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科举糊名小考

糊名是指在科举考试中为公平起见将姓名盖起改卷之法。该文主要参考《日知录集释》、《唐书》、《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针对唐宋时期科举考试糊名与否,何时开始糊名,学术界的主要说法等问题,进行了简要考证。唐朝虽有糊名之法但却"未尝用之贡举。"至宋太宗淳化三年在科举考试中"始令糊名考校,第其优劣,以分等级。"糊名法的推行有力地保证了评卷的客观性和人才选拔的公正性。     

糊名誉录制的由来

糊名制又称“弥封”制，即在各级考试结束后，由专人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及考官判定的等第部分用纸糊起来或者裁去，再交给考官评判，直到最后统计成绩时，才能拆封公布姓名，否则即视为作弊。糊名法创立于武则天即位初年，但没有在科举考试中普遍使用。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糊名制开始实行于殿试，史载：“将作监蒲田陈靖上疏，请糊名考校，以革其弊，上嘉许之。”省糊名制开始于1008年，礼部侍郎周起，“患难贡举不公”奏请糊名法用于省试，被宋真宗采纳。[第一段]     

“密封卷”的来历

现在各种比较重要的考试都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密封起来,这样可使阅卷入在不知应试者的情况下评卷,以得到较为客观的考试结果。封卷评定等级的办法早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据唐代《隋唐嘉话》记载:"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者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不过武则天所创糊名之法,只是用于吏部升迁官吏的考试,还没有成为     

“公车上书”何解？

1895年春,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联合了1300多名应试举人,上书光绪帝,反对议和,请求变法,历史上称之为“公车上书”。对“公车上书”,     

我国科举考试与阅卷制度

自汉代以来,我国就已经将科举考试作为了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明、清两朝大致相同,考试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和试帖诗。其阅卷制度也十分严密,建立了锁院制度、糊名制度和誊录制度。科举考试与阅卷制度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程式化,并且八股文数百年一直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     

《左传》杜预注校释一则

《左传》杜预注中将“荆尸”释为楚陈兵之法。据地下出土文献考释，“荆尸”应是楚历月名。《左传》中“楚武王荆尸”句当释为：楚武王五十一年正月。     

从"经义式"到八股文形成的当代诠释

匡定科举考试内容和评判标准,是科选是否公允的关键,历代有识之士在不断地探讨这个问题。“熙丰新法”间王安石颁布了《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并推出了根据儒家经典阐释义理的“经义式”作为答卷形式和评判标准。《三经新义》与“经义式”的出现,可谓科举史和经学史上一次重大的突破,从此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唐以来的“传注经学”,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亦从训诂章句的囹圄中解脱出来。从王安石对科举考试内容与评判标准的首次匡定到八股文的形成,标志着科举考试向着更规范、易于操作的轨迹发展,同时它也蕴含了历代有识之士对于科举考试公开、公平、公正的孜孜追求。但是,对考试内容与评判标准的匡定又造成“科举之业盛和文化学术衰”的矛盾现象。     

小学思想品德教育重在打好做人的基础

思想品德教育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中,学校教育一直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孔子办学时,就把“仁”、“礼”以及“恭、宽、信、敏、惠”。等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到了宋明以后,规定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为“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是从不同方面分别阐述各种道德关系的伦理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大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大力进行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内容之     

曾国藩人才思想探微

曾国藩早做京官期间，就目睹了“士大夫司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加步，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觉察到清政府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败坏，且“痛恨次骨”。①他提出的救世之道是选拔人才，整顿空治。在《应诏陈言疏》中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②。他还在《应诏陈吉流》中提出了关于“转移人才之道”、“培养人才之方”、“考察人才之法”；又在《书札》、问记》、《杂著》、《治兵语录》等篇章中，总结出了“访求人才之道”、“任用人才之方”、“待遇人才之法”等一整套的人才理论和作育人才的方法。曾国藩这种以…     

科举的公正诉求与乡土中国的社会流动

公正是贯穿科举考试中的一条红线。科举考试对官宦庶民一视同仁,从考场专门设置、糊名誊录、双重定等第、别头试和锁厅试等方法的采用,都力图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实现向上社会流动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公平竞争、择优录取是科举制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科举制度使封建社会通过选纳社会精英进入政治权力中心而不时迸发出活力。     

从《文编》看唐顺之的“文法”说

唐顺之编纂的大型古文选本《文编》旨在授人以古文之法,本文通过对《文编》选文及评点的研究,揭示出唐顺之“文法”说主要包括“文必有法”、“有法之法”和“文无定法”这三个层面的内涵.《文编》的编选勾勒出自秦汉至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创作正统,唐顺之的“文法”说正是对此古文传统的总结和继承,为清代集大成的文法思想作了理论铺垫.“文法”说是唐顺之文学思想中最为成熟和重要的理论主张.     

书法——疾涩

汉末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在《述父蔡邕笔法》中说:“书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涩,得疾涩之法,书妙尽矣。”道出了疾涩之法在习书中的重要性。亦揭示出了在运笔中的缓与疾、轻与重、行与留等对立统一的规律。冯武在《书法正传》中进一     

《学记》中“道”思想初探

《学记》是先秦儒家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最早阐述教育问题的论著,本文总结《学记》中的道主要包含“道德规范”学问知识“”进学之法”的涵义,并指出了《学记》中“道”思想内涵对当今教育的启示与当今教育的反思。     

文言文疑难词句例解(八)

攻城之法,修橹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谋攻》) 课本注:“橹,大盾。”按:课本及不少选本把“橹”注为“大盾”是有据可稽的。《说文》及《十一家注孙子》中曹操等人都是这样解释的。但把它放在整个句子中来考察,却使人产生怀疑。《谋攻》说的是“攻城之法”,先要修治攻城用的“橹轒辒”,再“具器械”,下文还     

论新安理学家赵■的《春秋》学说

赵是元末明初新安理学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学术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和会朱陆”，而学术研究的重心则在《春秋》的探讨。赵深研《春秋》的原因，一是新安理学重视《春秋》研究传统的影响，二是基于自身对《春秋》重要性及其研究价值的认识，三是因资中学者黄泽的引导。在对历史上研究《春秋》诸家中肯评判的基础上，赵提出了求索《春秋》“笔削之旨”的根本方法是“属辞比事法”，并指出具体研究途径是先考鲁史之法，再求圣人之法。坚持“三传”并重的原则、据传求经，由考证而索经义、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研究与著述并举乃是赵《春秋》研究的主要特色     

释"殷彝""殷罚"--兼说周初的刑罚

对于《尚书·康诰》中“殷彝”“殷罚”的解释 ,历年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多数学者解释为“殷家之法” ,这是不确切的。“殷彝”“殷罚”正确的解释应为“中正之法” ,即比较缓和的、轻重适宜的刑罚 ,而不是所谓的“殷家之法”。为了巩固新生的西周政权 ,周公制定了若干新的刑罚     

中国科举学研究的里程碑--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评介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刘海峰教授,孜孜求索数十载而铸就的力作——《科举制与“科举学”》,已由贵州教育出版社于2004年9月出版发行。这是刘海峰教授继《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中国考试发展史》、《学优则仕：教育与科举》．《中国科举史》之后的又一部研究科举考试的规模恢弘的学术作,也是第一部提出关于“科举学”概念并围绕其进行研究的专。     

从《论语》看“孝”

本文以《论语》为主要研究文本,通过“孝的地位意义”、“行孝之法”和“孝的教化作用”三个方面探讨孔子的“孝道”。     

徐霞客和他的母亲

徐霞客(1586—1641年)原名宏祖,字振之,号霞客,江苏省江阴县马镇乡南旸岐村人。他是我国明代杰出的旅行家、地理学家。霞客出生在世代书香、祖辈为官的封建地主家庭。童年读书,即对为应付科举考试而死记硬背那些《书》、《经》不肯努力,但对“异端邪说”的史籍特有兴趣。年岁渐大,他更是如饥似渴地偷偷地翻阅了许多“方志”、“图经”等有关地理的,以及“野史”之类的书册;对远游(实际是考察)异常地神往,尤爱厘定山的走向、川的源流。他虽参加过科举考试,     

试论始于唐代的进士行卷之风由盛转衰的原因

进士行卷是唐科举考试中的一大特色,试卷不糊名、通榜和公荐制度的合法存在是其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唐"以诗取士"的做法是其得以盛行的重要原因。唐后期进士行卷滋生出许多弊端,其声誉受到很大影响;到宋真宗时期,科考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由不糊名改为糊名,由既观卷面,兼采"誉望"变为唯凭卷面,进士行卷随之失去存在的意义,至仁宗时期,行卷之风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