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对儒家道德形上学的现代诠释——以《中国哲学的特质》为中心的考察

"性"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概念。牟宗三以天论性,确立了儒家道德形上学的超越本体;即心说性,奠定了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内在根据;贯通性与天道,沟通主客,打通天人,完成了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哲学重构。牟宗三对儒家道德形上学的诠释,为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开创了一条生生不息之途。     

简论孔子的“性与天道”学说

“性与天道”是孔子形而上学的核心范畴。了解孔子“性与天道”思想，有助于对其形而上学意义的认识。在孔子那里，如果说“天”主要是在客观意义上使用的，那么，“道”则不乏含有主体性的意义。对于“天道”而言，应该含有“天”和“道”两方面的内容。“性与天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性”是反映“天道”的，“天道”通过“性”表现出来。这一思想应该说体现的是境界形而上学。     

以仁进道 以道成仁——孔子仁道观的理论特质

仁与道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与基本范畴。前者指向个体内心主观的伦理、道德践履与精神修养,后者则指向外在客观的形上天道。二者之间乃是一种双向实现与互动的关系。一方面,通过现实生活中个体的人伦践履与精神修养,可达成对形上天道本体的证悟与体认;另一方面,个体对天道本体的这种体认,将会促进自身道德的完成充实和精神境界的跃进提升。     

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孔子道之观察

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并非孔子不言道。孔子对"道"的叙述集中于人伦日用之道,是落实于实践操作层面的"道"。无论进则以政治为业,抑或退则以学术为业,孔子之"道"须臾不离己身,孔子对于信念伦理,体现在信念伦理之"直";对于责任伦理,体现在责任伦理之"忠恕"。     

道物互映——庄子物论之一

本文认为“物”是庄子哲学的中心范畴之一,由此而形成的物论作为庄子哲学具有范畴意义的理论,表述的是人理解和掌握物的活动价值评价,确证主体生存方式,因此,物论是庄子哲学的支撑。本文分解庄子物论的理论层面之一:是形上与形下叠合而成的道物互映,重点分析了其形上学本体原理由“道—物”思维方式向“人—物”思维方式转化的特点,认为“道”、“人”、“物”三元互映于生命形式是庄子物论的至上境界和圆满终结。     

老子之道:天道的抽象形式

“天道”是春秋时期自“天象”和“天命”衍展而来的关涉着“天地”观念的重要范畴，常见于史官话语，是一个以天体运行的过程、方式和规律为基本内涵，兼具天文学、神学和哲学意义的综合性概念。老子的“道”是对“天道”加以进一步抽象所得。其具体的方式方法包括：（一）把世界本源从天地逆推至道；（二）抽去天道周旋的运行载体－－天象，获得纯形式的“周行”为道的存在方式：（三）超越传统的天人关系，变人道法天地为法道。     

试论孔子仁学的超越性

孔子以“天命”为其仁学形而上之根据,把“仁者爱人”的思想融通于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从而化凡俗为神圣,实现了对“天命”的超越、对奴隶制血亲关系的超越、对政治权力的超越以及对“利”的超越。这种超越性集中体现了孔子的道德理性、人文关切、历史使命感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这也是孔子仁学的真精神和生命力之所在。     

“言意之辨”与中国传统哲学

“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本体，也是通过主体的心性修养所达到的一种状态或境界。“道”不是实体，不可言说，不可分析，只能诉诸于主体的心性直觉。通过对“道”的直觉思维来把握和表达人的超越性理想和形上追求，是中国传统哲学通往形上境界的特有门径和思维特质，而这种思维特质的形成，正与肇端于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有着深刻的关联。可以说“言意之辨”既是这种超越而内在的直觉思维形成的深层原因，也是其成为传统和特质的内在根据。     

冯友兰形上学的沉思

从中国近代哲学的演进看,冯友兰哲学思想中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他在重建形上学方面的尝试。在《新理学》中,他从狭义的天边角度,试图建构形式化的形上学．并相应地表现了离开人道而谈天道的思辨倾向;但在境界说中,又力图将天道与人道、本体论上的"有"与人自身的存在沟通起来,从而对思辨的形上学有所起赶。本文以冯友兰哲学的上述逻辑行化为主线,从天道与人道、理性与德性、思议与言说、存在与境界诸方面,分析冯友兰在重建形上学过程中的理论得失,并注意揭示冯氏哲学思考与传统形上学和现代哲学之间的关联性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     

论钱大昕的宋学观

作为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钱大昕对宋明理学的很多范畴都进行了分析,在“性即理”的问题上,钱大昕同意宋儒把理看成纯粹至善的道德标准,但不同意“天即理”之说。他反对把“理”玄学化,反对宋儒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探求“孝悌”。他把宋儒宇宙本体的“道”解释成孟子的道德伦理,并试图把宋儒所有的哲理思辨的思想都落实成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他对《宋史.道学传》枉自尊崇道学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从史书体例的角度揭示学术发展的脉络,主张在正史中以“儒学传”统领一切,反对在编纂学术史时有意轩轾,强分门户,掩盖学术发展的真实面目。尽管钱大昕对宋明理学的很多范畴提出质疑,但他对朱熹、王阳明正心诚意、主敬立诚的思想又十分推崇。     

儒家人伦之“道”、道家自然之“道”与中国古代文论

道,是中国先秦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蕴含着古人丰富的思想,并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逻辑起点。道的原始意义是“道路”,在老子、孔子的时代被引申、转型为“道理”之类的意义。但老子道家之“道”和孔子儒家之“道”有着明显的差别,相对而言,前者更侧重于“自然”之道;后者更侧重于“人伦”之道。两种不同内涵的“道”,在中国古代文论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老子思想中的管理哲学探析

老子的《道德经》蕴涵了丰富的管理思想,其哲学基础是"道"。"道"可以作为企业管理领导者的指导原则。挖掘老子管理哲学思想的现代意义,有利于我们提高和增强现代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有助于我们加强和深化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     

走出解释困境：对“不可道之道”的道说？

长期以来,道家之＂道＂的真正意涵一直众说纷纭。＂道＂本身的模糊性和解释视角的多样化不仅带来理解的歧异,而且还引发意识形态的纠缠。其实,＂道＂作为道家形上之思的突出表征,乃在其为我们敞开了一个超越一切＂有限＂而又不离一切＂有限＂的＂自然世界＂。＂道＂物不二,天人本一,道家＂道＂的形上学不是一种本体论兴趣的形上学,而是一种生存论兴趣的形上学,一种实践论兴趣的形上学。     

"陶行知与当代教育高层论坛"综述

为纪念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建校暨生活教育运动80周年,2007年3月14日,由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和南京晓庄学院联合主办了"陶行知与当代教育"高层论坛,来自国内14个省市以及新加坡的陶研学者共80余人,就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及其当代价值、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陶行知的民主教育思想、教育创新思想、教育管理思想以及陶行知的信仰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探讨,学者们一致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有着重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徐祯卿仕宦时期的“学凡三变”

徐祯卿的为学经历可概括为“学凡三变”：加入七子,砥砺于辞章,此为变之一,属顺势之变;习养生之术,专心玄虚,转入道教,此为变之二,可以说由文学转入道教是徐祯卿转折最强、最彻底的转变,正德元年的山水游历进一步引发了他对道教的兴趣,而正德初的朝政败坏、对文学价值与功能的失望、自身体质的多病等各种因素则是导致他慕道的直接原因或更深层的原因;与王阳明论道,悟心性之学,此为变之三,这一转变显示着徐祯卿精神结构的再一次重置。此“三变”清晰地勾勒出徐祯卿入仕后思想的转变轨迹。     

《老子》中“明”及其现象学阐释

在《老子》一书中，认识论与道论合而为一。“明”既是老子的认识论，它指对“道”的领悟．也是指本体或者说“道”自身的展示。这种合一使得《老子》的“道”论不同于西方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的建构，也使得《老子》的认识论具有超验的特性，有别于经验思维和知性思维下的认识。     

由治党及治国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显著特点

由治党及治国的理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显著特点。这一特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逻辑必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卓越智慧。认识这一特点,对于深刻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与时俱进性、全面把握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石涛“一画”理论所蕴涵的“道”

石涛的"一画"理论一直受到艺术家们的关注,就是因为他用道家的思想来丰富自己的理论,在认识上更进一步接近了艺术的本体。同时,在怎样对待"成法"以及如何做到"脱俗"两方面,石涛本着"无为"的思想,强调了人的主观性,要求艺术家自由发挥,不能拘泥于成法,必须自主创作,否则会出现"法障"。     

陶行知研究中的"晓庄学派"——《晓庄研究》代前言

陶行知研究中的“晓庄学派”是以陶行知创立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的老师和学生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在地缘上,源于晓庄师范学校;在学缘上,由陶行知亲授;在业缘上,共同推进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与实践。对“晓庄学派”的研究,是陶行知研究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