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利益”结构中的教师

无论是基于教师自身体验的解析,还是立足社会公众经验的审视,"教师是谁"都是当下教师教育与教育改革绕不开的一个议题。学校不仅仅是"教育"机构,在学校日常运作中,不同权力主体都在构筑不同的利益,学校生活呈现为复杂的"权力-利益"结构。在这个结构网络中,教师的存在呈现为象征性、区隔性、原子化。     

“软权力”论与国家崛起刍议

软权力和硬权力都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软权力有着不同于硬权力的构成要素及特性。软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与日俱增而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如果一国过分重“硬”而轻“软”,则会损害本国的国家利益,危及对外政策目标,最终不利于国家崛起。国家的成功崛起依赖于软、硬权力之合力。     

“大跃进”时期的科技运动述略

公在"大跃进"的三年时间里,中国科技运动从"大跃进"初期的准备、号召与动员,再到后来各行各业百舸争流的热火朝天态势和跃进浪潮的迭起,经历了科技"大跃进"的特殊时期。然而,在"大跃进"赶超思想的影响下,科技"大跃进"既谱写了中国科技运动史的新篇章,为后来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铺垫了基石之路,也表现出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鲜明时代印记,无形为后来中国科技事业的顺利发展戴上了"大跃进"的"紧箍咒"。     

文明冲突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其理论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文明冲突存在的现实，但夸大了其作用，掩盖了当今世界冲突的实质。文章分析指出，当文明冲突与国家利益一致时，相同文明的国家结成同盟与其他文明国家表现为文明冲突；当文明冲突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表现为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及同一文明内的国家之问的利益冲突。文明冲突只是国家利益的外在表现，并服从于国家利益，冲突的根源是国家利益而非文明。     

从权力理论看“超国家”国际组织

国际社会的组织化是一个同全球化互为因果彼此促进的历史进程，其标志为国际组织的繁衍并活跃于国际事务的所有方面。根据国际组织的基本理论，对“超国家”国际组织的提法及对其成立标准的界定，应着眼于当代宪法确认的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权力积极让渡与接替关系这一明显发展趋势。据此，所谓“超国家”的国际组织是不存在的。     

冲突与协调——从国家战略利益关系看中关关系走向

在影响中美关系的诸因素中，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的冲突是决定性的，这决定了中关关系的发展必然充满磨擦与碰撞。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信息失真与决策失误——关于“大跃进”运动的再考察

“天跃进”悲剧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此间决策者赖以决策的信息本身包含着大量虚假的、片面的材料,决策中心用这些材料来判断形势并做出决策,必然是不正确的。而真实地反映决策实施情况的反馈信息严重缺位,使得决策中心在形势日益严重的时候依然对形势持有过于乐观的估计,没有厦时地修正、更改错误的决策,从而导致悲剧性后果的产生。“大跃进”中决策信息与反馈信息的流动过程表明,信息失真才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大跃进”中决策失误的最主要原因。     

利益协调与权力均衡——论多元主体参与下的职业教育治理

企业、政府及学习者等利益相关主体对于职业教育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和期望,但是在其背后蕴藏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论述逻辑。这种不同参与主体之间利益诉求及期望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给职业教育治理带来了挑战。基于遵循利益协调和权力均衡的原则,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职业教育的关键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最有可能实现职业教育的良性治理。     

从国家利益视角看“一边倒”外交政策成因

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原则是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的决定性因素。首先是美国 的反华政策严重损害了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其次是与苏联结盟有利于新中国国家利益的 实现。任何外交政策的制定都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一边倒”决策是在当 时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做出的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利益解析

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家利益一直是驱使各国进行外交活动的根本动力,也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所要考虑的首要目标。全球化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利益理论受到冲击。如何认识国家利益,如何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成为今天国际行为体进行国际活动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大跃进”运动开始时间新论

“大跃进”运动开始或“正式”开始于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是目前史学界通行的看法。其实,“大跃进”运动开始于1957年10月。“大跃进”运动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产物出现的,作为“总路线”中心的“多快好省”是在1955年下半年就完全出现并很快响遍全国和贯彻到实际工作中的;作为“大跃进”运动开路方法的大辩论在1957年10月前后已被肯定并广泛使用开来,这就使得发动及进行“大跃进”运动有了有利条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也就是号召、部署“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共中央在1957年10月前后,更是对“大跃进”运动做出了明确的部署;从1957年冬农业方面投入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的劳动力情况看,是“大跃进”运动中常用的“大兵团作战”组织形式;1957年10月后迅速出现的农业“大跃进”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大跃进”局面的迅速形成。农业、工业战线的“大跃进”运动,又推动了交通运输、商业等经济战线及文教卫生等战线迅速形成“大跃进”局面;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间工业战线和其他战线取得的成绩情况看,1957年10月后已是“大跃进”的局面了。     

阵痛与召唤--大跃进运动的反思

大跃进运动是我党建国后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所犯的两次全局性错误之一 ,其后果十分严重 ,影响相当深远。这种片面夸大意志、情感、本能等非理性因素思潮的出现 ,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其深刻的现实和历史原因。它既给新中国经济建设带来了阵痛 ,又促使我们呼唤理性精神在中国的张扬。深刻分析其发生的历史原因 ,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教训 ,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加强对理性精神的培养     

试析“大跃进”运动中的斗争哲学及其思维特点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为了反＂反冒进＂而发动的全国性群众运动,在运动中＂斗争哲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斗争哲学＂在大跃进运动中集中表现为＂不断革命论＂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哲学＂的广泛应用,使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呈现出两极性和简单化的特点。     

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大跃进”的原因

文章认为兵团既无全国“大跃进”前那种急躁冒进的思想基础,也无全国“大跃进”前经济飞速发展的经济基础,因此,兵团工业“大跃进”原因不是“左”倾思想泛滥,而是形势所迫。     

论大跃进时期的报告文学

特殊的年代产生特殊的学形式,大跃进时期的报告学就是如此。它包括两部分：“大跃进报告学”与“非大跃进报告学”。在“左”倾思潮影响下的大跃进报告学,体现了内容上唯意志论的极度膨胀,虚假,浮夸成风;形式上艺术低劣粗糙,概念化,模式化横行。从而成为当代学的一股逆流,也是发展至后来“革学”的先声。     

论"大跃进"新民歌的神话因素

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新民歌内在地隐含着诸多神话因素，具体体现在：二者都受到外界力量压力的潜意识的影响；都把自然界作为现照的主要对象；都体现出创作者主体性与复杂性相统一的特点；在创作主体思维这一深层心理因素上也具有相似性；创作者都表现出“集体无意识”。     

"大跃进"发动的原因再探析 --个人、集体和国家在其中的互动分析

人们在研究“大跃进”发动的原因时,往往忽视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党在制定方针政策之前个人和基层对中央的影响,二是运动中个人、集体和国家在其中的互动关系。个人和基层单位应该看到自己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责任,吸取“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避免发生经济建设的失误,共同努力把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建设好。     

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徘徊——“大跃进”前后毛泽东分配思想论析

“大跃进”前后，毛泽东一方面基于现实，提倡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又视供给制为理想的分配模式，追求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因而他的分配思想一直徘徊在现实与理想之间。     

"大跃进"时期甘肃的粮食问题及人口状况研究

1958年,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导致了＂大跃进＂的发生,其结果造成很大的损失。在这一时期,甘肃粮食比较紧张,造成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人们的生活比较困难,尤其是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考察这一时期的粮食及人口状况,对现实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