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小说的叙述形态

叙述是小说固有的审美本质。８０年代初小说社会本位叙述观念决定其是一种宏大叙述。１９８５年后,寻根文学文化本位叙述观念使其走出宏大叙述,而主体自叙的新潮小说必然是个人化叙述。新写实文本的客观观察的姿态可视为介于宏大叙述与个人化叙述之间的第三种叙述。９０年代,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文本在叙述形态上仍是宏大叙述,而林白、陈染等的文本个人化叙述则登峰造极。叙述形态的多元共存体现了文学的繁荣与进步     

视角、潜文本与不可靠价值观

本文运用叙述学中的视角理论对《爱情故事》的文本进行细读。发现该文中的两种叙述视角：全知视角和第一人称视角产生了两个文本：显文本和潜文本。这两个文本传递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不可靠的价值观。由全知视角叙述的显文本传递了思想高于容貌的价值观,而由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潜文本所传递的是容貌高于思想的价值观。潜文本颠覆了显文本的价值观。这是作者对叙述视角模糊认识的结果。     

摘下“白色面具”——道格拉斯《自述》中的副文本和链文本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奴隶的自述,由他本人亲自撰写》除了正文之外,还有副文本和链文本等伴随文本。副文本是加里森写的前言和菲利普斯的来信,而链文本则是紧随故事正文之后的附录。通过运用伴随文本理论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副文本为正文的叙述戴上了由白人保证人打造的"白色面具",正文正是在这"白色面具"下进行叙述从而构建了自身的真实性,而链文本通过让作者现身对正文进行评论和解释,从而摘下了"白色面具",反抗了副文本中的白人霸权。     

僭越传统的女性言说——凌叔华《花之寺》中的叙述声音

对于女性作家而言,作者型叙述声音有碍于女性以女性身份发出自己的声音,却有助于女性形成文本的叙述权威。凌叔华对既有的文本常规和主流意识形态,采取了既合作又反抗的姿态,在其代表作《花之寺》中巧妙建立属于女性的文本叙述权威。小说传达了女性人物内心的希望与失望,描写女性内心获取了读者对女性的同情,而深入男性内心则体现了对男权制度的批判。《花之寺》中的文本具有在表面上遵从传统而实质上僭越于传统的双重特征。     

阅读要学会质疑与创新

阅读,是读者、作者和文本之间的深层沟通与对话,作者通过文本的叙述进行表达、倾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深入解读感知作者的内心世界与文化主张,而文本则是双方沟通的桥梁、对话的平台。合理     

历史叙述的误区

论文以王安忆近期创作的小说《长恨歌》和《富萍》为例，解读王安忆潜在的历史叙述冲动对人性生存文本的偏离倾向。     

佛教与文学:《命命鸟》中的对话叙述

许地山的处女作《命命鸟》从小说创作来看,颇具小说艺术的实验性。小说本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存在着小说本文之外的潜在文本,以独特的角度将佛教与文学在一个叙事文本中加以融合,并在小说叙事行进中,呈现出两种独立存在而又相互对话的不同声音在叙述。这是作者最具有小说叙述探索性的作品,在当时作家群中别具一格。     

隐曲叙述后的“旨义”和“真事”——论甲戌本《红楼梦》之“凡例”

甲戌本《红楼梦》的"凡例"直接交代写书旨义本事,愈隐而弥显,故意留下蛛丝马迹以供读者探寻。通过详解其叙述语,在其矛盾空白处可以挖掘出叙述文本背后的"《红楼梦》旨义"和"作者本意",即言己事而托之于情事,以俗情掩饰真事。"凡例"的内容分为前四条和后一条两大部分,通过话语解析、叙述主体分析、语词分析及语法解剖等途径,透过文本表面所述之"闺情""旨义",可以探掘到其书写作者自己人生的真正"本旨",同时多面剥析出其委婉隐曲的写作手法。     

《左传》释梦的心理透视及其文本之梦对后世的影响

通过对《左传》记录的文本之梦进行分析,认为潜存的巫史文化传统是其释梦的土壤。另一方面,《左传》对梦的阐释就是按照某种生活逻辑和事理逻辑,结合对人的心理活动的体验进行再加工,从而展现出人物潜在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思想性格。《左传》这种梦叙述的文学手法是梦文学的滥觞,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曹禺戏剧的叙述话语

曹禺戏剧被视为中国现代纯粹戏剧的最高典范,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其文本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叙述话语.这些叙述话语不只是为了第一文本的完美呈现而存在,它是作者凸显个人话语的主要途径,是对第一文本内涵的阐释、补充乃至颠覆、提升.因此,对曹禺戏剧叙述话语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开拓曹禺研究的新视野.     

《白鲸》的叙述视角和以实玛利叙述的可靠性

《白鲸》中,作为第一人称的文本叙述者,以实玛利在许多场合中所采用的全知视角常常危及到他叙述的可靠性,进而也使读者怀疑麦尔维尔对小说叙述的把握能力问题。通过对小说文本的仔细梳理之后,读者会发现小说文本的叙述时态、以实玛利的人生观等事实表明,以实玛利的全知叙述视角不仅不影响他叙述的可靠性,反而使得小说更具有艺术性,使得小说阅读真正变成一种探究活动,而不是简单的、被动的语言消费。     

叙述与超越——论冯玉雷《敦煌·六千大地或更远》的叙事艺术

冯玉雷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更远》以散点透视的叙述艺术创造了一种丰富的多元化的文本。作品通过叙述视点的不断转换,在叙述中营造出不同的叙述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中把自己的目光和笔触伸进现实、历史、人性、爱情、艺术、宗教等不同的生存层面,在叙述中实现精神和思想不断的超越与回越,使文本处于多样化的差别与对立中,从而形成该作品独特的难以把握的具有多义化结构的诗意文本。因而,这部作品在文本创造中形成一种卓越而独特的叙述艺术。     

《魔桶》和《我真傻》中叙述视角的对比分析

该文讨论的是叙述视角在《魔桶》和《我真傻》两个短篇小说中的应用。《我真傻》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它的特点是叙述生动而真实,但带有主观性和说教意味,同时叙述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信的;而《魔桶》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它的特点是叙述客观、有可信度,但文章的中心思想通常比较内隐。通过对标题文本细致深入的阅读,该文着重比较和分析以上两种手法的优势和缺陷,以利于读者更好地解读其它文本。     

论如何把握叙述语气

叙述语气是小说诸要素中最为微妙、最难以把握的一项 ,是深入准确理解文本的关键 ,也是了解作者的价值取向、道德观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叙述语气虽然抽象无形 ,但却可以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分析而加以把握。作者的用词、对细节和事件的选取、反讽的运用及场景的设定等等写作手法均体现叙述语气 ,反映作者的态度。     

历史叙述的程式--以黎城“离卦道”事件解析为例

历史的魅力在于过去“不在”与过去“实在性”之间的难以重合的断裂,而连接二者是史家为我们提供的历史叙述。在这些叙述程式各具特色的文本中,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与个人倾向,从而呈现出比真实历史更为丰富的文本叙述历史。对此,历史研究者所能做的不是否定与排斥,而是正视与利用,是在不同程式的历史叙述中寻找其共同性与兼容性,比较文本之间的冲突与差异,从而完成对事件的更为全面的认知。     

《土生子》:一部双重再现的叙述文本

《土生子》是黑人作家理查·赖特的代表作之一,它是一部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是一部存在主义名作,而从某种意义上,它却是一部双重再现的叙述文本。该文主要通过文本语料旨在说明,它不仅形象的再现了可感的客观现实,而且文本中别格的意识存在也是对客观现实的隐性表达,这种双重叙述加大了文本的批判力度,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历史叙述的深层话语空间——基于对《史记》和《剑桥中国史》中“商鞅变法”话语构建的对比分析

本文从话语构建的角度对比分析了东西方历史文本《史记》和《剑桥中国史》对同一历史事件＂商鞅变法＂的历史叙述异同,指出两者在文本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立足点、叙述深度和时间指示、结构编排、叙述语选择上。而后本文探讨了对比分析所反映出的历史叙述＂曲解故事＂的基调和其通过深层话语空间所展现的价值判断立场,特别对客观史实叙述中的主观认知倾向进行了讨论,认为历史叙述的意义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理解的客观展现过去的事实,而是通过话语构建的方式传承民族文化中的价值观立场。     

文学空间叙述的机制与特征

研究文学的空间叙述,必须深入到叙述机制的层面,才能更好地把握其独特性。由于空间具有延展性与众多性的特点,更由于文学文本的书写受到时间的极大束缚和影响,因而文学的空间叙述具有与绘画、雕刻等艺术的空间叙述截然不同的特征。文学空间叙述不直观呈现于读者眼前,而必须通过"想象还原"来构建,这又是"时空互化"的必然结果。     

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与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迁

文学史叙述的历史是文学观念的演变与发展史,文学史叙述常被文学观念所左右,它成为文学史叙述的潜在支配力量,这是造成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历史演变的潜在原因;一个时期的主流文学观念常与特定地域、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而成为文学史叙述的决定支配力量,而这样的文学史叙述并不是客观真实的文学史叙述,因此,超越特定时期、特定地域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史叙述的潜在支配而回归"文学本体",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才是科学合理的文学史叙述。     

从《雷峰塔》、《易经》看张爱玲的家庭叙述及创作动机

张爱玲新近出土的《雷峰塔》、《易经》延续了其一贯的家庭叙述。而这两部作品所叙述的内容,几乎在她早期的作品中都有所涉猎。她不断重复书写的动机何在？通过对其生平梳理和文本解读,可归纳为以下几点：消解家族在＂族谱＂意义上的崇高以及在＂血缘＂意义上的温情;从个人潜在的心理因素上来说,这种书写还是一种＂复仇＂,向曾带给她身心伤害的整个家族的＂报复＂;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来看,又包含了以此来减轻自己童年的痛苦以及找寻自己存在的意义两方面的动机;以及期待打开美国市场,书写旧日＂传奇＂;缓解写作焦虑,寻找写作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