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坊刻本缙绅录营销论析

坊刻本缙绅录是清代北京极富代表性的书籍,自清初以迄清末,琉璃厂数十家书铺四季刊刻,广为发售,本文详细探究清代坊刻本缙绅录经营的社会历史环境、市场条件和营销策略,以有助于清代图书出版发行史的研究.     

缙绅录与清代北京

缙绅录,又称“搢绅录”,是明清以来对刊刻于京城北京,并流行于官场及民间的全国范围职官名录类文献的总称。《幼学琼林》这样解释,“朝臣皆搢笏于绅间,故曰搢绅”,搢绅为在职官员之代称,而“搢”与“缙”通,此类文献遂统称为“缙绅录”。追溯渊源,缙绅录之雏形为南宋之《班朝录》;到明朝,其编纂已颇为流行;至清代,传世数量众多,蔚为大观,遂为清代北京地方文献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清代缙绅录集成》面世

本刊讯4月26日下午,第十八届书博会期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华大学图书馆、大象出版社联合在郑州举办了《清代缙绅录集成》新书发布会。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冯立昇、大象出版社总编辑耿相新出席了新书发布会,并从多个角度介绍了该书成书背景、编纂经过及图书意义和价值。大象出版社还介绍了此类大规模史料性质图书后续开发计划,2008年在《清代缙绅录集成》之后将推出《民国史料丛刊》。     

荣录堂与清代搢绅录之出版

首先概述清代搢绅录的整体出版情况,梳理现存清代搢绅录中有关出版、发行、版权方面的材料,并在稗乘、文集、政书中搜集相关记载,找寻清代书坊大量印行搢绅录的途径及合法依据.鉴于坊本中又以京都琉璃厂荣录堂所刻最多,试以荣录堂为例,做一具体分析.     

大型文献丛刊《清代缙绅录集成》面世

[本刊讯]在第十八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召开期间的4月26日，大象出版社举办了大型丛书《清代缙绅录集成》的新书发布会。此丛书一经推出，即受到一些研究单位、图书馆的关注。     

清代北方家族商业出版探究——以山东聊城叶氏家族为中心

清代北方商业出版开始兴起并达到繁盛,其中山东聊城叶氏家族祖孙三代积极参与坊刻举业书的编纂引人注目。叶氏一族从叶葆自行编刻,到其子叶锡麟、其孙叶祺昌与"聊城四大书庄"之一的书业德密切合作,祖孙三代的商业出版活动,贯穿清代乾隆至光绪,内容上集中于试帖诗、律赋作法的讲解,及墨卷选集,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服务,针对性极强。聊城叶氏一族成为北方坊刻业中家族参与商业出版的重要典型,充分体现了清代山东坊刻业的繁荣与兴盛。聊城叶氏的商业出版活动,对深入了解和研究清代北方坊刻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秘书廿一种》本《白虎通》版本考辨

清人汪士汉编有丛书《秘书廿一种》,在清代曾经多次刊印,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足见其流传之广。笔者通过对其中《白虎通》的版本调查,第一次将此书的版本刊刻顺序加以梳理,藉此以说明清代书坊刻书之复杂与一般官刻、私家刻书不同,不可忽视,以期为日后清代书坊刻书研究提供借鉴。     

清代运河城市聊城的坊刻出版业

清代聊城坊刻业的勃兴,与大运河贯通带来的城市交通地理优势和经济文化变迁密切相关.聊城商业的发达为民间刻版印书业提供了经济基础,兼容并包的运河开放文化则直接刺激了坊刻业的兴盛,其中市民文化的崛起更成为坊刻业勃兴的文化沃土.植根于市民文化土壤的坊刻业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市民文化的烙印;同时坊刻业又起到了对市民文化的整合重塑和引导作用.     

从刻工情况看清代聊城坊刻业

清代聊城书坊刻书业发达,服务于书坊的木版刻工是聊城刻书产业的重要支撑。本文从刻工的来源及构成、刻工技艺水平、刻工生产方式、刻工工价、刻工所受的经济剥削等方面,对聊城刻工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从侧面反映出清代聊城书坊刻书业的概况与发展水平。     

光绪年间部分寺庙住持名录

光绪二十一年(1865年)十月，为慈禧皇太后60岁生日，一些寺庙住寺拟届时于万寿寺排班唪经三日，以示祝贺。在馆藏内务府全宗档案中，存有当时管理僧录司正印行存等致内务府呈文一件，其中开列了当时在京48位寺庙住持之名录，现予刊布，以供研究寺庙史参考。     

清代图书广告与促销术

清代书坊刻书具有很强的商业性.为了吸引读者,获取经济利益,书商常常在书籍上刊登图书广告.这些广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反映了清代书商的商业经营活动,同时也反映了清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是中国版刻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     

清代批校本中所反映的士人群体的阅读品味

阅读史研究的首要步骤是在较大的数据库支持下统计各类文献的留存状况,从而构建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的阅读清单。中国清代士人(包括晚明及民国部分士人)喜好在其认真阅读过的书中撰写批校、题跋,运用计量的方法,统计该时段的批校本,通过分析其基本数据就可以了解清代士人阶层深度阅读史的概况。目前收录最全的中国古籍存藏目录《中国古籍总目》收书约十八万种,其中有批校本近一万五千部。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古籍总目》中所录各部类图书批校本之分布状况,从宏观层面了解清代士人群体的阅读品味,从而为深入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与文化提供基本的文献支持。     

刑部主事余继生勾结书吏裁改题本案

清代官吏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篡改官文书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但最终被讦发并坐实的不多,此案即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本专题所辑文件分别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嘉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法律类和内政类,反映了清朝中央政府机构官员舞弊的情况,可供研究清代政治史、文书制度史的学者参考.     

顶戴羽翎与清代侍卫研究三题

顶戴羽翎是清代最具特色的官员服饰制度之一,其中“三眼花翎”乃至高荣誉。本文梳理顶戴羽翎授予对象与规则,发现获赐“三眼花翎”者大多侍卫出身或曾长期在侍卫系统任职。所谓“空花翎”“空蓝翎”与“花翎侍卫”目前学界尚无专文探讨,但查考史料,“空花翎”与“空蓝翎”皆属“空衔顶翎”,或产生于乾隆中期征战金川之时,后加以沿袭。二者既是一种虚职顶戴,亦是一种不占实缺的职官名。“花翎侍卫”在方志中甚为常见,《缙绅录》中亦有记载,当特指“汉三等侍卫”,且至少是二甲武进士出身,与汉侍卫赏戴花翎之制相符。     

论李光明庄刻书的营销意识

清代坊刻以李光明庄为经典,以刻蒙童教育类图书为主。李光明庄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当时能够垄断南京市场、并在全国范围内打响知名度,与李光明庄独具特色的营销意识密不可分,其营销意识包括对图书消费市场的选择、广告宣传手段的采用以及对消费者诉求的注重等方面。     

台北版《明清档案》史料汇编丛书简介

由张伟仁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言所”）出版,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的《明清档案》史料汇编丛书,已陆续出版发行,与读者见面。 此套丛书系将“史言所”现存的全部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缩影印行,故名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简称《明清档案》,以别于该所此前排版刊印数量较小之《明清史料》一书。 该套丛书第1册于1986年元月出版发行,     

清代聊城民间书坊

聊城民间坊刻的历史,始于明洪武初年.好友堂就是最早的一家自印、自卖、规模很小的书馆,因资本微薄,只印卖启蒙读物、通俗读物、唱本之类,可以说是聊城民间书坊的首创者.清代前期,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等相继开业,以后发展到二十几家,这些书坊大多为前店后坊,均集中在聊城城内鼓楼东大街及东城门内外.到清康熙、嘉庆、道光之际,聊城民间坊刻进入鼎盛时期,成为全国刻书、印刷中心之一.     

广雅书局未刊底本——桂文灿《经学博采录》

经学博采录十二卷 清桂文灿撰 清光绪广雅书局抄校本 《经学博采录》一书为清代学者桂文灿多年采集整理清代经学家轶行著述，以记录为主旨，佐以学术评论的著作。书中记录为人熟知的重要经学家和众多并不知名的经学家，为后世学者所称道。     

我国佛经目录特点和成就

佛经目录是我国室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我国目录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曹魏时朱士行的《汉录》,一直到清代智旭的《阅藏知津》,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至今能见到的有《出三藏记集》、《法经录》、《开元释教录》、《阅藏知津》等重要的佛经目录。佛经目录在我国目录学史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成就,近代目录学家梁启超在考证佛学目录后,曾叹息说:“吾侪试一读僧祜、法经、费长房、道宣诸作,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薄、阮录     

编辑忌懒

今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四版杂文《现代史难于宇宙史》,其中有这么一段:“‘用心研究史料’,史料准确可靠吗?有一种1981年10月初版就印行65万册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到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