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又重来?

在《新闻记者》1992年第9期上读到了金维新先生的《批评者已经造成声势,被批评者一直保持沉默——去年舆论界一场“争论”之我见》。金丈把一年多来有些报刊对皇甫平文章的批评方式,称作“三级推断”:“从说一个特殊政策不要囿于‘姓社姓资’,演化为改革不问‘姓社姓资’,最后推论到‘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金文在末尾提出,“诸如此美的批评方式,搞理论宣传的大都很熟悉,也很痛恨它,怎么又重来了。”     

香港回归以后──访《大公报》总编辑曾德成

没想到,我要求采访的对象,邀请我共进午餐。我和老同事尹任先（《大公报》原总经理）、老校友赵泽隆（《大公报》原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一起,从香港大公报社走到餐馆预定的座位。这时,曾德成和夫人叶桦早已在等我们了。我是第一次见曾德成,但报刊上早就见到过他的文章和照片。他清秀挺拔、年轻力壮,才40多岁。叶桦更显得年轻,她是《大公报》英文版编辑。尹任先伸出三个手指,笑着对她说：“像30岁。”我送给曾德成一本我的作品选《半世纪前的大震撼》,里面有七八篇《大公报》用过,还有一篇记者生涯,专门写在《大公报》实…     

“皇甫平”文章引发的一场思想交锋

一、“皇甫平”文章应运而生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1991年春节前夕,我觉得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负责人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处长共同商议,决心合作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开放实践,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评论文章。开篇就是2月15日（辛未羊年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国闻通讯社》和旧《大公报》

《国闻通讯社》曾是《大公报》(新记)的姊妹企业,而且可以说,它是《大公报》的母体。这不仅因为旧《大公报》革创时期的“班底”大多是从《国闻社》调集的,而且作为《大公报》的三“巨头”——吴鼎昌、胡改之、张季鸾也是在创刊《国闻周报》之初,开始紧密结合的。他们三人,在早年同在日本留学时就认识,但大概只是泛泛之交。归国以后,就各奔前程。吴、张二人,都挂籍同盟会;而吴在清末,就进了大清银行(中国     

《“挖人参”与“拔萝卜”》是“套”出来的

编辑同志: 读了本刊第四期“说长道短”中的《“挖人参”与“拔萝卜”》以后,感到这篇杂谈的写作格式和内容与原昆明军区政治部办的《国防战士通讯》1982年10月30日刊登的《挖人参与拔萝卜》几乎相同。一个南方作者和一个北方作者,写的杂文不仅题目相同,内容相同,而且写作格式也几乎相同,这就让人觉得是“套”出来的.不信,请将原     

《物权法》观点交锋

是否违宪；姓资还是姓社；洋房与要饭棍；谁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大公报》停刊事件前后

纪念王芸生,缅怀他对《大公报》的贡献,不能不提那篇著名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以及由此引发的《大公报》停刊事件.据我所知,当局勒令一家全国性大报停刊三日,“以示惩戒”,这在中国新闻史上还是少有的.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新记《大公报》自1926年创刊始,以“四不主义”之主张,“文人论政”之立场,“公众、国家利益”之观点誉满华夏,却因抗战爆发前后昭然之“拥蒋反共”姿态而引后世诟病,其关于“西安事变”同期报道(1936年12月13日至1936年12月28日)向来是史家借以支持“拥蒋反共”论点的典型案例之一。就《大公报》在“西安事变”报道中的舆论导向, 学界已形成定论:吴廷俊称其为“高唱‘蒋之人才,绝无仅有’论”,《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作者任桐认为《大公报》所持为“拥蒋立场”,几篇社评“又完全是站在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立场上说话的文章”。[1]     

《物权法(草案)》有没有暗度陈仓

北大的巩献田老教授,以堂吉诃德式的勇气,向不可能挑战,抛出了“法制史上最牛的一封信”,结果是使酝酿了十几年的《物权法》搁浅。可以想见这惹恼了多少人。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一场研讨会,“几乎国内所有顶尖的民法学学者”全数出席,主题虽然名曰“《物权法》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但全部炮火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巩献田的公开信。说实话,对巩献田的公开信,笔者也有几分不以为然。因为一上来从“姓社姓资”的角度立论,容易升高对立情绪,也不容易把问题说清楚。但对他在信中主张暂缓通过《物权法》,笔者却是同意的。原因…     

为《大公报》辨诬——应该摘掉《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

“小骂大帮忙”这顶十分沉重的政治帽子压在《大公报》头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至今还流传于人口。几个月以前，还有人写文章，指责《大公报》反共。一个多月以前，还有人在文章中叹息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３０余年过去了，某些人硬加给《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的帽子至今还没有摘下去。”可见并不是我危言耸听，而是众口铄金，积重难返。现在是该彻底摘掉这顶帽子的时候了。先说骂。《大公报》对国民党不光是小骂，也有大骂。有时甚至是怒骂、愤骂和痛骂，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发的那篇谴责国民党政要及其家属用飞机运“箱笼洋…     

我所了解的《大公报》

它是一张“文人论政”的报纸 在旧中国,《大公报》一贯标榜自己“不党、不私、不盲、不卖”,是一张“文人论政”、“以文章报国”的民间报纸。因为它敢于痛骂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中央日报》曾多次刊登文章责骂《大公报》和王芸生“其主义为民族失败主义,其方略为国家分裂主义”,“助长动乱,危害国家。”他们公然连续发表“一查王芸生”、“二查王芸生”、“三查王芸生”的社论,指责《大公报》为共产党“张目”,是新华社的“应声虫”。 有人说《大公报》曾给国民党帮过忙,那是指《大公报》也登过一些反共言论。早在1941年5月,王     

《大公报》文人论政 爱国主线

2002年6月17日,《大公报》百年。“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文人论政”的独特气质,使《大公报》成为一段出彩的中国新闻史     

批评者已经造成声势 被批者一直保持沉默——去年舆论界一场“争论”之我见

去年,在我国舆论界、理论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公开争论的时间,从这年的4月到9月达半年之久。这场争论该怎样概括?有的同志认为,这是“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的争论。我觉得这一概括不妥。因为被批评的报刊并没有提出“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这样的主张;批评者硬说有的报刊有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虚设论敌。有的同志把它概括为“改革中要不要对每个问题都问姓     

特色鲜明 气势非凡 评《中国美术通史》

去年春天,新加坡一家颇具权威的学术刊物——《中教学报》,在其第十三期上,以“琢华夏之璞,写五岳之势”的赫然标题,对一部尚未问世的鸿文巨著《中国美术通史》给予了高度评价;八月十八日,香港《大公报》又以影印的封面为据,向海内外透露了“中国第一部大型美术史专著即将出版”的信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其第176期情况简报上,对此书     

我写《十四大手记》

党的十四大期间,我作为正式代表,除了开会,还每天赶写一篇《十四大手记》,在《经济日报》上发表,前后连续写了九篇。这些手记见报后,在读者中引起了一点反响。我心里很清楚,这九篇《手记》都属于“急就章”,读者之所以产生一点兴趣,无非是看在“一边开会,一边写稿”的份上。其实,这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会想起写《手记》?许多朋友这样问我。我的回答是:“逼”出来的。我这次是第二次写党代会手记。1987年,党的十三大期间,我也写了九篇手记。当时的情况是,分配给《经济日报》采访十三大的记者名额只有两个(其     

香港《大公报》开设山西新闻版

7月19日,《山西日招》、香港《大公报》合办“大公报·山西新闻”协议签字仪式在太原隆重举行。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省长孙文盛、副书记王云龙等会见了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大公报》社长王国华先生一行,并出席了签字仪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为了及时地把山西省的新成就、新经验、新举措宣传出去,《山西日报》编委会决定采取大的宣传动作,经与香港《大公报》     

如果奥巴马开始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奥巴马的政纲在美国引发了一场有关意识形态的大讨论,让人联想起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姓社”“姓资”之争     

漫话《呐喊》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收录的是鲁迅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间的作品,曾先后发表在《新青年》、《新潮》、《晨报付刊》、《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呐喊》初版收入小说十五篇,一九二三年八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封面为深红色,书脊下端还特别标明《呐喊》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所收小说,除卷末的《不周山》取材于古代神话“女娲炼石补天”外,其他各篇均采取现代题材。一九二六年十月第三次印刷时,改由北新     

范长江《塞上行》的日译本

1989年5月,日本筑摩书房出版了《塞上行》的日译本,改名为《西安事变前后》。译本依据大公报馆1937年11月第1版第6次印刷本译出,另补入新华出版社1980年重版时沈谱同志所撰序文一篇。原本上篇中的5篇短文,在译本中除第1篇仍置正文之前作为全书提示外,余4篇分別放在下篇《行纪》第2、3、4、6章文末,用作本章评论。(新华本删去了《陕变后之绥     

有理有力有情——评言论《正确消费莫浪费》

《人民日报》5月17日第14版在“市场漫步”的专栏里，刊登了署名百合写的评论“正确消费莫浪费》。这篇1100多字的章，写得有理、有力、有情，是一篇非常有针对性的好稿。从写作上来看，段段紧扣主题，其主要特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