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源流考

词语作为表达思想的载体，常常被打上时代的烙印，留有历史变迁的痕迹。“支那”一词的称呼也是一样。据考证，“支那”原是“Cina”的音译，是古代印度对古代中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梵佛经中。梵Cina进入不同的语言中，其读音变化不大。译音是“China”，“支那”、“脂那”、“至那”或“震旦”。根据对Cina来源的不同看法，其原始含意也不相同，比较有     

“支那”是日本强加给中国的蔑称

编辑先生: 贵报三月三十日刊载了一篇《“支那”出自于何方”》的文章。其文云:外国称呼中国流传最广的当数“支那”。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国及当代的许多发达国家几乎都用“支那”来称呼中国。真是这样的吗? 世界的文明古国与中国的实质交往始于两千多年前的秦朝,也就是在那时,中国实现了最初的统一。各国根据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以“秦”(CHIN)的谐音来称呼中国,这是被公认的事实。如英语中的“China”和梵文中的“Cina”等等。中国是一个使用汉字的国家,“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所     

近代日本"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以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新支那论》为中心

甲午中日战争后,不少日本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中表现出了露骨的侵华图谋,他们极力在中国史研究中寻找侵略中国的理论根据,将日本对华侵略合理化、合法化,为侵华献计献策。此类所谓的“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事实上已经堕落为侵华的史学。这些都在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研究的主要人物,如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服部宇之吉、矢野仁一、有高岩、秋泽修二等人身上,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其中内藤湖南的“内藤史学”最为典型。     

“满洲”与《满韩漫游》

“满洲”一词频现于夏目漱石《满韩漫游》一作。然而该词系满族旧称,中国罕见用作地名。日本人以之呼中国东北,意将“满洲”与“支那”并论,割裂东北与其他地区的联系。“满洲”“成为”中日共争之地,殖民“满洲”成了同汉族“闯关东”一样的“开拓”,“文明程度”远超中国的日本有了做“满洲之主”的正当理由。夏目漱石沿用“满洲”一词,不经意间接受了该词背后的殖民逻辑。《满韩漫游》中便出现了“满洲”与“支那”并立、中日对比、“满洲”的主人意识等殖民思想要素。     

“卿卿”由来趣说

“卿卿”一词，常用来表示对心爱之人亲呢的称呼。多用于夫妻之间。成语中的“卿卿我我”，在特定语境中也含有对被称呼人戏谑、嘲弄之意味。如《红楼梦》中有“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之语。     

“支那”名称的由来

“支那”系外来语,在古代,印度、希腊和罗马人称中国为Cina Thin、Sinae等,后在佛教经籍中译为“支那”、“至那”或“脂那”等,近代日本曾称中国为“支那”。他们所以称中国为“支那”,或以为“支那”是“秦”字的对音,秦代表中国。     

袁世凯时期中日"二十一条"要求事件历史研究综述

1915年日本政府对华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以及有关的中日交涉,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外关系史、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袁世凯时期围绕着“二十一条”要求展开的交涉,其后形成了民国史上最为屈辱的一批不平等条约——“民四条约”,这些条约的签订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关袁世凯时期中日“二十一条”要求事件的研究,学术界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本论文试图在2007年前出版的已有的资料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袁世凯时期中日“二十一条”要求事件之研究状况,作一个系统的历史考察。     

试析日本20世纪初至1930年代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实质

20世纪20、30年代,日本政府在"开展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名义下,实施了所谓的"对华文化事业"(后改称"东方文化事业"),并组建了"(日本)学术艺术合作委员会"与国际联盟进行合作。就其本质而言,两者均为日本政府内政的一部分,都是日本政府所施展的文化外交手段之一。前者实为针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而后者则为面向世界的文化输出。     

论《汉报》的舆论宣传及其侵略实质

由日本浪人宗方小太郎在汉口创办的中文《汉报》,是日本最早在中国发行的报纸。该报从1896年2月开始接办,直至1900年9月最后终刊,前后长达四年半之久。其时,正值中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汉报》针对远东和中国的复杂形势和政局,展开了强大的舆论攻势,影响甚广,深得日本政府的赞赏。可是,《汉报》以其虚伪的面目活跃于中国的舆论界,它冠冕堂皇地宣布如下宗旨:第一、“介绍日本之实情于支那之官民,使彼等产生对日之信赖”;第二、“明唇齿辅车之义,举一脉相承之实”;第三、“抑制旧党,援助新党,以助长维新之气运”。并且     

不可乱称“老师”

打开电视，只要是“访谈”一类的节目，而被访者又是“明星”一类的角色，则主访方往往无不以“老师”相称，而客方也往往无不乐而受之，泰然以“老师”自居了，但笔者却觉得十分别扭。称呼或称谓不同于名字，称呼与称谓体现了一种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我国是一个颇讲究名分和称呼的国度。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韩愈则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恐怕这才是“老师”的正解。长期以来，“老师”一词事实上已经成了“教师”这一职业的约定俗成的称呼。但这种区别现在却日见模糊。如果说为了表示尊重，则应该心敬胜于口…     

汪伪政府所聘日本顾问问题评析

根据日汪双方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汪伪政府须聘请日本人担任军事、财政、经济、技术等方面的顾问。然而文本和现实之间相距甚远。日本顾问和辅佐官进入汪伪政权内部,与日本大使馆、特务机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相配合,并利用各级伪府汉奸,制造了一个巨大而严密的监控网络。     

试析汪精卫1939年东京之行

由于在西南地区建立“和平政府”已成泡影,加之日本方面已私自更改了日、汪间的协议,使汪精卫急于东渡日本。在东京,日本政府对汪在沦陷区建立“中央政府”表示支持,然而,这一“中央政府”已注定将要支离破碎,并将成为一个傀儡政府。     

留日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斗争述论

1915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3000多人群起反对，并以集体罢学归国的形式表示抗议。他们归国后，通过向中央政府上书、请愿，筹划、组织召开国民大会，以及发起“劝用国货、抵制日货”运动等方式，揭露日本企图吞并中国之野心，力阻政府与日签订密约，鼓励国民坚持斗争到底。在留日学生的鼓动和组织下，反对“二十一条”斗争以上海为中心，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这是中国留日学生第一次因中日政治事件而大规模集体罢学归国，尽管运动最终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有力地推动了国内人民反对“二十一条”斗争的开展。     

护国运动前夕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原因

“一战”的爆发为日本侵华势力提供了良机,不过在对华问题上日本国内朝野的意见并不一致,尤其是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矛盾更为尖锐。“倒袁”派一度占到上风,致使北洋政府被迫接受“二十一条”,然而出乎日本军国主义者意料的是中国人民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目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日本政府被迫采取温和的对华政策,即从“迫袁附日”到“亲善提携”。     

“九一八”事变前后关于东北历史归属之争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伪公然歪曲历史,提出东北是“独立国”的谬论。妄图以此为伪满的成立寻找历史依据,也为日本占领东北披上合法的外衣。对此,中国史学界广大仁人志士据理力争,除了揭示日伪反动言论的本质外,他们还按诸典籍,以历史文化为主要武器,并结合地理、法律等知识,论断和确认了东北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日伪的反动谬论。     

日本教育现代化发展历程对中国的重要启示

明治维新(1868年)以来,日本历届政府一直毫不动摇地把教育视为“立国之本”;举国上下,官民协力重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已经成为日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日本现代化发展的每个时期,历届日本政府都十分重视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不断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使之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对日本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和劳动大军的国际竞争力、加速实现现代化以及实现 21世纪全球化战略,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应当从日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历程中得到很多启示,从中借鉴和吸取有益经验。     

卢沟桥事件的真相再析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但作为发动全面侵华战略的序幕-卢沟桥事件,并非是日本政府直接策划的,事件发生之前,日本出于自身的利益,企图“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事件发生之后,在对华派兵问题上,日本政府内部产生“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争。经过几天的争论,日本内阁决定向中国派兵。此时,日本军部均是以“临命”的指示对日军下达派命令。事件虽不是日本政府直接策划的,但也绝非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总计划实施的必然结果,具体是由驻扎在丰台的日军第三大队队长-木清直等人策划的,其目的是为了方便军事演习,侵占卢沟桥附近的演习场,夺取宛平县城。一木清直等人事后又编造谎言,不敢承认自己的罪行,他们的言行暴露了卢沟桥事件的真相,日本帝国主义借卢沟桥事件,提前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     

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分析

明治维新后,日本便开始积极谋求向外扩张势力。在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过程中,＂满蒙＂始终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为了攫取＂满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历届日本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满蒙政策＂,以达到独占＂满蒙＂,进一步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目的。研究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过程,不仅有利于对＂大陆政策＂问题的探讨,同时对深入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地区史,具有实际意义。     

“一边倒”－中美关系的历史反思

抗战胜利前后,中共认真考虑使中国成为沟通美苏之“桥梁”。美出于使中国成为“大国”政策,一度曾积极调处国共矛盾。但“大国”的实质是反苏反共之“屏障”,所扶核心只能是国民党,即使明知其必将为中国革命所推翻。面对“推翻”现实,美虽推出“灵活”政策,寻求与中共建立某种“承认”关系的可能,但囿于其顽固的意识形态,终不愿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终将中共推向与苏结盟的“一边倒”轨道,尽管这是一个历史合力的作用结果。     

从“对等”到“协调”:日本民主党政府对美外交走向探析

日本民主党上台以来,其对外政策前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起初鸠山政府致力于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推行重视亚洲的外交.但这种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寻求日美“对等”的外交努力,最终遭遇失败.菅直人上台后,开始推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重归对美“协调”路线,极力修复和深化日美同盟关系.野田当政后,走“彻底的现实主义”之路,称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基轴中的基轴”,进一步向重视日美同盟方向发展,并且“联美遏华”倾向明显.民主党主政下的日本外交未来走向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