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司法解释违法性问题研究——以盗窃罪定罪量刑标准地区差异为视角

目前我国存在大量的刑法司法解释,一些解释中存在违法现象.如最高司法机关对盗窃罪的司法解释,使全国很多地区盗窃罪定罪量刑的认定标准都存在巨大差异,实践中同样性质的盗窃案件在不同地区管辖,就会出现罪与非罪和量刑上的不同后果.这种违法现象引发的法律后果,第一,是对<立法法>的违反;第二,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刑法司法解释中存在违法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主体混乱、内容越权、非法授权等.要解决刑法司法解释的违法性问题,就要强化刑法立法解释,并对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内容进行规范.     

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体系性修正——以刑法最新修正案和最新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九)》颁布以来,贪污贿赂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一直争议不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是对争议的回应,也说明我国重视反腐倡廉的法制进展,体现了公平正义的法价值观。解释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即对贪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了体系性修正,将贪污贿赂等罪原有的具体数额标准调整为概然性数额标准,并规定了与之匹配的情节标准。但这一解释并非完美,仍需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完善。     

贪污贿赂犯罪“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模式的解读

贪污贿赂犯罪一直是危害政府正常运行的严重犯罪,随着我国打击贪腐力度的不断加大,原有的"计赃定罪"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如何合理地给贪腐犯罪分子准确定罪量刑的问题日益突出。《刑法修正案(九)》以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原有的定罪量刑模式进行了修改,也就是将数额与情节相结合,将数额不足但是情节严重的犯罪升格处理,形成了新的"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模式,该模式将更有力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惩治腐败,净化社会风气。     

贪腐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提升的法治反思——以最新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为中心

严峻的贪腐违法犯罪形势和国民对贪腐的感知适应,是"两高"最新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提升贪腐犯罪定罪量刑数额的现实和社会心理原因。《解释》提升贪腐犯罪定罪量刑数额虽然有助于缓解眼下实践办案的难题,但却面临更为根本性的法治疑问。提升贪腐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意味着国家"严惩腐败"刑事政策和法治立场的让步。刑法对贪腐犯罪治理意义原本就相当有限,《解释》的做法具有导致国民反腐意识进一步钝化和刑法反腐功能进一步衰退的风险。反腐必须坚守法治理性,倚重刑法反腐已走到尽头,国家反腐刑事政策的法治转型迫在眉睫。     

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适用实证研究——以二次量刑理论为视角

从实证角度出发,将72例故意杀人罪死刑案件作为样本,研究了故意杀人罪死刑案件适用的现状、现存的问题及原因,通过大量数据,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情节在决定死刑案件是否适用死刑、死刑是否立即执行时的不同作用。根据这些发现,可以借鉴二次量刑的方法,规范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适用标准,尽可能提高司法的明确性,以呼唤死刑适用更大程度上向规范层面的回归。     

盗窃罪之立法技术分析——以两个加重情节为切入点

以"盗窃金融机构"和"盗窃珍贵文物"为切入点,对盗窃罪的行为模式和法定刑进行分析,发现<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行为模式、加重情节、法定刑设定的认识极为混乱和不科学,从而造成了盗窃金融机构和珍贵文物行为的构成性地位不明,加重情节规定层次混乱,法定刑设定依据与幅度失当等问题,而造成这些混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科学的立法技术的缺失.     

受虐妇女犯罪之量刑轻型化探究——以期待可能性理论为视角

对于现实中存在的受虐妇女"以暴制暴"的犯罪现象,文章主张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考虑事出有因及受虐妇女所处的特殊情境,对受虐妇女量刑适当轻型化。文章提出受虐妇女犯罪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性,认为不仅期待可能性理论为受虐妇女犯罪量刑轻型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将更好地体现民意与合乎刑法谦抑性。受虐妇女犯罪量刑轻型化将有利于保护受虐妇女,促进家庭关系逐渐和谐。但是要实现此目的,就有必要多管齐下,从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着手,进行配套改革,文章也在此基础上提出受虐妇女犯罪的量刑轻型化的可行措施。     

被害人过错问题法定化研究——以犯罪与被害互动关系为视角

犯罪与被害关系素来存在犯罪中心主义倾向。但被害人学、被害人过错研究的兴起引发了从犯罪与被害互动角度重新审视两者的关系。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被害人过错,是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基于互动关系视角,通过介绍我国被害人过错的司法实践与立法现状,分析我国被害人过错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域外立法实例,进而提出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的可行途径：总则宏观规定与分则具体罪名规定相结合。     

优秀教师标准之比较研究——以英语教师为例

优秀教师标准一直备受关注。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内地的优秀教师标准主要由官方制定和执行;中国香港的"教师专业能力理念架构"中构筑了动态灵活的"胜任和卓越"阶段教师的知识和能力质素框架,是师训局为教师进修提供的官方指导性标准。以上两套官方标准都没有与具体学科挂钩,但两地已有学者对优秀英语教师的素养开展研究。美国的专业标准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建。它是一套基于各学科(含英语作为新语言)的、动态的,并与专业化运动相一致的系统。我国内地可以从两地的专业标准中获取不少经验和启示。     

2008年以来人民法院司法政策实证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主要对象的分析

司法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手段。很多情况下党和国家的政策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等司法文件的形式将其转化为司法政策,进而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和落实的。2008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通过发布司法解释等形式不断出台和调整司法政策,积极回应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能力本位为中心的学生考核评价标准的研究

学生考核作为教学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检验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高职院校而言,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能对整个教学过程起到检验、反馈、激励的作用。本文提出以能力本位为中心的学生考核评价标准,以电气自动化专业学生能力考核为例,从构建内涵、意义、具体实施等方面加以探讨,努力建立一套适合我国现阶段高职教育的学生考核评价标准。     

文化语言学视角下汉语爱情古诗英译中的语篇情节分析——以陆游《钗头凤》两个英译本为例

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为理论基础,语篇情节为切入点,《钗头凤》两个英译本为分析对象,探讨语篇情节对汉语爱情古诗英译的解释力。     

美国阿拉斯加州中小学教师评价标准之研究——以安克雷奇学区为例

本文主要针对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学区评价手册中的教师评价标准部分进行深刻分析,详细阐述了评价标准的具体内容,并认为我国中小学教师评价要注重运用多元合力,要加强评价的自主性和个性化,要加强师生及师师之间的交流。     

框架理论下看《牡丹亭》英译本研究——以人物重塑与情节处理为例

语言学中的框架理论强调视角的不同导致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对同一种情景进行描绘时,不同词汇和句法选择,即不同的表达式都会展现出在译者的认知域里想要突出表达的内容。框架理论在翻译现象研究过程里,尤其在不同翻译文本的研究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正于Snell-Hornby所说的,框架视角翻译研究的核心理念是:翻译不是词与词的配对,而是着眼整体、重造格式塔的过程。该文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对《牡丹亭》两个译本进行比较研究,看不同译者在不同的视角和见解下如何理解文本内容,重塑人物角色。     

美国州级教师评价标准开发之透视——以“佐治亚州优秀教师标准框架”为例

＂佐治亚州优秀教师标准框架＂是佐治亚政府为了改善其教师教育现状、提高全州教师队伍整体质量而推行的教师评价标准。它包括七条核心原则和六项内容板块,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优秀教师所应有的特质。透析＂佐治亚州优秀教师标准框架＂的开发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地方性教师评价标准的开发情况,对我国教师评价工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结婚登记瑕疵的救济路径——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条的再检讨为中心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条仅明确了瑕疵登记婚姻不属于无效婚姻的范畴,但就瑕疵登记婚姻应通过什么途径解决以及如何处理这种瑕疵的效力并没有给出解决之道。处理结婚登记瑕疵应遵循实质正义观的理念,尊重婚姻不同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的"事实在先"的特点,并准确把握结婚登记程序应有的制度定位,实体上以及程序性的婚姻登记瑕疵都应取道民事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现行法中由民政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可撤销的胁迫婚姻的规定应改为由法院单独主管。对于程序上的瑕疵,《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条的规定通过行政法上的复议程序或诉讼程序加以解决的方式不妥,应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由法院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补正,以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     

唐赋京都书写之思想意蕴研究——以长安为创作中心的考察

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其描述的范围十分广泛,京都书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创作领域。唐代赋家在书写唐京都长安时,立意高远、取材广博,再加上赋家队伍壮大、写作内容丰富、艺术手法高妙,故唐赋之长安书写所蕴含的思想意蕴极具丰富性与深邃性。遂从王权意识、仁德意识和生命意识这三个方面入手对其进行探讨,以见其丰富与深邃之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