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

<正>傅斯年先生曾经评价陈寅恪先生:"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胡适先生则这样评价傅斯年先生:"孟真(傅斯年先生的字)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岳南先生的《陈寅恪与傅斯年》深情地叙述了陈寅恪与傅斯年两位大师从留学、归来、南渡、北归直     

何谓“膑足”

近日闲翻《古典文学知识》(1998·3)见卞孝萱先生的文章《陈寅恪先生与〈柳如是别传〉》中说:“正因为出于对柳如是的敬佩,寅恪先生才在失明膑足的晚年,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参阅千余种书籍,写成80万言的《柳如是别传》。”“膑足”一词,在陆健东先生的著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亦曾使     

万绳楠教授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出版

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20万字)已由安微黄山书社出版发行。该书根据编者1947年至1948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听陈寅恪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的笔记,参考50年代高教部代印,陈教授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时所编的引文资料,及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等有     

以陈寅恪精神写陈寅恪

陆键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倾注的大量情感,贯穿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始终。如此巧妙地运用这种技巧,可能与作者的编剧工作经历不无关系。全书史料之翔实同样不逊于其他同类作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紧紧抓住的一条主线。     

陈寅恪与龙榆生的诗函往来

1998年2月28日《文汇读书周报》刊有朱新华先生《小五柳堂为谁人》一文,考证小五柳堂即词人龙榆生斋名。10月10日该报又刊有高恒文先生一文,推敲龙榆生、陈寅恪之间关系。我因将此事告知龙先生长公子厦材先生,承厦材先生出示家藏手稿,中有龙、陈二人来往诗词共40首,包括龙寄陈34首,陈寄龙6首(其中和作5首),弥足珍贵。而且陈诗中有《陈寅恪诗集》(清华版)所漏收者三首,因撰一文,并略述两人交谊。从今存诗词看,两人交往始于1953年。究竟从何时开始相识,已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953年为止,两人并无亲密往来。1948年秋龙厦…     

陈寅恪的“文史互证”探析——以《〈秦妇吟〉校笺》为例

“文史互证”是陈寅恪先生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贡献.无论是在思想内涵方面,还是在文学研究方法领域,都为后学留下了可供继承的宝贵遗产.结合其代表性著作《〈秦妇吟〉校笺》,可对陈寅恪先生的“文史互证”的文学研究方法进行具体探究.     

读日无多慎买书

<正>金克木先生写过一个集子,叫《书读完了》。书中讲了一则轶事——1912年,年轻的陈寅恪拜访夏曾佑先生,夏先生跟陈寅恪感慨道,自己不会洋文,只会看中国书,结果近来已觉得没有书可读了。陈寅恪当时对夏曾佑先生"书读完了"的感慨十分吃惊,直到几十年后,陈寅恪自己也到无书可读的境界时,终于理解了先生当年的话。但我却简直是一头雾水,书怎么可能读完呢?最初了解金克木和他的这本书,是缘于我们文学院的王向远老师。王老师会给大二本科生开东方文学     

也谈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的治学方法——兼与万绳楠先生商榷

陈寅恪先生作为近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从治学方法上讲,为世人所共同瞩目的,是他考察某一问题时,从文、史、哲多视角的透角,博综古今、触类旁通的思考,和由此而总结的“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的方法。“以诗证史、以史说诗”作为一种卓有成效的治学方法,史学界和文学界多看成是陈寅恪先生采用朴学方法注释元(稹)白(居易)等人古典诗歌的结晶。本文不赞成这一习惯的说法,本文认为,从陈寅恪先生重要的史学著作《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以下简称《讲演录》)来看,陈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的方法,实际是以最广义的“文化”来界定其“诗”和“史”的内涵的,“以诗证史“就是以最广义的文化史料来考证“正史”,“以史说诗”也就是将传统的文化作品放到最广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阐释。在“证史”的过程中陈先生使用了“阶级分析法”,但这种方法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实际上只是一种“文化决定论”,因而《讲演录》的整理者万绳楠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行者或“过渡桥梁”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陈寅恪和他的《文集》

陈寅恪(读作que)先生是中国近代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对我国历史学、古典文学、宗教学都有很深的造诣,毕生致力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以及明清之际历史的研究,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给后世留下了近二百万言的著述,基本上收进了《陈寅恪文集》中。这套《文集》,堪称我国近代史学宝库的一份珍品。     

《木兰诗》反映了哪个历史时期的府兵制度

《中学历史教学》2008年第8期刊登了侯振胜、姜威两位老师撰写的《浅谈〈木兰诗〉中的历史信息》(以下简称《浅谈》)一文,这篇文章从文学作品《木兰诗》中分析出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信息,体现了陈寅恪先生倡导的"诗文证史"的史学研究理念,给人带来一些深思和启发。但笔者认为,其中的部分     

“对对子”:陈寅恪妙拟国文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193 2年时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字叔雅 )先生让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出国文试题。陈先生所出的国文试题中有“对对子”一题 ,即给出上联 ,要求考生对出下联。在当时反响很大 ,有人损之 ,有人誉之。就“对对子”一题 ,陈先生接受过当时清华大学暑期周刊记者的采访 ,并就此问题还专门撰写了《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篇长文 ,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周刊”上发表。该文详尽阐述了出此题之意图 :一是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清虚实词及应用 ;二…     

初中第四册 桃花源记

一、写作年代《桃花源记》的写作具体年代,研究家们看法是不一致的。王瑶先生认为当写在公元四二一年。他说:《桃花源记》开头写的“‘晋太元年(按:太元晋孝武帝年号)中’”,“并非渊明实际写作年代。据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所考,则渊明写作材料的主要根据,是来自如《赠羊长史》一诗中所说,由征西将佐归来后所谈的西北人民逃避苻秦暴虐的情形;而其理想成分,则与《拟古》     

领略大师学术风采 学习大师治学之道 中国近现代学术大师系列——王国维

<正>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起被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甲骨四堂之一,学术巨子,国学大师。著述甚丰,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观堂集林》、     

学术文化世家悄然消逝

中国文化史上有个奇异的景观,那就是学术文化世家现象。古代的不说,近现代也有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祖孙三代,钱基伯、钱钟书父子,梁启超、梁思成父子等。至于学术成就稍次一等的学术文化世家,更是多得不得了。然而,上个世纪中叶以后,这一文化传承的独特方式中断了。正如马斗权先生在其《悲学术文化世家的消逝》一文所言,陈寅恪先生之女整理的《陈寅恪诗集》和吴宓之女整理的《吴宓日记》皆错讹较多。可见,这是一个当代社会普遍的文化现象。     

“中学学术建设”思考之四 归纳与演绎

1943年冬天,旷代学人陈寅恪在燕京大学为中文系开课元白诗,第一讲《长恨歌》,首先讲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当时话剧导演孟斧久闻陈先生大名,想去旁     

沈兼士先生治语言文字学之方法

沈兼士(1887——1947)先生,浙江湖州下昂竹墩村人.青年时代,与其兄沈尹默同赴日本东京留学.在东京时,曾随章太炎先生习音韵学.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辅仁大学执教,在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上有许多建树,包括对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六书理论的研究,对音韵学的研究,对训诂学的研究等,尤其是对“语根字族”——同源词的研究,曾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蔡元培、郭沫若、杨树达、陈寅恪、魏建功、吴承仕等都曾与之切磋.沈兼士先生的著述收于《段砚斋杂文》、《沈兼士学术论文集》.     

陈寅恪对我们的启示——20世纪中国语文教育史散论(其一)

陈寅恪先生发表于1933年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鲜明地反映了他的中国文化本位思想,对《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汉语语法学研究中的“格义观念”作了尖锐的批评,对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这封信中对“属对”这种中国传统的语文训练方法所作的分析评价,也有独到之见;在语文教育工作者深入研究中国语文的特性、探索富有民族特色的语文基础训练方式的时候,陈寅恪先生的见解是可资借鉴的。     

陈寅恪:我的徒弟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正>陈寅恪执教于中山大学时,讲课时校内教授旁听者常多于学生,陈因此有"教授之教授"的称谓。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做了一次长谈。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     

古代文学与通识教育笔谈四篇

金针度人——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培养研究素质的意义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公认的一部见解精深的学术名著。然而,陈先生在撰写此书时,却寓有引导“初学者”习史的特别用心。他在《叙论》中明言:“此书本为供初学读史者参考而作。”(页2,中华书局1963年版)本书写成于1939年,采用浅近的文言,文章体裁更与现今常见的史论著作不同。也许我们会觉得,陈先生所谓的“初学者”,是有不一般的学术起点的吧?但是,陈先生引导“初学者”的用心与方法,其实对于现今的通识教育和专业训练,仍然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本书的题旨,…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说献疑

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所作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即“造极说”)从20世纪末迄今二十余年,被越来越多的宋代历史、宋代文学、宋代思想研究者所接受。陈寅恪对宋代文化的尊崇,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晚清民初汉宋学之争中的宋学倾向,陈寅恪对宋代史学的推崇,华夏民族本位文化的指向,陈寅恪中国文化整体视域中的宋代文化。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陈寅恪先生当年发表“造极说”有着特殊的语境,因此不宜简单地用陈寅恪先生指称宋代学术思想(主要是程朱理学)之“造极”来涵盖包括文物制度在内的宋代整体文化发展水平,更不宜作为夸耀宋代整体文化发达的一种标签。二是陈寅恪等学者身处救亡的历史大背景,强调华夏民族的单一性、独尊儒家文化的学说思想,是当时时代条件使然。就其尊崇气节和提倡纲常理论的出发点来说,实际上与辛亥革命之后仁人志士寻找救国理论相仿佛,即“希望以学术趋向转移人心治道世局的良苦用心”。故不能以此厚非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