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文局参加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8月22日至26日,中国外文局参加了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并举办了中国主题图书国际合作翻译出版成果展,展出中国外文局局属出版社与国际知名出版机构合作出版的100余种中国主题图书.中国外文局局属7家出版社及中外翻译公司参展图书达40多个文种、2000余册,涵盖领袖著作、当代中国、中国文学、传统文化、汉语教学、中医保健以及儿童读物等类别,向国际社会全面展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当代中国风貌和国家改革发展成就.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同志参观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并视察外文局展台.局领导方正辉、陆彩荣向黄坤明同志汇报了外文局参展情况和外宣图书出版发行有关情况.     

奥运会与中国对外传播的三个重要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传播的发展,中国与世界双向交流增加,对外宣传开始向对外传播转变。新世纪以来,随着传播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传播环境内外一体化加强,对内宣传与对外传播之间的信息鸿沟迅速缩小。有效的传播需要在三个层面上形成合力。长期以来,三个层面战略与策略的研究制定工作很大程度停留在研究阶段。奥运会的召开,在真正意义上促进了合力的形成。     

当代版画的国际视野

《版·域-国际青年版画家作品邀请展》前不久在浙江美术馆举行。 版画是在各种不同材料上通过手工制版印刷而成的一种绘画。版画在历史上经历了由复制到创作两个阶段。中国复制木刻版画已有上千年历史,创作版画则起自20世纪30年代,经鲁迅提倡,后来取得了巨大发展。     

《中国关键词》首发式暨海外合作出版签约仪式在京举办

8月24日,《中国关键词》（多语种）首发式暨海外合作出版签约仪式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举行。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陆彩荣致辞,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翻译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刚毅主持仪式。     

中国汇率制度的分析思考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欧盟、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纷纷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在浮动汇率制下,各国央行有了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在市场自主调节下产生的汇率可以灵活的反应货币市场的供求情况,帮助国家维持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1976年《牙买加协议》正式确认浮动汇率合法化。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以下就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观点进行比较。     

教练技术与企业文化的脉动

20世纪80年代,企业文化作为西方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开始在中国传播。 20世纪90年代,美国AT＆T高层管理者将运动场上的教练方式转移到企业管理中,让管理者成为教练．像体育教练训练运动员一样去管理知识型员工,诞生了“教练技术”这一崭新的管理技术。     

中国书法的阐述机制

在关注和思考当前的书法现象时,人们一直有一个困惑,这个困惑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部分理论家借鉴西方艺术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书法进行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图式分析,他们的分析使从前许多模糊不清的东西变得比较清晰,使我们看到了书法中某些精微和确切的东西,对历史上书法构成的原理有了一个具体的、可以把握的轮廓。     

获奖影片中的“中国形象”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努力将自己融入世界经济文化体系之中。90年代后,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申奥、举办世博会等过程中,以开放的心态,成为世界重要一极。在文化领域,积极参与各国际影展的电影也经历了“第五代”到“新生代”的显著变化。     

法兰克福书展上的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10月15日至19日,法兰克福迎来60周年庆典之时,中国出版人也迎来了作为主宾国参展之前的最后一次亮相。早在两年前,新闻出版总署即与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组委会在北京签署协议,中国将以主宾国身份参加2009年10月14日至18日举行的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这是中国首次在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图书博览会上担任主宾国——这意味着,中国出版业将登上“国际书业奥运会”的中心舞台。     

做好当代中国选题图书策划和对外推广的思考

当今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外传播的重心也在不断变化。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看到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中国,更要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方方面面,还要肩负起纠正一些国外媒体偏见和错误舆论导向的责任,传播更多当代中国内容。图书作为文化观念、外交策略、政治制度、社会风潮的一个记录载体,出版发行到海外,对提升国家传播力、影响力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进行外宣图书选题策划时,从内容到形式都要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习惯,让我们的图书能够吸引外国受众的眼球,让他们愿意拿起来、翻开书、读下去。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

中外文化产业发展比较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及其在文化领域的推广和应用,文化产业己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朝阳产业,并且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由国家经济体系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在开放条件下。扩大文化市场的准入。允许国外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都已经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文化市场的规则仍然滞后于市场的发展。“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     

尼克松访华前后的对外宣传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不仅是新中国对外战略转型的重要标志,也在新中国对外宣传史上留下了极为特殊的一笔。尼克松访华的背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酝酿着新的国际战略。     

从外国人来华办报开端看当代中国之对外传播

从19世纪初开始，外国人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报刊的历史。这一段历史对后世的中国对外传播有着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其中，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和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是开创这一段历史的奠基者。今年恰逢他们来华办报两百周年。他们当年的经历对今日中国对外传播应该采取什么策略颇具启发意义。本文将从对外传播人才培养、孔子学院与英华书院的异同以及“附会儒学”的启发意义三方面论述当代中国对外传播所应采取的策略。     

新时期如何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产生的背景 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日、美间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21世纪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对生活及工作的意义有了不同的认识。此时企业管理者面临主要以下变化：一、人们的物质满足程度已有了较大的提高,通过金钱与物质刺激不能有效的激励员工;     

书展主宾活动带给出版人的启示——第59届法兰克福书展调研报告（之三）

法兰克福书展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国际书展,被誉为国际图书出版界的"奥林匹克",历来是各国文化和出版界人士关注的焦点。本文作者亲临书展现场,亲身感受法兰克福书展的盛况。作者抓住了这次中国文化与世界面对面交流的难得机遇,开展了调研工作,以一个媒体人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美好前景、欧美图书的出版状况以及法兰克福书展主宾活动给出版人的启示,为读者提供了一份难得的信息参考。     

让世界每一个角落看到央视的节目——专访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张长明

在全球化传媒时代,即使有了报刊、广播、互联网,电视仍由于所具备的声画并茂、同步直播等特殊功能,以及大众化的普及性使其传播效果无可比拟。电视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以致让我们有时熟悉得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谈起中国电视外宣的发展,与电视传播打了32年交道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张长明很是欣慰。每当新闻突发事件来临时,央视国际频道越来越努力在第一时间向海内外发出中国的声音。在这次涉藏报道和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我们看到央视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的特别作用。回首往事,20世纪80年代,央视对外电视宣传的手段得通过邮寄录像带到外国的电视台才能播出。如今,央视国际中文频道以及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国际频道,将曾经漂浮在空中的电视信号"落地"海外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几年前,央视在北美建立长城平台。消息发出后,海外观众纷纷询问如何更换接收器。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仅在美国订购机顶盒的用户就达到一万多。一个机顶盒服务于一台电视机,一台电视机就会有几个人去看,由此可证明,国际频道在海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2008奥运圣火"正在传递中,中国媒体人关于西藏的报道也还在路上延伸,此时,《对外传播》走近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张长明,对他进行了深入专访……     

海外学者与中国“软实力”的构建

本文所指的＂海外学者＂主要是指这样一批人：他们在中国出生和接受大学教育,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前往西方国家留学,学成之后直接进入了国外大学任教或研究机构任职,至今身居海外,并活跃在国际学术界的各个领域内。     

社会转型与区域文化变迁的历史画卷——读《辽宁文化通史》（近代卷）有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热一直兴盛不衰,各种文化史著作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在这场文化热中,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一直占据着突出的地位,从近代百年历史出发,总结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文化历程,成为文化史研究的热门话题。这场文化热也带动了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活跃,     

当代中国价值观对外传播话语的生活化建构

日常生活是价值观的逻辑起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价值观,同时价值观也在生活中不断得到确认和深化。因此,我们“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当代中国价值观要深入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完成话语转化,以便于更好地实现国际传播。     

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彭定安先生在《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4期《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撰文指出：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都仰赖于其民族每个时代的精英文化层通过刻苦学习继承传统文化,而又发挥睿智,努力从事文化创造,推动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当然,他们的这种工作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结合全民族的集体社会实践,汲取全民族普通群众的智能与创造,加工、提炼而有所成。前者是源,后者为流。源流结合,相得益彰,乃有民族文化的辉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