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佛学文化与“文化襄阳”建设

印度佛教中国化,是释道安在襄阳依托智慧襄阳、文化襄阳的土壤实现的。他的成就也进一步丰富了智慧襄阳、文化襄阳的内涵。道安的创世之举与襄阳的文化底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所创立的中国佛教也有襄阳名士的参与。所以,襄阳应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发源地。佛教界把道安在襄阳的寺院称之谓中国佛教的祖庭是名符其实的。襄阳应充分开发、利用道安佛学文化资源,发挥襄阳传统文化优势,强化＂文化立市＂理念,促进＂文化襄阳＂建设。     

论巫师的活动与早期志怪小说

关于巫与志怪小说的关系,许多从事小说研究的人曾有所提及,但都没有给予系统的关注。本文拟从早期巫的活动尤其是“巫师兼国王”这一文化人类学现象出发,系统探讨一下巫与中国早期志怪小说的关系。     

梅山道教文化生成与演化因缘论略

在古代梅山特殊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古梅山原有的巫教、从江西传入的南方道教，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教和儒教，在此相互冲撞、分化和共融，最终统合成了一种以原始巫文化为基础。积极地融和了南方道教文化(尤其是江西茅山道教文化)、佛教、儒教的部分思想理念在内的特殊的地方性道教文化事象。即梅山道教文化。     

湖南禅宗生态美学思想的文化基因——兼论湖南禅宗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湖南禅宗思想中,蕴涵着关爱自然、敬畏生命、追求和谐的生态美学智慧。其文化基因主要包括哲学、伦理和民俗三个方面。其哲学基础是佛教的“缘起论”与“无我论”。其伦理基础是佛教伦理中的善恶观与业报论。其民俗基因是南方巫文化。湖南禅宗不但在中国禅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湖湘文化（主要是湖湘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     

藏族社会的苯教巫文化及其与萨满教的关系

藏族传统宗教苯教发源于古象雄地区,其信仰核心主要由三界宇宙观和神灵/精灵崇拜体系构成。公元六、七世纪后苯教开始向系统化方向发展,同时保留了大量原始苯教的巫文化成份。而佛教也通过本土化的适应策略,将苯教的神灵体系、仪式仪轨整合至藏传佛教信仰当中,使得"祭祀""降神""施咒驱魔""招魂"等巫文化形态借此得以延续至今。从苯教巫文化的核心观念和信仰特征来看和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所信仰的萨满教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并且由于受多元文化交融的深刻影响,其宇宙世界观、仪式仪轨、象征意义、出神手段、与神灵沟通方式等等相比后者表现得更为复杂多样,但究其本质苯教巫文化依然属于萨满教的文化范畴。     

近三十年来魏晋南北朝巫信仰和自然崇拜研究述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巫信仰和自然崇拜是近些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范围主要涉及巫鬼信仰、巫风的盛行、社神和土地神信仰、城隍神信仰,以及巫与道教、佛教的关系等方面。既往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尚存一些不足之处。加强此时期巫信仰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深化地域性巫鬼信仰的文化功能研究及少数民族信仰风俗的研究,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越巫该不该死

教学《越巫》时,与学生一同疏通文意后便有笑声不绝于耳。于是我便乘机问学生文章中哪里值得笑。学生答曰:越巫“善驱鬼”,结果却被假鬼吓得胆裂而死。于是把“越巫该不该死”的问题抛给学生,教室里一下子热闹非凡。“越巫该死。因为他装神弄鬼,蛊惑百姓,骗取钱财,而且‘至死不知其非鬼矣’。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越巫不该死。孟子不是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吗,教训教训他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致人于死地。”“越巫该死。因为他用迷信骗人,他不死,他的行为将被仿效,泛滥以后很难控制。”“越巫确实罪不可恕,但并没有到必死的地步。因为骗人…     

1996年山东重要考古发现三则

青州龙兴寺发现佛教造像窖藏 龙兴寺始建于北魏,至明初废弃。青州市博物馆对龙兴寺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在遗址北端发现一处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了北魏至北宋石、玉、陶、铁、木及泥塑等类佛教造像200余尊,其形象优美,雕刻精湛,为研究我国早期佛教艺术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巫文化对古代医学的影响

巫文化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原始宗教的内容与特点,原始宗教对人类文化的影响通过巫文化表现出来,巫与医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巫文化在四个层次上对古代医学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独特的三国历史 难忘的襄阳故事——关于襄阳三国历史文化问题的研究

襄阳三国文化是三国时期襄阳境内发生及流传与演绎的历史文化。本文通过对《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三国演义》、《襄阳府志》等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力求较为详尽地概括襄阳三国文化的基本内容,总结襄阳三国文化的鲜明特点和独特地位,并针对襄阳三国文化应用开发的实际提出一些初步的建议和设想。     

试论土家族巫文化对湘西土家族舞蹈的影响

由于土家族地处较为封闭的自然环境,土家族文化中体现了许多巫文化的特征,保留着较多的神话与宗教色彩,凸现出鲜明的原始性特点。土家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有着特定的巫文化土壤,而且有着特定的巫文化气候。因此,湘西土家族舞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土家族族巫文化的影响,其舞蹈中呈现了模拟巫术、生育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自然灵物崇拜等巫文化现象。     

诸葛亮与襄阳城市文化形象

城市文化形象是现代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目标与内容。襄阳市把三国文化当作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支撑,曾经隐居襄阳古隆中并促成三国鼎立局面的重要历史人物诸葛亮自然就成了塑造襄阳现代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应围绕"诸葛亮文化"展开襄阳文化战略规划建设;延伸"诸葛亮文化"而进行襄阳亮点的宣传;塑造"诸葛亮文化"而进行襄阳城市个性建设。襄阳要充分利用和发展诸葛亮形象的作用,就需要在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环境设计、公益广告设计诸多方面,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划性的安排,便于在城市形象的宣传与塑造中,突显诸葛亮形象与襄阳城市形象的特色。     

中国早期佛教供养人服饰

中国早期佛教供养人服饰暨远志在佛教石窟和造像碑中，往往有很多世俗信众的形象，这种刻出形象的施主，我们称之为供养人。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重视礼仪文化，制定严格的衣冠服饰制度，官民均不得倡越等级，因此，供养人服饰是当时社会礼仪的体现，反映了当时不同阶层的...     

论布洛陀身份的多重文化内涵

在壮族民间流传有大量的布洛陀神话叙事。布洛陀的形象既有其历史文化背景,又再现了壮族集体精神的塑造和升华。从＂布洛陀＂的释义来看,他与骆越族群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洛＂或许就是＂骆＂的民间写法。在他身上,带有壮族早期社会首领的身影,又表现出典型的＂越巫＂特征,同时还象征着历史上壮族麽信仰与早期政权的相辅相成。他是壮族古国、方国时期的大巫师和级别最高的祭司。这些隐含的历史身份在布洛陀神话的叙事平台上以共时的形态出现,展现了壮族文化的深厚积淀。     

中国早期佛教美术考古泛议

近年来关于早期佛教美术考古的一大发现是在丰都槽房沟汉墓出土青铜钱树佛像及伴出的延光四年(125)陶器座,揭示了中国佛教美术滥觞的年代。西晋以后,中国佛教告别初传期,走向成熟,在战乱纷扰的北方,佛教中心先后形成于河北、长安和凉州。十六国佛教美术始于后赵金铜佛系统,继而经过关中秦陇与河西凉州两个系统的发展,奠定了北魏佛教美术走向兴盛的基础。平城佛教的形成与发展,聚集了山东六州、关中长安、河西凉州、东北和龙、东方青齐五个方面的实力。以五所大窟承前启后,在北魏统一北方和推行改制的过程中,云冈模式逐渐形成。     

东晋释道安“弥天”名号之探究

佛教论著常以"弥天"称谓东晋名僧释道安。此称谓源于道安与襄阳名士习凿齿的一段对答。道安对中国佛教发展贡献甚大,可谓具有"弥天"功绩。道安和他的事迹也影响着后世。     

习凿齿与襄阳三国登高文化

襄阳先贤习凿齿最早奠立襄阳三国登高文化地位.在习凿齿的如椽笔力下,襄阳三国俊杰的登高行为得到恰当记载和充分保存,襄阳三国登高文化的内核得到凸显和深化.习凿齿关于襄阳三国登高文化史实和史论启示我们,襄阳还应该建立系列的三国登高文化,为襄阳旅游注入“抚乘踌躇,慨尔而泣”的抚襟追思与黾勉功业的人文情怀.     

郭沫若诗歌中的日本佛教意识

本文对郭沫若早期诗歌与日本佛教意识的相关性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日本佛教的涅榘意识、怜悯众生、以和为贵、内心自悟等意念对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影响很大.郭沫若诗歌中的日本佛教意识与他留学日本并以日本文化为诗歌创作的观照相关,也与他自幼喜爱唐诗相关.     

苗族巫文化起源及其功能研究

巫文化作为人类最悠久的文化现象之一,它以万事万物都有各自的灵魂主宰为主旨思想,并通过献祭、象征性模拟活动等方式与神灵交流,达到被施以恩惠和得到庇佑目的。本文在梳理巫术的概念、类型的基础上,通过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以苗族巫文化为例,对巫文化的起源及其巫文化在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诠释。     

源于襄阳 成于襄阳——浅谈道安般若学与荆州学派的渊源

东汉末年,刘表在襄阳开办了荆州官学。荆州官学教官宋忠等人儒道兼综,形成了荆州学派。魏晋时期,山阳王弼在荆州学派的基础上,通过注释《老》、《庄》、《易》,将儒道融合研究,又形成了魏晋玄学。东晋时期,释道安在襄阳弘法时,大胆革新,"洋为中用",以王弼的"贵无派"玄学理论解释佛教般若学,创立本无宗。形成了一种既像印度的般若思想,又像中国的玄学思想;既不同于印度的般若思想,又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的新理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印度般若思想和中国《老》、《庄》、《易》思想的合流。道安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般若学与在襄阳创立的荆州学派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源于襄阳,成于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