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管理主义：高校行政管理的问题和对策

管理主义强调工具理性,忽视目的价值。由于受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20世纪主流公共行政学强调价值与事实的区别与分离．试图建立一种“价值中立”的科学．它所关注的重点是“技术的合理性”和“工具的合理性”．而完全忽视“目的的合理性”。在工具理性的指导下,把“效率”视为公共行政的终极目标和目的．把公共行政管理简化为一套行政程序和管理技术．从而忽略了对公民基本价值的捍卫．缺乏对公共行政管理基本价值和目的的探讨。     

论公共行政战略的理性精神——一种三维理性范式观

公共行政战略无论在静态的文本意义上,还是在动态的行为意义上,都需要一种朝向公共利益这一终极价值的精神。而这一精神的实现需要一种理性的支持与规约。公共行政战略的理性精神是公共行政组织及人员在行政战略的价值定位、问题认知、工具选择等方面权衡、取舍的思维与行为范式。它是公共行政战略活动的价值意义、运营哲学和行为准则的整体概括。价值理性不断通过事实理性外显化、通过工具理性加以实践的过程就是公共行政战略理性精神的实现过程。虽然,公共行政战略的理性基础是一种历史的发展,但其只有以融合＂价值—工具—事实＂的三维理性为基础,才能真正彰显其精神内在。     

哲学视野下中国公共行政的理性思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与调适

本文通过探讨中西方在公共行政领域内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取向的分野,论述了公共行政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价值理性所推荐的正义、信念、道德与工具理性所推荐的效率、责任,以及法律在公共行政中的冲突与表现。提出了公共行政价值理性的重塑,公共行政工具理性归位的建议,通过公共行政道德化的途径达到解决中国公共行政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实现二者的调适整合。     

学科评估主义的困境与突围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学科建设与评估所蕴含的两个重要方面。但近年来在学科评估过程中,工具理性过分扩张导致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僭越并形成学科评估主义。学科评估主义的问题主要表征为强调评价显性指标忽视学科内在价值、强调学科评估统一性忽视学科差异性、“马太效应”明显、手段与目的本末倒置四个方面,问题根源主要在于学科评估动力机制为行政而非学术、学科评估定位是管理工具而非学科建设本身、评估结果的使用捆绑太多利益三个方面。为解决学科评估主义的困境,实现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回归,要进一步强化学科分类评估,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评估体系,淡化学科评估的行政色彩,使学科评估回归评估本身。     

高等教育要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

在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上半期,欧洲社会思潮出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遭遇了前所未遇的深刻危机,即非理性主义思潮迅速兴起,表达了人们在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同时要求关注个体命运和人类内心生活的强烈愿望。追其根源,主要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发生了背离,出现了＂工具理性而价值非理性＂的局面。因此,必须将人文教育和成才教育相结合,才能将教育变为成功教育。只有逐步实现高等教育中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才能培养出富有人性的和正义感的公民。     

西方公共行政价值演变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从西方公共行政的价值演变历程来看,效率价值取向与公平价值取向的争议与互动贯穿整个公共行政学发展进程。每一种公共行政理论的兴起或行政范式转换背后,实际上都是回应与平衡效率、责任、公平等核心价值,只是在社会治理的不同阶段对某一种公共行政价值有所侧重而已。从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视角来研究和把握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和目的,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效率价值取向与公平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科学认识和把握公共行政理论发展规律和走向,也对我国行政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试论新公共管理的工具理性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一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本文从新公共管理理论出发,分析了工具理性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由于其过度扩张会在实践中导致弊端,因此在新公共管理的实践过程中应抑制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明确以价值理性校正工具理性的必要性。     

试论我国近现代报刊的“文人论政”传统

我国近现代报刊的＂文人论政＂传统,一方面延续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家国观念和＂经世致用＂传统;另一方面,又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武器,追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二者之间,看似可以协调一致,实际上存在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内在悖论。     

新公共行政学及其对我国公共行政的启示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运动无疑在公共行政管理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新公共行政学的出现既是公共行政学的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60年代美国社会改革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上的一种回音.它以公平与民主作为行政学的目标和基础,主张政治与行政的关联性,倡导民主主义的行政模式,拓展了行政学的研究范围.尽管新公共行政学最终未能生根立足,成为行政学研究的主导范式,但它的主要观点对我国当代公共行政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公共行政范式的全新阐释——从价值、理论和制度层面构建行政范式

随着各国公共行政生态的变化,针对理性官僚制的不足各种新的行政范式理论也应用而生。对于中国的公共行政范式而言,面对自身理性官僚制发展的不足和西方官僚制发展过度的双重困境,中国的公共行政范式到底如何选择的问题也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试从范式的结构出发,在肯定理性官僚制的基础上,从价值基础、基本理论及制度性操作技术等方面建构了全新的中国公共行政范式的具体特征。     

论西方“工具理性”与新儒学“价值理性”的互补

儒学强调“价值理性”,西方现代性注重“工具理性”.两者均因发展失衡而存在弊端和生存危机.新儒家试图从儒学中开出科学和民主,但在实践上却行不通.西方的后现代性也难以弥补现代社会的弊端.如果双方能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本着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学习态度,二者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优势互补的趋势,并有可能获得新的发展.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语文教学中情感教育的哲学思考

语文教学中的情感因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新一轮语文课程改革就把情感目标提升到课程目标的维度加以阐述.但当前语文教学中,过于强调工具理性导致了情感教育方式的失灵.情感教育的价值取向应摆脱工具理性的“铁笼”,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效融合,从而实现语文情感教育的价值回归与价值实现.     

科技价值理性缺失的哲学思考

科技越来越发达,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却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科技具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科技的发展过程中应当由价值理性占主导地位才能引领科技的为人类造福。而当今科技工具理性的泛滥而导致科技价值理性的缺失,使得科技应用中的负效应日益显露,使人类生存受到了威胁。     

论法兰克福学派理性批判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提出,用新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理性以实现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艺术是逃避工具理性和物化的最后避难所,现代性的救赎之光只有通过艺术的瞬间经验才能投向这个世界。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理性造成了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和单向度的社会,但他认为,不应该全盘抛弃科技理性。科技理性在计划和开发可用资源等方面,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他主张,人们应该树立一种新理性观念。这种新理性是一种包含批判和否定精神的历史理性,它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是科学理性和艺术理性的统一,是理性与感性、幸福的统一。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哈贝马斯批判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目的合理性的泛滥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现象,提出用交往合理性取代单一的目的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根本途径。法兰克福学派试图拯救和重建理性,并探讨了如何建设一个合理化社会的问题。当代中国同样面临着如何守护价值合理性、抑制目的合理性的过度膨胀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思想提示我们,理性是多侧面、多向度的,要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仍然需要大力倡导和弘扬理性精神,理性的潜能并未枯竭。     

论“解放”理念的教师教育路径

教师摆脱自我意识与外在制度的束缚，获得全方位解放，是当前促进教师个体专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在工具理性影响下，教师教育成为了培养工具人的程序性活动，阻碍了教师的解放。“交往理性”丰富了古希腊以来“解放”的理念，为教师的解放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当前教师教育活动要实现解放的目标就必须建立基于交往的学习共同体、创设理想言语情景、树立对话性理念。     

大学教育惩戒的人文关怀

当前中国大学行使教育惩戒权时有行政化作风倾向,对法律赋予的让渡权产生异化。新时期,大学教育惩戒要摆脱工具理性,要以大学生的发展为旨归,体现应有的人文关怀。而体现人文关怀因素的教育惩戒路径主要有：惩戒制度的制订和内容体现大学生＂人＂的因素、惩戒制度的执行体现＂伦理道德＂因素、惩戒组织机构体现人性化架构和大学生自治组织的自律教育惩戒。     

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之我见

在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中,自由裁量权始终是一个热门论题,尤其是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一方面,权力不断扩张,警察基于种种原因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由此产生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影响了警察机关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又存在因过分强调限制自由裁量权,致使一些警察机关行使职权时畏首畏尾,影响了执法权威性和管理效率。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利于法治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为此,我们既要认识自由裁量权存在的正当合理性及对于警察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又要清楚地意识到自由裁量权＂双刃剑＂的本质,作为权力同样有被滥用的可能,因而必须加以合理的控制。     

教育扶贫: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融合的实践逻辑--以“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为例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深陷教育贫困的状态,扶教育之贫是教育价值理性的要求,是教育扶贫功能发挥需首先解决的问题。教育扶贫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具有内在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以"人的发展"为核心发力点,以"思想引领"为重要途径,以"知识与能力"为直接方式。教育扶贫的实践路径应走上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轨道,即正视教育事业的长效性特征,对教育的基础环节常抓不懈;重视个体对教育回报的期待,以就业为导向,加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准确把握教育事业的系统性特征,构建教育扶贫的系统模式,以保持教育扶贫固脱防返成效。     

合理化与生活世界殖民化——从韦伯到哈贝马斯的理性建构之路

哈贝马斯从"合理化"概念入手,围绕理性建构问题对韦伯的理论局限性和建设性分别进行了揭示,进而提出了一个以"交往理性"包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理论设想。以此为起点,合理化概念中的理论盲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立足于"合理化"与"生活世界殖民化"这两个核心命题的内在逻辑关系,从韦伯到哈贝马斯的理性建构之路也呈现出清晰可见的历史传承性。与此同时,这两个命题所包含的现代性困境及其解决策略,也在交往行为理论的认知框架中得到必要的揭示和说明。     

高校“去行政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高校＂去行政化＂是时下学术及舆论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文章从＂去行政化＂的内涵与外延、＂去行政化＂的合理性以及＂去行政化＂的可行性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并提出＂去行政化＂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我国高等教育在发展变革中走偏,过度关注＂行政化＂可能导致对大学本质的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