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理论视角下的《子夜》英译本研究

现今,“中国文学走出去”之风愈演愈烈,文学翻译事业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方兴未艾。在文学作品西行中,译作质量的高低决定了传播之路的成功与否,译作所传达国家形象的优劣决定了传播目的的达成与否。该文以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i Lefevere)提出的改写理论为基础,以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三个因素为切入点,剖析了许孟雄英译《子夜》中的改译情节和段落调整情况,以期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学翻译工作的质量,助力于中国文学的西行之旅。     

从天鹅的“隐”到楼阁的“显”——论马君武诗歌翻译中的改写

用改写理论分析马君武《哀希腊歌》和《米丽容歌》两个译本,表明马氏诗歌翻译中信息的"隐"与"显",是其分别基于个人的政治意识和目的语诗学规范对原作进行的有意改写。因此,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文本,需探究译本生成时影响翻译的各种相关因素。     

陈独秀“妇女解放”意识形态与《妇人观》的译介

改写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选专辑、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改写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和诗学。文章结合Andre Leferveré的翻译改写理论,从历史角度审视陈独秀的妇女解放的意识形态对其翻译活动操控和影响。陈独秀的翻译活动反映了其"破除封建思想,确立民主独立人格"的"非破不立"的政治诉求,同时译本意识形态的建构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     

文学翻译与诗性原则--论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翻译诗学

美国当代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翻译了众多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在西方世界受到广泛关注,并获得许多国际大奖,对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分析葛浩文的翻译诗学,可以看出他的诗学观除了受到个人诗学影响外,还受到主流诗学地位、诗学态度、经典诗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其选材、翻译方法与翻译作品的宣传等方面,而这一切都体现了他是一个成功的中国文学的翻译者。     

操控学说主流“三因素”论对《红字》译本的影响

同样的原文在不同的译者笔下呈现出不同的文学语言和文学形象,这种差异性值得赞颂。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韩侍桁《红字》译本和改革开放以后苏福忠《红字》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操控学说主流"三因素"意识形态、诗学观、赞助人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力图从宏观文化翻译角度对其差异性加以论述。     

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转换策略——对《金瓶梅》两个英译本的描述性对比研究

通过对《金瓶梅》两个英译本的部分章节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该研究旨在从历时的角度对同一民族语境下,译者受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翻译策略转换方面的差异,以期更全面的了解意识形态及赞助人系统和翻译策略转换之间存在的关系。     

意识形态与诗学操控下《红楼梦》中典故的翻译

典故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简洁的形式,但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很难在译出典故内容的同时再现其形式。以当代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的重写理论为框架,从意识形态和诗学的角度比较《红楼梦》两个全英译本对原文典故的翻译,可以看到,在文化信息的重压之下,出于意识形态、诗学和译文读者的考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典故作了一定的调整和重写。     

文化改写与翻译文学形象--以《格列佛游记》两中译本的形象变迁和变形为例

《格列佛游记》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译介至中国以来,不断有重译本和复译本出现。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依托,通过选取完成于不同时期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中文译本进行描述性对比研究,将这部小说的译介放置到整个译入语社会文化的宏观背景之下,考察原作进入目的语文化语境后发生的形象变形和变迁,并探究译本形象变形和变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而透视意识形态、诗学和译者主体性等因素对于译本意义的操纵。《格列佛游记》中译本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迥异的文学形象,实际上折射了20世纪中国不同时期文化语境和文学观念的变迁。     

评析《对勒菲弗尔“改写论”的误读》

翻译研究学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指出,翻译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在不同的条件下,改写受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的制约。这种理论得到翻译研究学者的广泛认同和讨论,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些人的文章反映出对改写理论的误读。因此,有必要对意识形态的主体能动性做一些阐述,同时,对改写理论涉及到的一些概念予以澄清也有助于我们对改写理论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被操控的翻译——“文革”翻译文学初探

＂十年＂文革的语境变量充满了政治角力和阶级革命。本文借助勒费维尔操控论中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观,描述在当权赞助人即＂文革＂集团的干预下,以＂反帝反封＂和＂斗资批修＂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以及＂革命性第一＂的权力话语全面操控着翻译活动,翻译文学因此沦为执政党党内不同集团之间政治斗争的工具,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论京剧“史记戏”对《史记》的改写

京剧＂史记戏＂取材于《史记》,但由于戏曲和史书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改编的过程中,＂史记戏＂对《史记》进行了多方面的改写,包括题材的选取和主旨的改写,人物形象的改写和情节的改写等,有得有失。     

从《安妮的日记》不同的译本看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

传统的翻译研究注重原著与译作的对比,将翻译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然而翻译研究决不能忽视语言外的因素。本文就从《安妮的日记》的不同译本来分析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     

“以人为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具体表现为：它无论哪方面的内容,都离不开人的问题,通篇都表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以人为本”思想是在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在人的问题上的错误思想的批判中充分表现出来的;其对唯物史观的表述蕴含了丰富的“以人为本”思想,形成唯物史观的基础就是“以人为本”。     

论解放维度中“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个人”的辩证统一关系——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人"是实有具体社会关系的人,而"现实的个人"是在现实实践活动中自我解放的个人。在使用上,二者均表明了马克思对"人"的关注,并在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关系上建立起联系,但二者用以说明的具体问题和实现解放的路径是不同的。"现实的人"为了实现真正的解放,必须打破被资本所剥削和压迫的历史现状,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现实的个人"为了实现自身与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扬弃由资本主义所建构的抽象的、虚假的社会关系,发展自身才能的同时为他人的解放提供条件。     

刘咸炘《文学述林》之“切、达、成家”论探析

“切、达、成家”是刘咸炘在其“厚、雅、和”的“狭而严”的评文标准之下所提出的平而通之准。“切、达、成家”的提出,不仅有其自身因素,亦受章学诚影响。刘氏详细阐释了为文者“不切”“不达”“不成家”的原因,这既是他对自己评文标准的明晰,亦可以反观刘氏对文章写作的要求。而他对“文以载道”这一经典命题的辨析,不同于传统学人将“道”的范围狭窄化,且将作文者对“道”的理解作为“切、达、成家”的根本立足点。他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对于我们今天的作文者来说也值得借鉴和学习。     

“赞助人”理论下梁启超翻译思想的解读——以《论译书》为例

文章基于勒弗菲尔的“翻译操纵论”,从“赞助人”角度对于梁启超《论译书》中所体现的翻译思想进行了解读。笔者首先概述了“赞助人”理论,然后对《论译书》中译书“当首立三义”的思想进行了阐述。最后,围绕“赞助人”所包含的三个要素,即意识形态、经济要素、社会地位,对梁启超的赞助人身份进行了分析,探究了在晚清社会中,“赞助人”因素对于译者和翻译行为的影响。希望能为日后有关梁启超翻译贡献的研究提供一个新思路。     

意识形态视角的冷战分析——《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书评

在全世界研究冷战的史学家当中,梅尔文.莱弗勒是一位领军人物。莱弗勒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所著《大国的优势》1993年获得美国历史著作最有声望的奖项——班克罗夫特奖。《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以下简称《人心之争》)是莱弗勒的又一扛鼎之作。     

《特区文学》中的“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

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特区文学》一度成为传播“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阵地,从1990年代中期前以“主旋律化”的香港文学为传播重心到1990年代中期后以“艺术性准则”来取舍相关文本,都体现了期刊鲜明的地方意识形态导向对文学传播的制约。传播语境对于文学传播的这种决定性影响,使得 “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中,“差异的成分”被过滤稀释,“他者”成为了“自我”的影子。《特区文学》中“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始终是特区文学的和谐分子。     

“战后”上海文坛：以《太太万岁》的批判为个案

1947年12月,张爱玲及其《太太万岁》突然遭到疾风暴雨般的挞伐。详考其渊源,可以推知这是上海地下党为争夺话语权而策划的一起文化事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战后上海的一次具体的话语实践。它上承重庆文艺界1945年关于茅盾《清明前后》、夏衍《芳草天涯》的论争,下启1951年《武训传》批判及此后一系列的文化整肃和思想清理,服膺于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范“战后”国家意识形态生产,构建新的话语秩序的总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