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论文写作的问题辩证

作为一种理性表达,教师论文写作是基于问题、针对问题与在问题中展开的。从不同的维度来看,问题存在着“显”与“隐”、“一”与“多”、“问”与“答”的辩证关系。基于问题辩证,洞悉问题的“显”与“隐”是教师论文写作的起点,贯通问题的“一”与“多”是教师论文写作的拓展,而创新问题的“问”与“答”则是教师论文写作的成型。     

诗歌的读说写一体化教学谈

诗歌教学的重点存“读”与“说”（朗读、诵咏、品评）。“读”是“说”的前提,“说”是“读”的延续与深化;“渎”是为了了解、理解、品味;读得多了,自然耐不住要说,“说”是“读”的体会与感悟。然而,不论是教材的教学要求还是教师的教学实践,部没有强调甚至于忽略了诗歌与“写”的关系。究其原因,     

汉代“传驿马名籍”简若干问题考述

五至十二岁是汉代马匹的正常服役年龄,在“传驿马名籍”简中的“乘”与“柱马”有特定的含义,不是“骑乘”与“待用的马”。“乘”即“骤”,是指去势的公马,与牝、牡相对;“柱”同“主”,“柱马”即“主马”,是指驾车的辕马。“卒”与“停”、“萃”通,“停马”即副马,与“柱（主）马”相对。     

冲突与融合:构建灵动的语文课堂

当前的语文课堂,诸多矛盾的语文教学观赫然对立：“讲”与“练”、“教”与“学”、“情”与“理”、“言”和“意”、“师”与“生”……在诸多矛盾前,我们的语文教学常常陷入“是此是彼”的激烈论辩中,亦常常刮起“非此即彼”“今此明彼”的大一统之风。     

《庄子》论“命”探微

《庄子》中有八十余处关于“命”的用例,“命”具有多种含义与特征,其中以“遇命”为主,兼及“命”的其他含义,且围绕“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从人生困境出发,主张“知命”与“安命”,从“知命”“安命”到“逍遥”与“超越”,是庄子“命”论思想的基本思想逻辑,而作为其中枢纽与关键的是以“道”观“命”,亦即从受“命”主体向授“命”主体的视域变换,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己之精神超越。分析研究《庄子》的“命”论思想,有助于把握庄子哲学区别于一般前定论和宿命论思想的超越性理论特征。异己强制性与内在本己性、随机偶然性与客观普遍性、自然变易性与超越“不化”性、外在权威性与自在逍遥性、落于己“身”与落于己“心”是“安命”与“逍遥”的本质区别,将“安命”与“逍遥”进行对比,是把握庄子逍遥思想的重要进路,有助于凸显其逍遥观的诸多特质。     

谈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辩证法

“教是为了将来不教”,这是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半个多世纪从事教育实践和理论的结晶。“教”与“不教”,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充满着辩证法.叶老从“教”与“不教”和“教”与“学”的对立统一出发,提出语文教学中“文与道”、“教与导”、“理解与运用”、“预习与讨论”、“精读与略读”、“精读、略读与参读”、“听说读写并重”、“课内学习与课外阅读”、“善读与善教”等方面的联系及其发展,并运用辩证法加以解释和阐述.     

“省得”、“免得”语义语用分析

“省得”、“免得”是二价动词,主体与客体论元都是事件,事件之间是互斥关系,其语义背景是“在某一事件的作用下,避免了某一事件的发生”。事件AP与“省得／免得＋事件BQ”之间存在目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有意目的和无意目的、外向目的和返身目的、已现目的和未现目的。“省得”可分为“省得,”与“省得：”,分别表示“节省人力、物力、财力以避免浪费”、“避免麻烦的事件发生”。“免得”表示“避免较为严重的事件发生”。“省得：”与“免得”会有交叉,但“免得”比“省得2”主观程度高,感情色彩上严肃、严重。通过考察“省得”与“免得”的词汇化更加印证了两者的语义与语用差异。     

论教学中的“一”与“多”

教学理论与实践层面、教学要素层面、教学时间与空间层面存在“一”与“多”的现象。教学中的“一”与“多”是相对的,其存在是合理的,在教学及其改革中,应辩证对待“一”与“多”。     

诗之美·诗之境·诗之作——王士祯“神韵说”要略

清初王士祯标举神韵,通过细读其论诗之语,可以将其“神韵说”的要义提炼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诗之美”是“传神”与“余韵”的结合,第二个层面是“诗之境”是“禅境”与“诗境”的融通,第三个层面是“诗之作”是“兴会”与“性情”的共鸣。由此可以为“神韵说”建立一个包括作者、作品、读者、世界这四要素在内的基本理论框架。     

《庄子》“德”义发微

《庄子》一书“德”之内涵极为丰富,大体有三种含义：其一,“德”是得之于“道”之德;其二,与“形”相对而言,“德”是内在充实之德,表明其在现实生活中、在生命自觉走向“逍遥”过程中作为人的精神性根源和理想的生活状态;其三,“德”是一种虚静空灵的心灵境界。基于以上理解,“道”与“德”、“德”与“性”之间的关系更为明确。“性”作为生命的本质是本然的、天然的现实性,而“德”则是一种内蕴在万物“性”之中的“潜质”。“道”则是“德”与“性”的终极性根据。同时,“德”的葆有需警惕名利、知见、形体等诱使“德”形于外的因素。     

互文性：文本社会学的理论之核

文本社会学是奥地利学者皮埃尔·V·齐马提出的社会学批评理论。他充分地汲取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克里斯特娃的符号学,在文本与社会之间、文本各层次之间、文本生产与接受之同、文类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构建了互文性。文本社会学将“互文性”作为其理论核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既经验又批判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可以成为中国21世纪文学理论多元化中的一元,而且还能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和谐沟通提供一种精致而有效的理论范式。     

徘徊在“批评文学”与“文学批评”之间——韩子勇文学批评述略

韩子勇文学批评的最突出特点是他以极富光泽与个性色彩的文字,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的主从关系,他的写作身份一直游移在评论家和散文家之间。在其获得赞誉颇多的专著《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中,他以文化批评的视角,运用了大量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方法,建构起一个自成一统又文采斐然的文学意义上的西部时空,并以与当代主流文坛前沿相接轨的才识,高屋建瓴地发掘出西部文学创作的危机与潜力。     

历史意识与文学史反思—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线索

论文以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考察线索,检讨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历史”话语的纠结以及文学史反思的向度。文中暗示,文学史反思的某些困难来自现代性话语的内在结构,文学史的可能性和知识有效性也只能来自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局部批判”。     

批评视野中的一抹亮色——欧文·白璧德思想之现代锋芒及启示

欧文·白璧德文学批评思想理论内核蕴涵的深入研探,将触及四方面主要内容的论析：一、文学批评应持守古典精神之内在标准;二、文学批评应谨防滑向浪漫情感之病态及人道主义之泛同情;三、现代文学批评尚且缺乏＂男性特征＂;四、白璧德思想学说之现实价值及启示意义。显然,对白璧德颇具内驱张力与不乏新见的文学批评学说展开拓展性、突破性的深层阐发,对当下文学批评前沿性的现实走向将具有别开生面的指引与当代意义。     

论民族国家想象与老舍文学创作

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老舍在创作中启动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民族”想象,以往的研究重在分析老舍的文学成就,更多地集中在作品的艺术特征和语言方面。从“国家”召唤和“民族”想象的角度,对老舍早期及至抗战期间的文学创作进行综合分析,在宏观的时代背景下分析老舍文艺创作的变化轨迹。     

文化诗学视域下王国维“想象”批评说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中的“想象”,是化合了中西方意涵而形成的批评术语,不同于在中国古籍中的“回忆”“回想”之意,“想象”一词在经历中外交流过程后,具有了自觉能动的创造性意涵。这里的“想象”作为文学的原质,与构思、创作中的原始思维方式、人生理想相关联,成为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标准之一。王国维的“想象”批评说突破了以儒家思想规范为主的批评标准、以考证注疏为主的批评方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文论的基本面貌,推动了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型。     

李贽《庄子解》的解庄特点

《庄子解》集中体现了李贽的道家思想,也体现了李贽对庄学的贡献。李贽从文章学角度对《庄子》内七篇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总体把握各篇主旨、揭示各篇脉络、划分段落,从篇、节、段、句等不同层次,解析《庄子》章法;评述《庄子》中的人物事件,复述《庄子》中的有关段落,评述与复述相结合疏通《庄子》义理;大量征引郭象《庄子注》和宋人《庄》注,借鉴成说,但又能发明新意。李贽的解庄之词洋溢着浓郁的文学气息,体现了李贽解庄时的文学意识。     

论朱光潜的京派文学评论及其美学意涵

朱光潜作为著名美学家,也曾对京派文学作品进行过评论。他通过对京派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的文学批评活动,总结京派“言近旨远”“静穆”“节制”“和谐”的艺术特征和审美理想。他将“美感的态度”“不即不离”的距离说、“物我交融”的移情说等美学理论运用到文学批评中,使其文学批评展现出系统性和全面性。朱光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学批评,不仅在京派文学批评家中独具特色,而且对推动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意义重大。     

李长之“感情的型”文学批评观的当代解读

李长之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卓有成就的美学家、批评家,一生著述颇丰,其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的美学建构,是以“感情的型”为核心理念的。这一旨在建立中国转型时期的现代美学批评范式,为中国现代文艺批评提供了新的话语和阐释空间。“感情的型”作为一种独特的批评理念,受到当代学人的关注,在今天也仍具有丰厚的诗学内涵和充分言说的必要,值得继续挖掘与探讨。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