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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研究》2016,(2)
闵福德(John Minford)是资深汉学家,早年以翻译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后四十回而名闻国际汉学界。其后,他翻译的《孙子兵法》和《聊斋志异》被企鹅出版社相继出版,并取得了很大反响。近期企鹅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翻译的中国群经之首《易经》,该译本不同于现有以理雅各、卫礼贤等知名学者为代表的译本,而是采用直译处理,通过类似于中国经典的传统注疏编译形式,从而使读者更易于阅读和接受。本文主要从闵福德的主要汉学成就与翻译《易经》的缘起、英译《易经》的翻译思想及其策略、易学思想内涵等三方面进行评述。最后指出闵福德的翻译实践对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无疑是一个成功范例,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和现实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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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细致梳理《聊斋志异》的经典日译——柴田天马译本的百年翻译出版历程,挖掘与此相关的人物与故事,在此基础上探讨其译文文体变迁,并通过比较同时代译文析出其译文特色。研究发现柴田天马译本的翻译出版在日本社会文化语境变迁中有过大起大落,但在友人支持以及其本人锲而不舍的坚持下实现多次发行,有力促进了《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其译文在百年间也随着日本文字和日语文体的改革而略有变化,但柴田在有生之年始终坚守其活用振假名、保留汉语语词的翻译策略,这种执着是他向外表达自我文化取向的一种方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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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研究》2017,(4)
《易经》翻译现象之复杂罕见于其它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其英译文本之批评需解决原文解读历来复杂多歧、批评标准设定困难等问题,因而殊非易事。针对这些困难和复杂问题,《易经》英译文本批评在理论上可采用差异化的四重复合模式展开。首先将译本在理论上区分为以传解经的《易经》英译和经传分离的《易经》英译两个系统,前者的学理基础在传统易学,后者则在近代以来对经文的原生态研究。对于两个系统中某个译本的翻译批评,可分别进行描述性评析为主和规定性评析为主的两轮批评研究,然后对译本进行综合评价。对其它先秦典籍译本的批评也可采用各以描述性和规定性批评为主的两轮程序,以较全面、客观地对译本做出评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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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三回拉开了整部小说的序幕,内容非常重要。通过林黛玉的视角,较为全景地呈现了贾府的典型环境,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也逐一登场亮相。在《红楼梦》的诸多译本中,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的英译本认可度较高,但关于两译本的争论也从未停息。该文从语篇结构、文化负载词、修辞手法等3个方面入手,对《红楼梦》第三回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的译本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两个译本都充分考虑到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体系的差异,并尽可能再现了原作语篇交际价值和整体的艺术效果,堪称翻译中的“上乘之作”。但由于译者所遵循的翻译原则不同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两部译作在词汇、句式和语篇层面,也都流露出原作之外的痕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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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文学翻译与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文章以《水浒传》库恩德语译本《梁山泊的强盗》为研究对象,结合译介学及文化翻译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在仔细研读《水浒传》原著及库恩译本的基础上,分析译本对原文所做的翻译操作以及对中国特有文化现象的处理;同时解释中德文化差异、时代背景及个人价值观对译者的翻译策略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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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梦婷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13):46-49
近年来,以“译者中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生态翻译不断发展,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常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此时译者应主动适应该翻译环境,并根据环境的具体情况调整自己的翻译策略、技巧、方法来实现目标语和原语之间的多维度适应选择,即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了不起的盖茨比》深受中国读者喜爱,并且涌现出较多译本。该文以乔治高和邓若虚的两份年代相距较远的译本为研究对象,试探讨不同翻译活动的生态环境对译本造成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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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虚》是日本作家中岛敦的代表作品,取材于中国古典《左传》,描述了卫庄公（太子蒯聩）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该文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指导,遵照“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指导原则,以短篇小说《盈虚》的李默默、梁玥、六花、林非等4个中译本为研究对象,基于“三维转换”视角,考察各译本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过程及其在各维度下的“整合适应选择度”的高低。研究发现,4个译本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翻译选择不适配问题。总体上看,李默默译本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在语言维和交际维,均能完成译文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使其具备较高的翻译品质。但在文化维,由于原语和译语的“文化生态”并不对应,造成4个译本适应性选择转换过程的完成度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与此同时,各译本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