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中世纪贵族妇女修道原因试析

在中世纪的西欧，由于修道条件限制，能够进入修道院成为修女的大部分是贵族妇女。本分析妇女修道的条件，并把修道的贵族妇女分为童贞女、妻子、寡妇三类，分别分析其进入修道院的原因，指出世俗的，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远远超过宗教的、精神的追求，这不仅体现了宗教与世俗的密切关系，也反映出西欧中世纪时期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     

妇女在中世纪西欧城市工商业中的作用与地位

中世纪西欧城市妇女通过对各行各业的参与 ,无论在家庭作坊还是行会中 ,都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中世纪西欧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妇女的劳动与贡献。但一些行会把妇女排斥于专业工匠之外 ,制定了限制妇女的行规 ,使得妇女在中世纪西欧城市工商业中所起的作用与她们应得的地位相悖离。     

秩序与冲突──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演进的机制

中世纪西欧社会秩序重建的要求导致了教、俗两界既冲突又合作的矛盾,在这一矛盾的展开过程中,罗马教廷的危机不断加深,理性的权威逐渐增长,民族国家意识日趋成熟。以此为契机,中世纪的政治文化也随之向近代演进。     

中世纪的王权与教权

公元5—15世纪是西欧的封建社会时期,这一千年是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时期。中世纪西欧的王权和教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也是中世纪西欧历史重要的内容。这一时期,西欧世俗王权与教会是并存的两大政治力量,二者时而勾结合作,时而冲突。封建社会确立初期,教会依附并支持世俗政权。自10世纪开始,教会实力不断增强,教皇开始与世俗君主争夺西欧最高统治权的斗争。13世纪教权达到顶峰。中世纪后期,教权在与强大起来的英法王权斗争中失败,教权最终从属于王权。     

论基督教对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影响

西欧中世纪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化衰落的时期,甚至“黑暗”的时期,并且把造成这种“黑暗”和“化倒退”在原因完全归处于基督教会。事实上,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公元５－１１世纪）,教会的活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西欧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基督教是古典化的主要继承,它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世纪早期西欧化的复兴,奠定了中世纪西欧教育的基础,促进了西欧各民族化的交流。     

教会法的形成与发展

教会法是中世纪西欧罗马法和英国普通法之外的另一种主要的法律体系。教会法的产生是基督教发展的结果,到中世纪中期教会法形成独立的法律体系。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教会法是通行全西欧教会的法律。其中,教权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左右着教会法的发展方向。与此相适应,教会法大致经历了形成、鼎盛、衰弱三个时期。     

西欧中世纪初期的法律体系与多元社会的关系

中世纪初期，西欧社会的政治关系复杂，其主要力量君主、教会、地方贵族鼎足而立，政治结构无序而分散，导致法律结构的参差交错，同一社会内部各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管辖权并存，彼此又权限不明、互相交叉，其中普通法、教会法、庄园法、日耳曼习惯法和残存的罗马法等，相互间的矛盾与争斗，将中世纪西欧的法律体系搞得支离破碎。     

试论中世纪西欧重要商路的复兴与开辟

中世纪西欧的商路是伴随着10、11世纪西欧商业的复兴而逐渐开辟的,到13、14世纪已经形成了以地中海贸易区和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以及著名的香槟集市为中心的商业道路交通网。中世纪西欧重要商路的复兴和开辟促进了当时西欧各国之间商业贸易的联系和当时西欧各国国内商业的发展。     

试析西欧中世纪修女院的条件限制

西欧中世纪，修女院普遍存在两大门槛限制，一是财产限制，二是血统限制，这两大条件限制导致进入修女院的大部分妇女都来自贵族家庭，妇女修道成为一种贵族现象。     

从修道生活试析中世纪英国贵族妇女的社会地位

在中世纪英国，大部分修道妇女都出身贵族家庭，因而分析妇女修道生活可以透视当时贵族妇女的社会地位。本文通过对盎格鲁-撒克逊前期、盎格鲁-撒克逊后期和诺曼征服之后三个时期妇女修道生活的分析比较，发现盎格鲁-撒克逊前期英国贵族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当高。但是后两个时期她们的社会地位整体降低了，而下层贵族妇女的地位又明显低于以王室妇女为首的上层贵族妇女。     

《爱玛》与《傲慢与偏见》中“她们”的教育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简·奥斯汀一直关注英国女性面临的婚姻、爱情、教育等问题,在《爱玛》和《傲慢与偏见》这两部小说中,奥斯汀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致入微的描述向读者再现了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教育状况.在男性统治的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社会定位是“好妻子,好母亲”,她们主要的出路是婚姻,她们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体面的婚姻,她们接受教育的途径主要是家庭或寄宿学校,而她们所学的知识或技艺只是一种婚姻市场所需要的装饰品,既肤浅又无用.     

论《妇女杂志》中的贤母良妻主义及其影响下的文学创作

《妇女杂志》是二十世纪早期以女性读者为主的代表性刊物,贤母良妻主义最初由晚清维新派人士提出,《妇女杂志》于此多有阐发。贤母良妻主义实际上是由传统的贤妻良母思想发展而来,是男权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女性的重塑与规约,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理想化的苛求,并由此产生了一批苍白的文学作品。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order: re‐visioning the legacy of Brian Simon

The movement for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women in Ire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s traditionally been viewed as a Protestant initiative. Scholarship suggests that the Irish campaign developed along the same lines as the English movement, gaining from and growing out of the English advances. Leading Protestant schools for girls have been viewed 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concessions afforded Irish women. This paper challenges this assumption, suggesting that contemporaneous developments in Ireland were driven not by neighbouring reforms but by denominational tensions. The role played by the Catholic teaching order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nnot be overlooked. Although initially conservative in their approach to educational provision for girls, the Catholic teaching orders – the Dominican, Loreto and Ursuline orders in particular – were key players and stakeholders in women’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bjectives of the pioneers of Protestant and Catholic female education, examining the relative influence of the Church of Ireland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It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movement for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Irish women found its impetus not in gender equality, but in denominational rivalry.     

"她"的自塑--论新世纪以来王安忆、方方、迟子建笔下的乡村女性

本文从20世纪女性文学的误区入手,通过与男作家笔下的乡村女性作比较,论述了新世纪以来王安忆、方方、迟子建三位女作家描写乡村女性的作品。她们同时对当代底层妇女“苦难”命运进行书写,表现了乡村女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性格、心灵及命运的嬗变。王安忆从存在主义的哲学层次,表现乡村女性对自我命运选择的自觉;方方从身体伦理学的角度,反映出乡村女性反抗的自觉;而迟子建则从审美伦理学的角度,提升底层人民的精神生活,表现出底层妇女审美的自觉。由此论述这些作品对女性文学发展的意义。     

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和行动:六个全球性问题

21世纪女性主义者将面对许多与上个世纪全然不同的理论问题。这对女性主义理论家们构成了挑战,需要她们进行深入地反思、在全球化语境下,谁已经被解放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什么和谁被牺牲了;我们在哪儿失败了,又打败了谁;谁被包括在这个"我们"中;还应该再做点什么。现实状况意味着人们在观念上仍然存在着束缚,并与信息技术革命一道使问题变得格外复杂。女性主义理论不仅仅涉及女性本身,还为人们应对当前许多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试析十九世纪初英俄争夺黑海海峡的原因——读恩格斯《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十六世纪发展到极盛,十七世纪开始衰退至十九世纪已全然衰落而趋解体。欧洲列强为抢占这个庞大帝国的“遗产”并树立各自在远东的优势地位,展开了长期的外交与军事角逐,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称之为“东方问题”的严重而复杂的国际争端,乃至成为整个十九世纪外交的主题之一。     

女人的呐喊——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英国早期爱情小说

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英国一些女作家们突破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限制和束缚,投身小说的创作,用文学形式表达了女性对父权社会的抗争以及得到平等权利的渴望。可是她们对小说的贡献以及在小说中体现的女性智慧与抗争,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忽略和否认。比如,阿弗拉·贝恩、达拉维尔·曼丽和伊莉莎·海伍德所作的爱情小说。女性主义将从爱情小说的三个主要情节,即性角色的转换,誓言的背叛,以及政治反抗中得到具体的体现。     

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的政治觉醒

辛亥时期知识女性在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活剧,显示了中国妇女的政治觉醒和巨大力量。这种政治觉醒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振笔墨,洒墨泪,唤醒女界参政意识;弃脂粉,事铁血,投身反帝反清斗争;结团体,争权利,启动近代参政生活。辛亥知识女性的政治觉醒,是先进女性面对创巨痛深的历史变局而产生的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与迅猛而来的近代西方文化在特定的时空点交叉碰撞的产物,它揭开了近代中国女权的先声,在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澳大利亚妇女小说的先驱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澳大利亚有三位女作家在国际文坛上崭露头角，成为澳大利亚妇女小说发展的先驱。本文介绍了她们的创作基础，探讨了她们作品的主题以及三位女作家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地位。     

身体的诉说——论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

由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压力,“性”话语处于边缘化、缺席状态,在“男女平等”的宏大叙事的长期覆盖下,性别差异被彻底抹杀,女性作家处于失声状态。从“人的觉醒”到“女性觉醒”再到“身体写作”,20世纪以来,中国的女性作家们在历史的启示和当今世界女性主义理论的召唤下,对女性自身价值追求和角色定位作出了可贵的精神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