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治理——权威与民主关系视角下的村治模式探索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实行后,村治精英和村民都获得了法律赋予的治理村庄的政治资源,成为决定农村治理成败的重要因素。村治精英是村民选举产生的带头人,主导村庄发展的方向,村民是实施村庄治理的决定力量,在实现村庄治理目标中发挥主体作用。本文通过对村庄治理的动态研究,从精英权威和民主参与关系的视角,探索精英主导与村民参与有机结合的村治模式。     

农村人口流动与村治的改善与提升--以河南刘村为个案

本文以一个村庄为个案,考察了农村人口流动对村治的影响.认为,农村人口流动有利于村治的改善.表现为(1)农村人口流动为村治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资源;(2)农村人口流动造就了新的社区精英,并对原村治格局形成一定冲击,使原村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3)大量村民外出务工带来了农村治安状况的好转和社区秩序的稳定;(4)大量村民外出务工使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文章最后提出了在农村人口流动背景下提升村治水平的若干政策建议.     

村民委员会与农村社区民间组织的互利双赢

我国村民委员会制度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暴露出很多问题,原因之一是村民自治和村民委员会制度的运作需要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我国农村组织化程度很低,民间组织不发达。在这一点上学者们通常意见相当一致。然而对于另一方面,如何培育农村社区民间组织,学界研究集中于基层政府的推动等,忽视了村民委员会对民间组织的引导和扶持作用。村民委员会与农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关系实际上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     

村民自治下的村级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

农村社会管理从传统社会到转型期社会,其管理主体、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后,村民自治使村级组织不再是政权组织,而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分析得出,农村社会管理有两方面途径：一个是切实贯彻村民自治制度,强化农村正式组织即村党委和村委会的管理;另一个是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即村民自治对农村社会管理的作用。一个强有力的农村正式组织需要从几个方面建立,即发展村级经济重塑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威,村级社会管理需要精英治理,村级社会管理需要制度化。     

精英缺失与契约缺失型村庄的农民合作机制研究

当前中国中西部地区的许多农村,现代型精英流出村庄,体制内精英丧失群众基础,传统型精英缺乏生存空间,以致这些农村社区成为无精英领导的真空地带,而基督教的传播蔓延、灰恶势力趁虚而入使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呈现恶化的趋势.同时,分散小农在市场化进程中背离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基础,现代契约型组织无以为靠,农民组织化缺乏生存土壤.要想在这样的精英与契约双失型村庄使农民合作成为可能,必须要有国家力量的介入.     

村庄组织化程度可否促进工商资本嵌入?

工商资本下乡是解决农村资金短缺的有效措施。然而，当前资本无法与村庄深度融合，村庄自有的内部组织成为搭建嵌入平台的良好选择。采用CLDS2016村庄层面的问卷数据，借助熵权法从村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两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OLS回归模型和交互项模型，从生产和生活角度入手，对村庄组织化程度能否促进工商资本嵌入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村庄组织化程度对于资本的生产性和生活化嵌入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庄组织化程度每提高1%,资本的生产性嵌入增加6.51%,生活化嵌入增长1.79%。2)对于不同区域、地形和耕地占比的村庄，组织化程度带来的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3)工商资本的生活化嵌入主要依赖于村庄正式组织推动，非正式组织则是助力资本生产性嵌入的关键。4)经济利益联结和产业基础都与村庄组织化程度存在协同效应，但人际关系和中间组织不具有调节作用。建议加强村民主体地位，注重村庄禀赋差异，促进中间组织发展，构建利益联结机制，以提高村庄的组织化程度。     

乡村善治之路：治村精英与制度的耦合——基于山西省L村的分析

善治是乡村治理的终极目标与使命。在中国政治场域下,治村精英与制度都是乡村治理中的关键要素,但实践中治村精英却总是与制度形成相互制约与掣肘的局面。然而,要达到村庄善治,治村精英与制度之间必须“和谐相处”。采用个案分析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通过剖析山西省L村的乡村治理实践,描述了L村如何摆脱了治村精英与制度之间的张力惯性,形成两者之间耦合。具体而言,就是在“强精英—强制度”组合下治村精英主动创设“党员、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拓展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并依靠这一制度实现了精英向制度化权威转换,获得了村民支持,提升村庄的治理绩效。最终,L村以治村精英与制度的耦合营造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乡村善治。     

农村老年组织的养老功能调查与产生条件研究——基于安徽两村的实证分析

老年组织在农村养老中具有参与、协调、救助与舆论等方面的重要功能,社会空间的释放及政府的"选择性管理"、村民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与农村精英的引领催生了老年组织。政府若要充分激发老年组织的养老潜能,还需要解决老年组织的身份地位与经济基础等问题。     

浙江省社会组织服务农村社区教育的策略研究

社会组织是农村社区教育实现组织化、规范化、专业化的重要平台。在整合资源、提升农民主体学习、促进农村社区教育体制改革有着独特的优势和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由于农村社区资源发展不平衡,政策法规的不完善,社会组织服务与农村社区教育主体需求错位以及未形成科学有效的可持续运行机制,影响了社会组织在农村社区教育中的功能发挥。文章通过反思社会组织在农村社区教育发展中的困境,探讨如何解决社会组织发展的问题,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社区教育的优势。     

"现代村庄公社"的文化嬗变及其应对机制——以韩村河企业集团改制为例

"现代村庄公社"是市场经济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曾有人用"外圆内方"描述其运作模式.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乡土文化日渐式微,"现代村庄公社"所孕育的价值理性也不得不做出妥协.通过村庄精英的推动,以较高的村庄福利以及村籍制度等提升村民生活预期、巩固地缘关系,强化内聚力的制度化形式使村庄公社得以维系.     

农村社群“集体行动”的实证研究——以湖北省H县W村修建道路为例

农村村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在集体行动过程中会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存在"搭便车"的行为,结果导致村民集体行动的失败。传统的以村庄为集体的行动模式不能在村庄开展有效的集体行动。本文根据村庄修建村级公路的案例分析认为,如果以村民小组作为集体行动的规模,对村民进行正向和反向有选择性的激励,并明确村庄公共资源的所有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村民"搭便车"的心理,农村的集体行动可以顺利实现。     

农民流动:嵌入村民自治的新变量——浙江省奉化市庄家村调查

本文以一个村庄为个案,分析了村民大量外流背景下运作的村民自治所面临的新课题：（１）“精英”人士大量外流造成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当家人”缺位;（２）外流村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难以落实;（３）村公共权力机关对外流村民行为的管理失控。提出了应由农民群众自主选择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合理利用和开发家庭在村民自治中的功能,关注和解决农民流动向村民自治提出的新问题等主张     

社区建设中的农民：认知、意愿和公共需求——基于一项全国性的主题调查

农村社区建设旨在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能否充分认识农民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认知、意愿和公共需求,事关农村社区建设能否顺利推进.当前我国广大农民对社区概念的认知、对参与社区建设的意愿、对社区建设前景的预期及社区公共需求的表达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特征,需要从信息沟通、意识塑造、权益维护、共同体观念培育、需求供给及组织化建设等角度着力改善和推进,以真正发挥出农民应有的主体作用.     

我国农村社区成人教育组织的发展对策探析

组织化发展是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组织化发展为农民成人学习提供了稳定的平台.对我国当前农村社区成人教育组织化发展的困境进行了梳理,其问题主要表现三个方面,即:成人教育组织缺失,农村社会处于危机之中;成人教育组织目标变异,教育处于漂浮与游离的形态;成人教育组织功能丧失,成为形式化的教育躯壳.针对以上成人教育发展现象和困境,作者从目标、内容、结构和保障制度等方面,构建了完善的我国农村社区成人教育组织化体系.     

浅谈农村丧葬仪式的社会功能——以湖北农村传统丧葬仪式为例

农村历来重视丧葬活动,在殡、葬、祭等丧葬活动中,有各式各样的丧葬仪式。丧葬仪式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一是体面地安葬逝者,体现人的价值;二是保存了传统的民族风俗文化,教育教化村民,促进个人成长;三是加强村民的沟通与交流,增强村庄凝聚力;四是整合村庄资源,促进村庄长远发展。     

农村社区自治：村治制度的继替与转型

村民自治是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而经济和社会基础则是支持其制度运作的关键性变量.经过二十多年的运行,村民自治制度实现了从"形式"到"实体"的转变,推动着农村社会的发展,也面临着若干突出的矛盾.当前,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正发生着根本性转换,农村土地流转的逐步开放、村庄经济结构、经营方式及经济组织的多元化以及各种要素资源的快速流动,不断突破着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作为新型的农村治理形态,社区自治超越了既定村治制度中户籍、地权关系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契合了当前农村社会转型时期流动性与开放性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的总体转型方向.     

广西农村治理体制创新研究

广西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使得“农村资源”难以转化成为“农村资本”,使得农村“需要做的事”难以成为“共同做的事”,使得农村外部力量延伸逐步弱化了农村内生发展.因此,创新广西农村治理体制,需要全面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充分发挥现有农村准官方组织的主导作用,强化乡村社会的“元治理”;要大力培育和发挥农村内生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强化乡村社会的“微治理”;要切实调动农村社会外组织的积极作用,强化乡村社会的“合作治理”.     

学习型村庄：乡村可持续转型中的农村学习社区

当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仍存在贫困问题。然而,农村社区和居民在当地发展中的参与度不高。同时,村民赋权的不足使得当地社区和居民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提出学习型村庄和农村学习社区的概念,此概念是学习型社会的组成部分。学习型村庄是一个农村社区,其社区居民有意愿和机会进行不间断地能力提升。农村学习社区由一群有共同学习需求的农村居民组成。在学习型村庄中,当地社区及其成员不仅是学习活动的发起人和管理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推进学习型村庄和农村学习社区的框架以个人为中心,展示了建设农村学习社区和学习型村庄的愿景,同时也是一个全面的行动清单,在建立学习型村庄和农村学习社区的过程中起到协助和引领的作用。当前,通过与其他人类发展策略相协调,学习型村庄和农村学习社区的建设已取得了丰硕成果。     

文化传统内蕴的自组织机制与农村社区发展 --对九溪村的个案研究

社会变迁提供的体制环境和文化传统内蕴的自组织机制的有机结合促进乡村精英的成长,另一方面,乡村精英在公共空间的活动中能够正向地推进农村社区的发展.从九溪村精英成长的内外部机制及其对村落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的双向关系中,可以看到乡村社会原有经济社会文化结构是精英成长的内部土壤,此"传统资源"不容忽视甚至在当下应予特别地重视;时代变迁对村落社会的影响及其给精英人物命运的走向带来的机会并非是脱离精英人物成长土壤的绝对"外部"因素;正是在内外部条件共同作用下,精英人物的成长才与其活动的社区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无疑在村落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新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村民参与问题研究

概述了有关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理论,指出现阶段村民参与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着村民参与意识薄弱、形式单一、组织机构短缺等问题;要促进村民参与,需要加强教育引导,健全机制,拓展参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