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混·繁复·晦涩:现代诗之困扰

燕卜逊提出含混之说,可视为现代诗语的属性之一,它的多义、歧解体现了张力的某些属性。诗语的含混,主要源于人类认识论上的模糊思维。诗语的含混美,维系着繁复与不确定效应。以杨炼的"空间结构"型文本为主要分析对象,肯定其在难懂之间所抵达的含混美与繁复美风格。而含混的远端是晦涩,籍此也对长期来被斥责的晦涩做出相应的辩解。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泛论

本文围绕如何改革并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新概念这一中心 ,试从把握学科特点、更新教学观念、着眼创造思维、培养自学能力、优化教学方法等方面广而论之 ,以探索提高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质量新途径     

西方资源与本土建构——论中国现代晦涩论的发生

晦涩是西方象征主义的重要范畴,构成了对经典文学的修正和挑战,被赋予美学新义。中国新诗立足于自己的审美语境,加上东方因子和现实契机的作用,大多贬低和否定晦涩,强调晦涩的负面因素;袁可嘉、沈宝基等论者则肯定晦涩为新诗的现代品格。中国现代晦涩诗学经历了对西方资源的拒斥、借鉴到逐步建构本土诗学这样一个渐进、艰难的进程。     

浅谈中国古代的复仇文学

中国独特的复仇精神在国家法的纵与禁中不断地发展,并在文学故事中被集中地、艺术地反映了出来。本文则从古代经书与文人复仇论、复仇文学类型及复     

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迄今为止主要有三个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个性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国家社会事业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科学(学术)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9年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那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品还主要停留在个性研究的层面上,彼此之间没有统一的联系,构不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但这个学科却不是通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自身联系在一起的,而是由国家领导机关通过政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它构成的是国家社会事业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自身的组织,是通过科学(学术)研究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学术)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开始发展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是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性表现在:无"我"、无"理",而有"道"(整体性),体现了科学研究(学术)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特征。     

浅谈中国古代的复仇文学

中国独特的复仇精神在国家法的纵与禁中不断地发展,并在文学故事中被集中地、艺术地反映了出来。本文则从古代经书与文人复仇论、复仇文学类型及复仇者精神共性等方面进行探讨。     

中国古代恩赦复仇的心理与民俗背景

同情与宽纵复仇乃是古代中国礼教文化，人治社会的必然表现，首先，古代具有权威性的正史载录基本上是同情复仇和宽纵复仇，并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参照；其次，法礼悖左的焦点体现在复仇文学作品的描写中，它增大了复仇主题的反正统倾向，赞扬了个体以暴抗暴、伸张正义的精神；其三，中国古代的系列文学作品从人性的高度，揭示了传统社会中一些正直官吏的深层心理，反映了他们在不健全的法律下如何不违忤天理人情的努力及两难处境；其四，它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中国古代复仇意识的浓烈与执着，中国古代的复仇文学正是基于深广的心理与民俗背景，其主题才会如此绵延广远。     

现代性与现代文学 --序《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

自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文学评论》1 985年发表《论“2 0世纪中国文学”》后 ,围绕这个话题 ,学术界发表了许多意见 ,有赞成的 ,有反对的 ,也有主张“另写文学史”的。但是 ,赞成者居多。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又联合在 1 988年出版《“2 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我看来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 ,填平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人为鸿沟 ,赋予 2 0世纪中国文学以整体感悟的可能。从深处讲 ,它瓦解了意识形态支配的文学史阐释体系 ,使文学史界不再按照革命史的话语模式来编撰文学史。在政治标准下似…     

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复仇问题研究

复仇在中国古代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中国古代法律对复仇的态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由开始的许可到唐之后的禁止,但在对复仇问题的解决中,陷入了深深的“礼”与“法”的冲突中。为了协调“礼”与“法”的矛盾,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套比较可行的方法。     

生命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几千年的正统学缺少生命的力度，中国现代学对于生命的感受、体验与表述则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现代学的生命体验与传统学的生命意识大相径庭，这是因为中西学在20世纪初的交汇使现代学对生命的体验有了全新的理论参照。但如何加强当前学研究中对生命体验的自觉把握，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莎士比亚复仇文学暗含的道德价值观

《裘利斯·凯撒》、《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中都有关于复仇的内容,通过对这些作品中复仇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作品中所暗含的道德价值观：或弘扬道德正义的高尚,或提倡法律原则的公平,或批评私人复仇的残忍。文章重新解读莎士比亚的有关作品,从法律的角度彰显其作品的现代价值。     

生活环境变化和日常生活的规范--对大学生日常生活管理的人文思考

日常生活是人成长的基础,一切宏观理论形成和树立都是立足于这个基础之上,并且因这个基础的变革而形成生命力的。大学生作为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过渡性群体,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环境联系起来。因而,在学生管理中既要为他们提供自由的空间,又要建立生活秩序的规范和相应的制度。引导青年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准则。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研究述评

中国现代文学肇始于何时,学术界一直是众说纷纭。本文着重从五个阶段论述80年来起点研究的成果和划分标准的演变,以期呈现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第一阶段(1922—1949):同生共荣时期。由于研究者和文学现象处于同一时代的社会环境背景下,相距较近,很难对现代文学起点问题在一定高度上作出客观的判断,因而产生了众多分歧,如胡适、周作人等人的5种观点。第二阶段(1949—1976):一元独尊时期。受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的影响,学术界均以政治标准作为现代文学史的划分依据,如王瑶的1919年说。第三阶段(1976—1985):复苏发展时期。学术界尚未完全摆脱政治因素的干扰,但展现出突破的新姿,如邢铁华的1894年说。第四阶段(1985—2000):回归文学时期。文学从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来,以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为文学史分期因素,如钱理群的1898年说。第五阶段(2000至今):众声喧哗时期。过去一个世纪关于起点问题的各种言说又纷纷在新世纪的舞台上演,形成众声喧哗的局面,如许志英的1917年说,郜元宝的1907年说等。纵观这八十年来围绕着现代文学史开端所展开的论争,即从最初的文学的社会历史型分期到注重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本体型分期,再到如今两种相异标准的妥协和互补,似乎呈现出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观念走势。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特殊的剧变之中,这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划分难以游离于社会历史变动的特征之外,难以作出客观合理的判断,不宜以单一不变的标准作为参照。     

当代文学中日常生活话语的意义与局限

描写私人情感与日常生活为题旨的文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传统受到了＂毫无意义＂与表现＂低级趣味＂的批判。它们的一再受到批评反映出这样一个问题：＂五四＂启蒙虽是一场思想观念的启蒙,但并没有深入到作为文化根基的日常生活层面。承认私人情感与日常生活的存在价值理应是现代社会题中应有之意。     

改革开放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发展史述略

本在事实性探究层面，就改革开放前中国现代学课程的产生发展状况进行了历史的回顾梳理，把新中国成立前概括为“为了新学的选修课阶段”．之后到改革开放前概括为“革命史化的必修课阶段”，并对各阶段的特点分别作了简单总结。     

在夹缝中挣扎的"中国近代文学"——从学科角度考察"中国近代文学"的危机与出路

中国近代文学以“突围与变革”为其外在风貌,以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纠结与冲突为其内在肌理,由此建构起这一学科的独立性,也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体现出这一学科的独立价值。     

圣徒、家长、新乡绅:中国当代文学村干部形象考察

20世纪50年代至新世纪的小说文本映现了乡村革命、建设的复杂嬗变,村干部从圣徒殉道到家长治村再到新乡绅致富,乃至今天的村霸、村官下派、大学生村官,广袤土地上亦民亦干的人物系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表意结构,成为确证中国革命、社会历史变迁的知识框架、认识装置,并与后者形成内在呼应,彰显革命的曲折道路。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现代性的文学史观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文革”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具有转型意义的代表作,其以“改造民族灵魂”的“启蒙”视角为关注点,摆脱了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唯“阶级论”是从的理念.“现代”一语不仅是个时间概念,更是价值取向变化的标志.“现代性”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应用凸显的不仅是语言,更是不同的价值取向     

论道家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接受西方文化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文学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不是被动的,而是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扬弃和改造。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反对抵制作用、桥梁沟通作用和改造、本土化作用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