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与失落——管窥20世纪末女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

作为家庭、社会活动中重要参与者的母亲群体，是父权社会着力讴歌的对象，在女性自觉意识的感召下，20世纪末女作家表现出了解构“母亲神话”、重塑母亲形象的渴望。以颇具代表性的女性文本为切入点,追问“恶母”的成因，梳理母亲形象的新变，有助于揭示女性自身在宏大叙事中强烈的失落感。     

张爱玲母爱缺失性体验及其作品中的颠覆性母亲形象

“母亲”这个词语经过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几乎已经同一为“伟大、无私、慈祥”的能指,而母亲形象在人类的文学殿堂中也共同具有着极其光辉的神性色彩。到了20世纪,张爱玲以冷峻的目光,重新审视母亲形象,剥去其温情脉脉的面纱,批判性地颠覆母亲神话。张爱玲从小母爱事实缺席的成长经历,使她形成了乖戾的母爱观。她在作品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人间无爱的苍凉哀音。她笔下的母亲形象也一反传统的圣洁美好而变得冷漠残忍．而缺少母爱的儿女们则是“一级一级,通向没有光的所在”。母爱缺失性体验使张爱玲作品有着强烈的审母意识,不仅使现代文学的母亲形象更为立体化、人性化,且在某种程度上对新时期“恶母”形象的塑造具有先导性的启蒙作用。     

话语与母性：一种文本叙事的颠覆

与“泼妇”、“悍妇”和“淫妇”相对的母亲形象历来以其善良慈爱恭俭温和受到称颂,然而“文化大革命”后开始发表作品的中国女作家们,在女性切身体验的基础上,以文学的特殊方式对“母性”进行了质疑,表现了新一代女作家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思考和反叛。     

当下文学中的曹七巧:母亲形象的一种——读《半边营》、《红檀板》、《小姐们》

曹七巧作为“恶母”的代名词广为人知。分析当下文学中三个与她相似的母亲形象,来剖析中国女性被压迫之下的性格变态,可以揭示她们的精神与生存实像。     

逝去的母性光辉警醒的生命反思——析张爱玲笔下的恶母形象曹七巧

张爱玲刻画了一系列母亲形象,其中真正为人所熟知的却是她笔下的恶母形象。本文试图以张爱玲文学作品《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分析,来探究其恶母形象的创作根源及人生启示。     

张爱玲与谭恩美作品中母亲形象比较

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倍受关注的女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抒写显示出其独特的创作个性。她对女性性别群体中的母亲形象赋予的全新阐释尤为特别，更彰显出其女性意识之不同。谭恩美是一位颇具影响的海外华人女作家，她创作中的母亲形象为文坛所注目。这两位女作家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塑造出的母亲形象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法父权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由此生发出的母女间的冲突也都纠缠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本文着意于探讨在这两位女作家笔下，中国传统文化与母亲形象的关系、母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女儿展示出的“魔鬼”与“天使”的双面性及其文化意义。     

神圣背面的危机——透视恶母形象解读女性文化发展的阴暗潜流

母亲在传统庙堂文化中是一个神圣的文化符号，民间文学、传统文学与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学中出现了与传统相背离的恶母形象。透视恶母形象，解读不容忽视的伦理道德的阴影、女性心理结构缺陷和社会秩序的矛盾冲突。颠覆神圣的理性声音或许是微弱的，但它是永恒的。     

天使的坠落--《金锁记》、《玫瑰门》中的"恶母"形象分析

张爱玲的《金锁记》和铁凝的《玫瑰门》撕去了贴在母亲身上的天使般神圣的标签。与高尚善良、无私奉献的传统母亲形象相比，曹七巧与司猗纹是残酷无情的、是令人们憎恶的“恶母”形象。同时，她们又是封建礼教与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是值得人们深深同情的。这两位与众不同的母亲形象折射出了作对母性的价值和本质的更深层思考，开拓了母性题材的新主题。     

“五四”女作家笔下的母女亲情

渴望母爱与反叛父权的矛盾,虽然使得“五四”女作家难以整合出富有典型意义的母亲形象,但并没有造成创作中母亲形象的失落,而是使得“五四”女作家把创作的重心放在抒写“五四”女儿对母亲的复杂情感上。“五四”女作家首先从女儿角度充分感受母爱的温暖,抒发对母亲的感恩之情,并且把母女之间诚挚的天然亲情升华为抵挡人生风雨的精神庇护所;其次,抒发了觉醒的“五四”女儿常常陷入反叛封建父权与维护母女亲情的矛盾痛苦。“五四”女性文学闪动着眷眷女儿心的青春风貌是现代女性文学无法重复的珍贵源头     

“母性神话”从何处倒塌——中西古典文学中的“恶母”形象比较

20世纪文学中出现的"母性神话"倒塌的现象已经在引起学者的注意.但这一问题在中西文学的古典时期就已经出现,呈现出如赫拉、美狄亚、细侯等"恶母"形象.本文对中西古典时期恶母形象进行了列举陈述,并通过对当时父权社会的分析,得出所谓的"母性神话"是根本不存在的结果.另外,这些"恶母"形象表现出了母亲的多元性,是对于"母性神话"的解构,母亲之人性的回归.     

张爱玲与谭恩美作品中母亲形象比较

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倍受关注的女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抒写显示出其独特的创作个性。她对女性性别群体中的母亲形象赋予的全新阐释尤为特别,更彰显出其女性意识之不同。谭恩美是一位颇具影响的海外华人女作家,她创作中的母亲形象为文坛所注目。这两位女作家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塑造出的母亲形象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法父权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由此生发出的母女间的冲突也都纠缠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本文着意于探讨在这两位女作家笔下,中国传统文化与母亲形象的关系、母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女儿展示出的“魔鬼”与“天使”的双面性及其文化意义。     

不同性别视角观照下的“恶之花”——三仙姑、曹七巧、司猗纹形象的一种解读

三仙姑、曹七巧、司猗纹虽从人性异化角度同属“恶母”形象，但在分属两性的作家不同视角观照下。三个“恶母”表象酷似，所蕴含的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意义却有其质的不同，传达出作者不同的艺术观念和性别意识。     

解构与重塑——女作家重写母亲的文化阐释

在现代女性文本中，母亲形象变为在传统与现代、伦理规范与本能欲望间挣扎与突围的生命个体；她不再是父权话事中被命名的“他者”，而是女性自审意识与反思精神的形象载体与文化见证。女作家正在对母亲原有形象及其文化隐喻的解构中开始了对母亲的重新命名，这一命名过程具体表现为母亲形象类型的新变以及叙述话语的重构。     

论母爱对苏雪林创作的影响

苏雪林作为第一代"五四"女作家,对母亲形象的书写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注,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我们刻画了一位吃苦耐劳、隐忍坚韧的母亲形象。"五四"女作家们在书写母亲时,尽力挖掘被文化遮蔽的真实性,展示母亲在生活中真实的生存状态,这些多元的母亲群落的存在,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典型的"五四"女儿,苏雪林必然带着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烙印,本文以《棘心》为主要研究对象,探析苏雪林眼中的母亲形象,解析其母对其一生的深远影响。     

《论语》中“乎”与“与”用法分析

根据传统的说法，三十六字母中的喻母，一直到《切韵》时代都分为两类，喻母三等归匣母，喻母四等归定母(有人认为喻母四等与定母相近但并不归定)。近来有的学者提出了“古以母读同晓匣母，并非后来有的方言现象”这一论点，并以《论语》、《诗经》等文献中“乎”与“与”作疑问语气词时语法意义相通这一语言现象“作为古以母读同晓匣母”的一个证据。本文针对这一观点，对《论语》中“乎”与“与”的用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论语》中“乎”与“与”作疑问语气词时语法意义相通这一语言现象不能成为“古以母读同晓匣母”的一个证据。     

母亲的赌咒之书--浅谈《呼啸山庄》和《金锁记》中的母亲形象

张爱玲与艾米丽·勃朗特作品中都展现了独特的母亲形象。在《呼啸山庄》和《金锁记》中,发现两位作家均以其特有的方式塑造了恶母形象。两位女作家因为生平遭际,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传递了她们对母亲所怀有的和而不同的情愫。     

《为母之乐》：透视非洲女性的新视角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非洲女性是受到了父权制社会残酷虐待的奴隶,是被父权制社会吞噬的“软食”,“生儿育女者”和“役畜”。然而,非洲女作家布奇·埃梅切特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创作的代表作之一《为母之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非洲女性的新视角。女主人公Nnu Ego一心想做母亲,最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养育了八个子女,但却未从中得到任何乐趣,最后孤零零地死在路边。文章通过分析Nnu Ego的悲剧成因后指出,做母亲并不总能带来幸福,女人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女人实际上有权力、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命运。     

追寻与失落--管窥20世纪末女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

作为家庭、社会活动中重要参与者的母亲群体,是父权社会着力讴歌的对象,在女性自觉意识的感召下,20世纪末女作家表现出了解构"母亲神话"、重塑母亲形象的渴望.以颇具代表性的女性文本为切入点,追问"恶母"的成因,梳理母亲形象的新变,有助于揭示女性自身在宏大叙事中强烈的失落感.     

从文化符码到世俗镜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叙事中的母亲书写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作家塑造的母亲形象不再是承载传统意义的文化符码,而是在性别关照下回归生活的“本真”,呈现出世俗人生的种种镜像。女作家对母亲形象的重新书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母爱”神话的颠覆,二是对生殖崇拜的解构,三是对母亲形象的超性别写作。通过颠覆与重新建构,母亲生存及母亲写作的种种“可能性”开始呈现在我们面前。     

"边缘"文化与文化多元化--解读《灶神之妻》

谭恩美在《灶神之妻》中从一个华裔美国女作家的特殊视角探讨“边缘”文化之与文化多元化的主题。中国母亲的形象表达出作者对中国文化挥之不去的母体情结;文富的形象塑造体现出作者对母体文化继承发展的关注;移民美国的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冲突与和解象征着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融和,表达了作家在保持和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同时,寻求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