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与洪武士人关系新论

明太祖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他既重视士人的作用,但又防备他们危及自己的统治。洪武士人包括由元入 明的士人和明政权自己培养的士人,他对前者严厉,对后者则相对宽容。     

呈现困境与南渡英雄词的"权力""思想"

在党争和主和的大背景下,南渡词继承了苏词以士大夫精神为底蕴的"呈现困境"和"超越困境"的内在逻辑,并将其发展为群体叙事.在"家园失落"和"英雄失路"的两大主题中书写士人价值悲剧,词成为士人从政治场退场后自证身份和实现身份认同的载体.但在受到政治摧抑后,南渡词人在诗酒风流和群体唱和中构建新的群体身份认同,从政治主体转向文...     

认同与怀疑：从礼的视野看皇甫谧杂传小说

皇甫谧在创作杂传小说时面对不同的书写对象对儒家之礼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以神话英雄及上古帝王为对象时,体现出对礼的基础即祖先信仰的认同；以隐士高人为对象时,表达了对士人人身与精神自由受礼教束缚的不满；以妇女为对象时,则极力宣扬礼对妇德的要求。看似矛盾的观念反映了魏晋时期复杂的社会思潮以及皇甫谧精神世界的自我挣扎。     

托古以兴寄 交融而改造——《庄子》中古帝王形象形成原因探析

《庄子》一书借用了许多古帝王形象,这些古帝王形象经过作者寓言式的改造而成为了道家思想的代言人。本文对《庄子》一书古帝王形象形成的原因进行探析,从社会现状、士人风貌、文化思潮和庄子自身入手,对《庄子》一书进行深入体认和把握。     

浅谈徐幹的"箕山之志"

慷慨激昂、独立进取是建安士人的主流风尚,然而一部分建安士人却具有希企隐逸的“箕山之志”,其中徐幹是一个典型?疚氖源蛹父龇矫娣治隽似渲械脑颍褐泄丛读鞒さ囊菸幕涞於怂枷牖。缓耗?隐逸之风在建安时期的蔓延促使了其“箕山之志”;建安士人对现实政治的失落感起到了巨大催化作用。     

《日知录》中的"士人"观

顾炎武<日知录>中有大量内容论及"士人"问题,他认为"士人"是天下节义的传承者,士人重节义与否,关系天下的兴衰.以此为出发点,顾炎武对其所处时代颓废的士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朱熹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比较研究（下）

四、圣贤帝王与世界历史个人：英雄史观 朱熹与黑格尔都持英雄史观，认为芸芸众生无足轻重，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失去者，在历史上能起作用的是“英雄”，朱熹称之圣贤、帝王，而黑格尔冠以世界历史个人。     

从“文质”之辩看清初帝王与士林思想的趋同与合流

本文是想通过展示清初士人和帝王对"文—质"关系的理解上由分歧走向趋同的过程,重新探讨知识阶层与帝王在鼎革之际如何重构他们之间的关系。"文质之辩"在中国文化史的脉络里有很长的     

试论金末元初文人的蒙古之行及创作

金元易代及女真、蒙古相继入主中原的特殊历史时期,北方士人一改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消极思想,到达漠北西域觐见蒙古可汗,甚至奉职汗庭。其境遇与心态各异,创作记述了蒙古高原、西域中亚奇特的山川地理、风俗人情,富有深厚的情感、通达的民族观念,将蒙古王朝纳入华夏帝王谱系予以认同。可以说,当时士人的北上及西行,具有重要现实及理论意义。     

管宁“清声远播”与“不为守高”之悖论探析 ———兼谈汉末魏初士人的仕与隐简

汉末魏初高士管宁以清虚自守、激浊笃行而清声远播,同时,他又受到来自上层统治者的调查,并得到“不为守高”的另一种评价,帝王对其的征用与犹疑是这一悖论产生的深层动因。面对仕与隐、生与义的传统命题,以管宁为代表的汉末魏初士人开辟了一条隐身民间以行义的新路径。     

宫柳意象的历史渊源和审美意蕴考述

至迟自汉以来,杨柳被广泛种植于宫廷苑囿,成为宫中常见的绿化树。杨柳植入宫廷后,很快得到帝王文士的喜爱,他们爱柳、赋柳,甚至亲手种柳,杨柳也成为帝王、文士笔下常见的吟咏对象。中唐出现了专门的吟咏宫柳的诗歌,此后宫柳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题材。宫中杨柳特殊的种植场所赋予杨柳别样的美感。文人对官柳的反复吟咏,表现了文人企盼君王赏识改变处境的愿望。     

梁武帝与文人及梁代前期文学之关系

南朝帝王与文人的关系,与汉代帝王对文士“俳优蓄之”的观念不同,在南朝诸帝中,梁武帝虽称不上很杰出的政治家,但他以帝王之尊,引纳赏接文士,梁代著名的文人,几乎都和他有过文学活动上的关系。梁武帝的爱好文学和驭下宽容,多少给当时的文人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他们能够比较安心地创作,促进了梁代前期文学的繁荣。     

论宋代皇帝与论体文之关系

宋代皇帝与论体文相关的活动有皇帝作论、士人进论于皇帝及皇帝书论三种。比之前代,宋代皇帝作论较多,内容专以发明政事,典谟色彩浓厚。这些论体文各有价值,如讨论朝政、引导公议、和乐君臣、绍述家法等,非一般士人之论所可比。宋代皇帝以论进退士人,成为进论繁荣的原因之一,而皇帝作为接受主体,也影响了一些士人进论的用字、风格。宋代皇帝书写前人之论以赐臣下的行为,无论出于书法之赏还是藉以寓意,都具有接受与传播意义。     

帝王之行与“文学自觉”之例析

外汉魏六朝时期文学存在一个"自觉"的过程,学界持较为肯定的态度,但帝王(侯)在"文学自觉"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并没有得到广泛注意.其实他们或实行积极的文学政策,或组织文人们一同进行身体力行的创作,或提出最前沿的理论批评,都有效地推动了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相较于对"文学自觉"这一提法的质疑,溯源这一说法的本意,并正视帝王在其中所起的特异作用显得更重要.     

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及经学之关系

西汉经走向朝廷与帝王重视儒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初承袭秦法,执行“以吏为师”的思想路线。到汉武帝时,儒学战胜于朝廷,开始显露出“以师为吏”的政治端倪。经学是汉代的帝王之学,以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为分界线,经学显示朝廷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帝王从经师受业自惠帝开始,武帝以后,经学成为官学,经师与帝王的关系空前密切。是时,经师任太子太傅或太子少傅为常职,昭帝时蔡义以人主师拜相,开西汉人主师为相的先例,此后,人主师为相遂成惯例。尊重经师,以经治国是西汉武帝以后政治的基本特点。     

汉武帝时代的皇权与酷吏

汉武帝时代错综复杂的矛盾．提供了酷吏盛行的社会条件。强化、巩固皇权需要酷吏．皇帝欣赏、重用酷吏。酷吏参与律令的编次论定．为维护皇权提供法律依据。酷吏搏击宗室贵族、豪强兼并之家．镇压吏民反抗．铲除强化、维护皇权统治的障碍。酷吏是皇帝得心应手的鹰犬,皇帝是酷吏至高无上的靠山．当酷吏违背皇帝的旨意．人生也就走到了终点。     

双栖写作下的文体渗透——以汉赋和汉代奏议文体关系考察

汉赋和汉代奏议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作者双栖、同时关涉政治和经学、文体互渗的现象,但汉人重奏议而轻赋,这说明汉赋独立的文学审美价值在汉代尚未得到充分的肯定。     

清代《孝经》研究论要

清代的《孝经》研究从总体上看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清代的帝王加强了对《孝经》的宣扬和研究，另外，清儒们在前人的基础上于训诂一途又作了多方面的发展；二是此期出现了几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三是《孝经》的辑佚在此期产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哀郢》中的“陵阳”究系何方

“陵阳”究系何方 ?宋洪兴祖注 :在“前汉丹阳郡”。后世学者多承此说。而当今学者多持否定态度 ,认为“屈原行踪未必至此。”但是 ,若以江神神话为线索 ,就会发现 ,江神 (大波之神 )陵阳国侯 (阳侯 )就是江神奇相 ,也就是奇相所身兼的湘君。可见 ,江湘之神奇相的别名“陵阳国侯”(阳侯 )之居不在安徽陵阳山 ,而在湖南湘山。因此 ,先秦陵阳 ,就是后世岳阳。     

论魏晋六朝时期的《孝经》研究

《孝经》的研究至魏晋六朝时期趋于全面繁荣，其主要特点有三：一、帝王研究《孝经》的第一次兴起；二、出现（孝经》百家注；三、《孝经》研究出现郑学和王学，南学和北学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