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阳书坊主余象斗小说刊本研究评述

余象斗是明末建阳最富盛名的书坊主,其刻书之多,持续之久,流传之广,堪称明代书坊主之冠,其通俗小说的刊刻更是功绩突出,推动了明末通俗小说的发展。20世纪以来关于余象斗小说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颇多。余象斗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书坊主,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余象斗所刊刻的小说刊本虽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论明代建阳书坊编辑工作的角色特征

阐述明代建阳书坊编辑工作的角色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编辑内容以章回小说为主,编辑角色以书坊主为主,编辑职能以组稿推介为主。编辑工作角色特征的意义主要在于利于影响和引导受众,促进章回小说的生产和传播,发挥书坊主把关人和观察者的作用以及体现编辑们的朴素广告意识。     

论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下文人群落的特征

明代建阳书坊媒介生态下的文人创作群落、文人刻印群落和文人传播群落具有不同的特征。书坊主、中层文人、下层文人、高级官僚等形成了文人创作群落。文人刻印群落表现为家族性和绘、刻一体性的特点,文人传播群落主要包括建本白话小说的注解、评点者和序者、销售者,注解和评点者大多为书坊主本人,序者以作者和刊印者队伍为主,销售者以坐贾和行商为主。     

论传播生态规律作用下明代建阳书坊的兴衰变迁

本文以明代建阳书坊为例,从传播生态规律的视角,探讨了传播生态规律与建阳书坊兴衰变迁的关系,演绎和阐述了明代传播生态演进作用于建阳书坊盛衰的动态过程。文章指出,在传播生态平衡规律、传播生态食物链规律、传播生态种群规律作用下,明代建阳书坊的兴衰成为一种必然;将传播生态规律与中国文化研究联系起来,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     

明代讲史小说文体的兴盛与建阳刻书的关系

明代讲史小说文体的兴盛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论述的是建阳刻书对明代讲史小说文体兴盛所起的作用.建阳书坊在典范作品的刊行、作家队伍的建设、新讲史小说的编撰、销售市场的形成与读者群体的培养等方面,都为讲史小说的文体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阳本小说插图述评

图文并茂的版式是建阳本小说最鲜明的特色之一,而将建阳本图文并茂的特征发挥得最为极致和出色的是小说刊本。通过整理元明及清初建阳本小说插图的基本形态和发展状况,可以在此基础上分析为何"上图下文"的插图版式决定了建阳本小说成与败。     

书坊业与明清通俗小说评点

明清通俗小说评点经历了创作中心与刊刻中心由福建建阳等地向江南运河城市转移的过程,书坊业对小说评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万历中期以前是通俗小说评点的起步阶段,主要完成地在建阳,可称之为通俗小说评点的“建阳时期”。万历中后期以后,随着坊刻中心的转移,通俗小说评点有了新的发展,“文人型”评点大量出现,提高了小说评点的水准,而此时书坊主评点通俗小说的现象继续存在,但也有了新的特点。自从“文人型”评点出现以来,通俗小说评点中假托名士评点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假托名人的评点不仅为通俗小说及其评点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声势支援,同时也有不少评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明代图书检查制度新探——以汪佃奉敕校书建阳为线索

明代图书检查制度比较宽松,中央对地方刻书事业的行政干预力度十分有限,并没有派出"钦差"官员执行过专项检查;对一些刻书中心的规范行为,主要由当地负责文教方面的宪臣——提调学校官负责,多数时候可归为一种自发的行为,因而导致相关政策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也就没能形成系统的法律规章制度。唯其如此,一个活泼自由多元的图书出版贸易阅读局面的出现,方才在晚明历史上显得格外光彩夺目。     

“按鉴”:明代历史演义的编撰方式及其意义——从建阳书坊刊刻通鉴类图书谈起

中国古代刻书中心之一的福建建阳,刊刻了大量通鉴类图书.这一刻书背景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代历史演义大多以"按鉴"相标榜,也确实多参照通鉴类图书通俗演义而成.这些"按鉴"演义有的艺术成就不高,但是它们在明代的大量产生有其积极意义,满足了读者阅读的需要.从小说艺术和小说观念发展的角度来说,"按鉴"演义是小说艺术精致化、小说文体独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中间环节.     

明代江西小说考论

有明一代,江西涌现了李昌祺等十九位小说作家的二十六部小说作品如《剪灯余话》等,这些作品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内容丰富,兼及志怪、传奇、轶事、琐闻等题材,真实地再现了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多层面地反映了广大民众的生活风貌、世态人情和社会心理,是那一时期民众的生活史、心灵史和风俗史,有很高的认识价值、文学和文化价值,值得我们重视。     

论沈从文小说语言的地域特征

富有湘西生活的韵味、充盈苗族乡土的风情、饱含民族文化的眷恋,构成了沈从文小说语言的最基本要素,从而使他的小说呈现出浓郁和丰厚的民族地域特色。     

明代禁小说令与小说的发展

明代禁小说令十分严格,从中央政令到地方法令再到社会舆论,层层罗网对小说进行施压。然而,小说禁令只是官方进行思想统治的一种手段,并未从根本上阻碍小说的发展。首先,明代官方禁小说令的实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再加之禁令的颁布总是滞后于小说作品的产生,所以小说依旧会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前行。其次,小说禁令与整个社会思潮的冲突,说明了在明代这一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小说的蓬勃发展已成为必然之势。最后,小说创作与意识形态的逐渐融合,从思想层面揭示了明代小说发展所具有的宽阔空间。     

出版商:经典诞生的"助产医生"——以中国古典小说传播中的书坊主为例

埃斯卡皮将出版商的作用比做＂助产医生＂,认为没有他们的存在再好的作品也不可能面世,更不要说流传了。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与传播的历史上,书坊主正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通过对书坊主这一角色的考察,可以认为,这一特殊的文化群体不仅为文本的最终面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左右了文本今后的命运,在文本走向经典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弱化叙事性：明代传奇小说的文体特征

弱化叙事性,是明代传奇小说重要的文体特征。在创作中,明人弱化传奇小说叙事性的方式有三：一是羼入大量诗词韵文,从情感向度和审美风貌上强调传奇小说“托物以寓意”的抒情性,标明传奇小说与正宗的叙事性文体——传、记、墓志铭等的不同;二是在讲述爱情故事时,加入大量道德教化的内容,充分发挥传奇小说的阐释功能、指导功能,强化传奇小说的议论性;三是强调传奇小说“神”“奇”“怪”“幻”的风格,与传、记等的纪实性、严肃性拉开距离。     

论明代神魔小说中海洋情结的叙事特征

明代《西游记》《东游记》《封神演义》《天妃娘妈传》《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神魔小说,虽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小说,但频频涉及海洋,有浓重的海洋情结。其海洋情结的叙事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叙事形象的人情世俗化,二是叙事情感的矛盾性,三是叙事目的的寄寓性。     

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特征之管见

以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起家的现代主义虽兴起于欧洲它国,但在英国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尤其是小说文类。英国现代主义小说作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一部分,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其发展过程中以表达独特的主题和表现对象,运用革新的形式和技巧形成了自己显著的特征,正是这些特点使得英国小说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论明代狭邪小说

明代狭邪小说人物构成多呈士、妓、商三角关系,商人在狭邪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其叙事特征表现为叙事层面的多重化和叙述视角的转换;通过妓女重“情”与鸨母重“利”的冲突,凸现出明末社会思潮的特征;对同性恋的描写则表现出了明代士人性爱对象的错位及异性崇拜情结。     

明代小说序跋中的小说审美价值论

对古代小说审美属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明代以前偶然出现的小说文体意识,不过是模糊、不自觉的闪现,而在明代中后期对小说审美价值的认识形成了一个全面的高潮,这在明代小说序跋中有丰富、具体的展现。归纳起来,明代小说序跋探讨小说审美性,有“奇”、“幻”、“趣”、“异味”、“精严”等范畴概括,对清代小说理论有着重要的启示。     

经学与明代小说理论

明代小说理论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受经学的影响,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经学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与小说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通之处,使其能够参与小说理论的建构,因而小说理论家总是主动地对经学的思想与材料进行吸收和利用;二是经学的学术宗教地位使明代小说理论家乐于借助经学的一臂之力来提升小说及小说理论之地位.这就使明代小说理论与经学构成了复杂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小说理论家吸收经学的“劝善惩恶”、“裨益风教”等思想观念,进行小说功能价值论的建构;2.力图沟通小说与经学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共同性,使小说与经学在题材内容上联系起来,从而拉近小说与经学之关系,借助经学之权威来提升小说之价值,努力争取小说正统而合法之地位;3.张扬小说在艺术魅力与审美效果方面的独特优势,凸显读者对于小说与经学的不同接受态度,对比小说与经学接受效果方面的巨大反差,从而堂而皇之地肯定小说的价值意义;4.理论家站在小说家的立场上巧妙地对《六经》展开独特的“阐释”或“改造”,从而使经学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小说理论.小说理论家对经学的吸收利用,一方面促进了明代小说理论的建构发展;另一方面,经学的价值观念也由此渗入小说理论领域,从而扩大了经学思想的普及与推广.     

论话本小说的消费功能及其艺术特征

话本小说的产生、发展、流变和盛衰,都与其本身所具有的消费功能及艺术特征有着直接的关系。话本小说不仅具有满足市井细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功能,而且具有满足市井细民欲望想象的功能,与消费需求相适应。话本小说形成了谐趣与严肃兼备、节义与忠孝并重、英雄与美人纷呈、诗词与散文结合、传统与时代博弈的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