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讲师"为"导师"变"讲堂"为"学堂"

由于种种原因，语文课堂教学的普遍现状是：“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痛苦”。语文课堂是真正的“讲堂”，教师是真正的“讲师”。一上课，老师便拼命向学生“灌”知识，或娓娓而谈，或绘声绘色，或滔滔不绝，或慷慨激昂，直讲得口干舌燥，一堂课下来，觉得痛快淋漓、问心无愧。可课堂效果如何?学生习惯丁做一个三尺讲台下的听众，被动地接纳着老师硬“填”给他们的东西，没有表达自己的机会，慢慢地丧失了“说”的欲望，久而久之，思想停滞、反应迟钝、表情呆板，以致课堂上死水一潭，激不起半点波澜……难免出现讲台上老师津津乐道、眉飞色舞，而讲台下学生昏昏欲睡、死气沉沉的尴尬局面。如何改这种被动局面，这是需要我们每个教师都来探讨的问题，也是语文课改的使命。笔者认为，语文教师应该转变观念，转换角色，变“讲堂”为“学堂”，变“讲师”为“导师”，积极探索实施素质教育的方法与途径。     

"用材"与"用人"

上大学前我曾学过一年木工。年近花甲在四里八村德高望重的师傅，曾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他师傅的一段话：木有长短，材有曲直，质有硬软，纹有通节。匠犹将也；将贵用兵，匠贵用材。材无十全，因势而用。直者为柱，曲者为拱；硬者为面，软者为底；通者为表，节者为里。用材之道，应取其长，补其短，削其凸，填其洞；选其通达，避其节疤。良将手下无弱兵，巧工手中无朽木。师傅告诫我：“做为木匠，识材为先，选材为要，用材以法。这样才能不浪费、不凑和、合乎规矩，做出的器物可百年之用”。 　　善哉，斯言 !　　20年来，我已与木工无缘，但…     

"偏才"不宜"偏科"

拜读了李德山老师的《重视“偏才”的培养》（见《教育与职业》2001年3期）一文，感到确实是个问题，一个人全面发展固然好，但能精通一技，脱颖而出亦好。笔者也为偏才少年满舟能作为保送生入读复旦大学，感到由衷地高兴，毕竟社会向我们的偏才少年开了绿灯。但高兴之余，还是要向热心教育改革的人士和莘莘学子进一言：偏才理应重视，但“偏才”不宜“偏科”。只要大家到学生中走一走，聊一聊，你会发现韩寒、满舟的同龄人，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不少就是韩寒的偶像崇拜者，狂迷者。他们在学业上，基础学科本就蹩脚，有畏唯情绪，有意避…     

"杨"和"柳"

我的名字叫杨柳，只要知道这个名字的人，都觉得很有意思。不是吗？许多诗句中都有我的名字呢。可是，正因为这样，我名字中的“杨”和“柳”却闹起别扭来了。杨是一个骄傲、瞧不起别人的人，而柳则是个谦虚、不爱说话的人。这天，杨对柳说：“主人的名字常被人夸，这难道不是全靠我的功劳？你看，我是姓，你是名，你不过就是一个木偶，只是我的陪衬罢喽！”杨一边骄傲地说着，一边斜着眼看着柳。可柳却站在那儿，没有出声。杨见挑畔不成，便怀恨在心，总是跟柳对着干。唉，手心手背都是肉，叫我也拿他们没办法呀！终于，那天早晨我从甜梦中…     

"咬文嚼字"与"得意忘形"

“咬嚼字”与“得意忘形”这一对成语，历来被人们当作贬义词来用。“死抠字眼”不领会章内在精神，固然不好，但是语言字是帮助了解章内容的“拐杖”，离开对句的咬和嚼，走马看花，是难以得其意、忘其形的。元代遗山《与张中杰郎中论诗》云：“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百过良未足。”清代学唐彪说：“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我之也。作时，吾意所欲言，无不随吾意；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竭。”（《读书作谱》卷五）他说的虽然是作之道，验之阅读，也全然相合。要深得章三味，就必须花一番咀嚼的功夫，囫固吞枣、不求甚解的方法是不适合语学习的。我们只有让学生悉心品味章的篇章结构乃至遣字造句的个中奥秘，使之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忘其“形”而得其“意”，方能够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邀游，获取更多更有益的知识。     

"孔雀"东南"飞"

北京，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是莘莘学子所向往的求学圣地。北大、清华等名校更为文化底蕴深厚的北京增色不少。不光很多北京的学生不愿走出“京门”，就是很多外地学生也把自己能上北京读书收作为奋斗目标。可是，有些身在北京的孩子却并不以为然，说他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也好”，“不认庐山真面目”也罢，正是在如此强大的“上京”热潮中，他们，就真有这么一股子人，敢于标新立异，选择“孔雀东南飞”，冲出北京所给的光环。     

教学中的"意"、"艺"、"毅"、"义"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工作中，我体会到要做好教学工作，一定要很好地体会“意”、“艺”、“毅”、“义”四个字的重要含义。“意”，即全心全意。全心全意是教师从事教育工作的宗旨，对于教育工作的忠诚程度容不得“三心二意”。这个根本问题解决好，我们在开展教学活动中，就会加倍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在备课、讲课、课外辅导等各个方面就会努力做到“尽善尽美”、“精益求精”。例如在英语课外辅导时，学生来问我一些简单的问题，按一般要求，我给予满意的解答就已经尽到责任了，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学生能主动向老师请教问题的…     

"绍介"与"介绍"

读鲁迅的作品时，细心的读往往会发现鲁迅常常把“介绍“一词写作“绍介”，如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在提到创办朝华社的情况时说“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学，……。”可是，在鲁迅其他作品中，有时也用“介绍”一词，甚至有时还会出现“介绍”和“绍介”交替使用的情况。     

浅谈"模糊"与"精确"

模糊与精确既是一种矛盾体，又是辩证的同一体，语言的精确性和模糊性又相互发展，相互丰富，推动了人数语言的进步和繁荣，模糊性是语言发展变化的一种基本属性，是客观存在的，精确是人们致力追求的目标，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明确其研究对象，更好地研究模糊学这门独立的科学，使其在翻译理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变"肤浅"为"深刻"

小学语文教材所选的课文大多出自名家名篇，文质兼美，各有其独特的魅力。许多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的情感、深刻的事理和巧妙的描写。由于小学生年龄小、能力有限，因而，他们理解把握语言大多留于表面，或以点盖面，或蜻蜓点水，或囫囵吞枣。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透过字面、寻微探幽，通过深刻细致地感悟体会，引领他们或领悟文章的写法，或走进文中所描绘的情境，走进作者的心灵。如：“一身乌黑光滑的羽毛，一对俊俏轻快的翅膀，加上一个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那样活泼可爱的小燕子。”（《燕子》）对这句话的写法体会，有位老师这样引导…     

“去行政化”与“纪宝成难题”求解

中国大学行政化趋势由来已久,典型地表现在行政等级越来越具有支配性地位,但要想立即去掉或完全去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大学发展要求必须去行政化,这就构成了著名的＂纪宝成难题＂。通过对大学行政化形成过程分析后发现,大学去行政化就是要去掉行政特权,回归学术本位,而非简单地去掉行政级别。在去行政化过程中首先需要走行政与学术系统并立的过渡阶段,只有这样去行政化才是可能的,这说明纪宝成难题并非完全无解。     

《围城》中“开放”与“封闭”的小说结构

《围城》通过方鸿渐的漂泊,借助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空间转移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及中国知识分子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多侧面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各种弊端作了无情揭露和嘲讽,使方鸿渐们在不同的世情背景下,呈现出既复杂又真实的人性、人情和人生。     

论“硬新闻”的“软化”

把“硬新闻”写“软”,成为白热化的新闻竞争中非常重要的新闻业务问题。软化硬新闻,要把理论认识和新闻实践统一到党性与群众性相一致上来,找准党的要求与群众需求的结合点,关键在于确立一个新而巧的新闻主题。硬新闻软化到位的标志,是广大读受看报道。     

对“有效教学反思”之“有效”的思考

虽然有效教学反思已倡导多时,但并不能无条件地接受它,要在对它本身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指导自己的教学。因此,对其概念的梳理和思考是必需的。本文认为有效教学反思是有着多方面涵义的实实在在的概念,其"有效"所言传的是一种"发展"和"进步"的意义,体现了对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具体来说,有效教学反思体现为一种教学反思形态、思维形式、理想和境界以及多指向的动态过程。     

从“石”到“玉”，从“猴”到“人”——浅析孙悟空、贾宝玉之异同

中国古典小说史上有两块著名的石头,《西游记》里的“仙石”《红楼梦》里的“顽石”。如果说花果山上那块石头是块尚未经过历史加工的原璞,那么青哽峰下那块石头则是经过历史雕琢过的美玉：如果说孙悟空是一个带有原始野性的猴。那么贾宝玉则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在从“石”到“玉”,从“猴”到“人”的转变中,表现出了各自性格的同与不同。     

论执政为民与为人民服务的关系

执政为民与为人民服务思想之间的关系,“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的一种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向全社会提倡的一种道德思想;“执政为民”是共产党的本质要求,是对共产党党建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它要求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试论"休闲旅游"与"旅游休闲"

"休闲旅游"与"旅游休闲"其外延基本一致,但其内涵有原则性的区别。前者是对一种旅游类型的界定,后者是对一种休闲类型的界定。这种内涵的区别还会引申出二者一系列的区别。对这些区别的辨析,对休闲与旅游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乡土教育“:乡土”与“天下”之链

乡土教育作为一种传承乡土文化的教育,它是多元文化整合的有效途径,也是国民教育的有益补充。乡土和天下不只是一种特指的地理空间,也是一系列符号象征。从乡土到天下,既意味着地理空间的变化,也意味着人的变化,而链接乡土与天下的纽带则是乡土教育。通过开展乡土教育,可以让个体在感知乡土的基础上,逐步培养他们对乡土和天下的认同,从而真正成长为适应社会变迁的现代人。     

三面红旗与“文化大革命”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我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重要尝试，但它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围绕三面红旗，毛泽东与彭德怀、刘少奇先后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而彻底纠正三面红旗错误的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光辉典范．     

在"发展"中解读"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容是以人为本,人的产生使自然界演化变成了主体性的发展,满足人的需求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需要人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人自身的活动构成了发展的手段。人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从不自由逐步走向自由的过程,人本身的自由程度是发展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