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房价收入比的中国城市住宅不动产泡沫测度研究

基于永久性收入理论,引入家庭可支配预期收入增长率,构建了家庭对房产的可支付模型,推导出房价收入比的动态泡沫临界值区间,利用2002~2013年数据对中国36个城市不动产市场价格泡沫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本地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对房价收入比泡沫临界值具有重要影响,并呈正相关,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城市动态临界值区间是6.33~11.62,城市住宅不动产市场呈结构性泡沫;城市住宅不动产市场价格泡沫存在由东部向中西部、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间的传导,2012年开始,部分二、三线城市出现去泡沫化现象。     

收入分配理论流派述评

中国改革历经数10年,无论是横向对比还是纵向对比,收入分配都呈现严重贫富分化的状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不符,收入分配的问题一时之间成为了国内学界讨论的重心。分析各种言论的理论依据,其中绝大多数是来源于西方的哲学理论或经济学理论。把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关于收入分配理论流派的观点予以综述,对其内涵予以厘清。     

论社会弱势群体的公共文化教育问题

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那就是伴随着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群体收入的差距加大而分化出来的一个社会群体“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的公共文化教育也就成了这个群体中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改革分配制度 提高居民收入“两个”比重

利益格局失衡,收入分配秩序失范,导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这种背景构成了我国当前各种社会矛盾与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刻根源。因此,合理分配财富已刻不容缓,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任务。     

现当代中国农民经济分化的原因及调控对策

20世纪90年代后,农村经济生活内容丰富,农户经营活动兼业化趋向强烈,农民的经营分化在更加广泛的范围进行,将农民分化变成社会化过程.分析其社会动因,可知是自然发展、经营模式、家庭结构等因素造成的收入差异引起的.其实质是农村社会结构调整、重构的变迁过程,是农民接受现代文明,实现自我改造和城市文明逐渐渗透到农村社会的过程.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这种分化是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文明演进的过程,是中国农村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任其发展,过度分化则会孕育着未来的危机,因此,应对过度分化采取调控的政策.     

“两会调查”八成网友认为贫富差距大

近期,在人民网和《人民日报》社政治文化部联合推出的"2012年你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中,"收入分配"在20个候选项中位列第二,共有137347人参与此项调查。据调查显示,参与分项调查的网友当中,81.1%认为当前收入差距大,贫富分化严重;36%希望个     

当今国人收入的公平与差距

改革之前,我国人民的收入均处于低水平,月薪高到300元的人几乎屈指可数,绝大多数人的月收入只有几十元。而如今,据劳资部门统计,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富有家庭占全国城市人口的1％以上,年收入在3万～10万元的富裕家庭占6％左右,约55％的家庭年收入在1万～3万元     

耕地和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宁夏南部山区为例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也随之上升,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会推动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但是,劳动力流动受诸多因素影响,对单个农户而言,在一定的国家宏观政策和市场条件下,家庭结构、土地禀赋等是影响其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关键要素。为回答在当前我国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和农业利好政策条件下,农户耕地属性和劳动力禀赋对其劳动力析出的影响,本文以宁夏南部山区为例,采用农户调查数据,利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家庭耕地和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土地属性和劳动力构成对其劳动力析出过程有显著影响,具体为:劳动力禀赋对劳动力流动过程有显著影响,家庭劳动力男女构成不同,其成员的析出也不同,导致家庭内部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分化现象;耕地属性也影响劳动力流动过程,土地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是农户决定其成员是否流动所参考的重要依据。     

社会学视野中的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是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职业、家庭、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现象。数字鸿沟在本质上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对它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途径是加快经济发展、发展教育、提高网民媒介信息素养等。     

从两宋时期族田义庄看当今社会救济

两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政府在经济上实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为缓解宗族内的贫富分化,稳定宗族关系,范仲淹首创了范氏族田,随后官僚地主纷纷效仿置田建庄,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完善收入分配格局

推进收入的第三次分配,能够更加具体、敏锐、及时调整收入弱势群体的生存水平,对缓解贫富阶层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重要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年多年,经济增长不仅表现在量上的快速增长,同时也是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的过程。经济增长是质和量的统一,是GDP增长与经济结构相统一的过程。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需要保证经济增速,才能有效推动结构调整或经济增长质的提升。由于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性,区域间的经济发展阶段仍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因此,中国目前的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和两个不同的方面。发达地区是供给侧的结构性的问题,是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矛盾。欠发达地区却是需求侧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和实际需求旺盛而又得不到满足的矛盾。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企业。政府不能任由所谓的"僵尸企业"大量倒闭,而是需要帮助企业克服特殊时期所面临的暂时性的困难,需要在政策层面扶持和引导企业转型和升级,而不是相反。生产过剩,失业增加,不但制造绝对贫困(无收入),也制造相对贫困(收入相对减少);因此,贫困不是源于生产不足,而是源于生产过剩。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这一问题的深刻洞见,揭示了需求侧的矛盾关键在于缩小贫富收入差距。     

在外饮食消费决策中的收入效应与时间效应——对北京市居民饮食消费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Becker的家庭生产消费模型为基础,通过估计在外饮食消费的参与和支出模型,着重分析了北京城市家庭在外饮食消费决策中的收入与时间效应.结果表明收入与时间成本的上升均会显著增加家庭在外饮食的参与和支出水平,不考虑时间效应的收入效应估计有偏.此外,北京城市家庭在外饮食支出在过去的研究与统计中可能被显著低估.     

竭诚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服务台州市科协科技人员相亲大会硕果累累

浙江省台州市,一座新兴的滨海新城,中国股份合作制经济率先在这里孕育,民营经济是这座城市最大的特色。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大批来自市外、省外甚至境外的科技人员竞相在这里扎根创业。据2011年市科协对全市科技工作者的状况调查显示,21．2％的受调查者称影响心理健康的最大因素来自于家庭压力,而这一比例在未婚科技工作者中则更高。     

中国城乡公民收入结构对消费影响的分析

公民收入总共分为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及资产性收入。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2015年全国各地区农村及城市公民各项收入来源和消费性支出的相关数据,用虚拟变量来区分城市和农村的相关数据,构建了线性和对数线性的回归模型。得出的结果是:工资收入对公民的消费增长在各项收入来源中贡献是最凸出的;农村和城市公民的收入来源结构不尽相同,各项收入来源对公民消费的影响也不相同;转移性的支出和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公民消费的影响远大于城市公民。     

社会文摘

我国城市居民消费”四化”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城市居民消费呈现消费能力多极化、消费取向多元化、消费档次高级化、消费心理成熟化的特征。消费能力多极化:以消费能力作为分类标准,富裕型家庭已占到居民家庭的11％。与此相对应,小康型家庭占53％,温饱型家庭占34％,贫困型家庭占2％。由于居民     

阶梯水价对城市居民用水量及低收入家庭福利的影响

城市水资源短缺已然成为中国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在气候变化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水资源短缺问题加剧。本文采用2002-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递进阶梯水价对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影响。计量结果表明,在统一水价制度框架下,水价的提高确实能减缓用水短缺,但由于水价缺乏弹性,统一水价调节用水的功能有限。此外,进一步实证研究显示,已实施阶梯水价的城市比统一水价的城市能减少16.58%水消耗。除价格因素之外,实证发现,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总人口数、从业人员数占比、年均降雨量以及年平均气温导致了家庭水消耗增加,而受教育程度和人口的聚集导致家庭水使用量减少。以此为基础,本文设计了四级阶梯水价。通过构建非线性预算约束的家庭经济模型以及家庭福利分析,结果发现,采用四级阶梯水价比国家发改委（NDRC）的三级阶梯水价不仅能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而且预测得知可提高低收入家庭福利为107.6元。     

论房地产暴利的根源与治理

从我国商品房的利润来源分析入手,对我国商品房暴利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是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与房地产开发结成的利益联盟的利益追求导致了房价狂涨。房地产暴利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带来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土地资源浪费、政府公信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投资房价飙升以及房地产的暴利成为我国经济中的奇特现象,引起了公众关注和政府重视。     

社科文摘

中国"拼爹指数"世界第二"拼爹指数"这一戏称指的是"代际收入弹性系数"(IgE),用来表明父母和子女(成年后)收入的相关程度。如果该系数为0,则说明两代人的收入流动性大,个人收入多寡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反之若为1,则说明该国家个人收入水平完全由他们家庭背景所决     

年轻人“啃老”，究竟是谁的错？

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统计,在城市里,我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现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依靠父母为其支出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