍则久病缠绵;三魂不守舍则谓之“魂离魄散”,一命呜呼了!所以宋人朱熹在《楚辞集注·招魂》篇中说:“古者人死则使人以其     

郭焯莹“班固结集《楚辞》说”评议

关于《楚辞》十六卷的结集,当代楚辞学者在旧有的“刘向结集《楚辞》说”之外提出了“王逸结集《楚辞》说”。在此之前,清季民初的楚辞学者郭焯莹提出了“班固结集《楚辞》”的全新看法,鲜为人知。郭氏认为：以刘向对东方朔人品与作品的了解,他不会将《七谏》编入《楚辞》;王逸《九怀序》所说的“史官录第”是指班固(而非刘向)编录了楚辞作品,但因为王逸不满于班固对屈原的指责,不想彰扬班固,所以将班固的名字隐匿;班固所结集的《楚辞》篇第是《楚辞释文》的篇第。郭氏提出的“班固结集《楚辞》说”可以补证,但也有可议之处。《九思序》所说的“谱录”指的是《楚辞目录》,是班固参与撰写的《书部》中的一种,这就是“史官录第”的含义;王逸对班固结集《楚辞》一事并非刻意隐匿;班固结集的《楚辞》篇第应是今本篇第而非《楚辞释文》篇第。郭氏提出的“班固结集《楚辞》说”虽有疑点,但仍有其合理性,值得我们关注。     

读王逸《楚辞章句》

一《楚辞章句》十七卷,后汉王逸撰。本书对楚辞作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在诠释词义、阐说作品思想内容等诸方面,都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为后人所称道。它不仅是研究楚辞的重要文献,而且也是训诂学史上一部颇具特色的训诂著作。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今湖北省江陵县)人,生卒年月不详。据范晔《后汉书·文苑传》所载,王逸大致曾于汉安帝元初元年(公元114年)“举上计吏”,后拜校书郎,并参与东观校书事业。《楚辞章句》一书盖即完成于任校书郎期间。《楚辞章句》而外,其他著述《王逸集》二卷、录一卷,《正部论》八卷,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今俱不传。西汉末年,有“刘向典校经书”,把楚辞整理为十六卷。王逸即本此十六卷《楚辞》,“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成为今本所传十七卷《楚辞章句》。     

文坛千年“渔父”梦

“渔父”形象,从中国文学的早期出发,以隐选遁世、明哲保身的姿态,行走在历史文苑里。王逸《楚辞章句》：“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庄子·渔父》：“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刺船而去,延缘苇间。”也许就从那时起,     

论王逸对屈原“发愤抒情”思想的阐扬与发挥

汉代是经学昌盛的时代,受经学思想的浸染,王逸的《楚辞章句》也遵循经学的思维模式,采取依经而论的话语方式,具有为政治服务的品格。然而汉代文学走向自觉的发展趋势,也促使王逸在对屈骚的注释与品评中,不仅承继刘安、司马迁,阐扬屈原“发愤抒情”思想,而且更是刻意褒扬屈原的个体性情,为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在理论上奠定了基础。     

《楚辞》“反顾”(“反故”)即为“环顾”考

《离骚》是屈原晚年的作品。其中“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一句之“反顾”,两千多年来,众说纷纭,莫哀一是。现略举几家异说如下:王逸《楚辞章句》曰:“……故忽反顾而去。”洪兴祖《楚辞补注》曰:“言虽已回车反顾,而犹未能顿忘此世,故复反顾,而将往观四方绝远之国。”王瑗《楚辞集解》、《楚辞蒙引》曰:“反顾者,回首而视也。”余萧客《文选纪闻》曰:“灵均才为世出,忧在生民……忽忽不忘此念。反顾,犹言转计。”     

一篇有重要突破的楚辞学论文——简评《屈氏先世与句■王熊伯庸》

赵逵夫同志的《屈氏先世与句禀王熊伯》一文(载于《文史》第二十五辑),是一篇在屈原研究上有重要突破的楚辞学论文,值得重视。关于屈氏之始,汉代王逸《楚辞章句》说,是楚武王(前七四0一前六九0年在位)的一个名叫瑕的儿子,“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此后,历代楚辞注本和姓氏之书多因袭王逸之说,使“屈瑕是楚武王之     

寓言是屈原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

一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他的作品思想的深刻,艺术形式的完美,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屈原诗歌艺术是一座丰富而深邃的宝库。本文仅就寓言是屈原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这一命题作一些探讨。最早探讨屈原诗歌艺术特征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称赞屈原《离骚》“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就是说,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小中见大,近中见远。这种认识还不是很深刻的。《楚辞章句》作者王逸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     

释“天问”第一字“曰”

屈原在《天问》这首诗的开头,就大大地写了一个“曰”字:“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这开头的“曰”字,是什么意思?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对这个“曰”字没有注释。按照训诂惯例,凡是第一次出现的字,都应该注释。那末王逸为什么不注释这个“曰”字呢? 一种可能是:王逸看到的《天问》原本开头就没有这个“曰”字,所以他不注释。就是说,现在《天问》开头的这个     

再说《渔父》的作者

《渔父》的作者 ,自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后一直就有争议。本文从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两个方面进行研讨 ,确认《渔父》与屈原其他作品相符 ,当是一脉相承的 ,应该把著作权璧还给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