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焦点作为类案判断比较点之证立

类似案件类似裁判不仅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之形式正义的要求,也是公民朴素的正义观之需要,对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在公民心中树立法律的权威具有较大价值。“类案类判”的司法实践必须找到类案判断的比较标准（即比较点）,辅助法律适用者司法裁判。而案件事实说、法律说、裁判要点说与综合说均忽略了类案判断的实质是裁判欲解决问题与前案解决问题的比对。司法裁判的主要作用之一是解决争议,即解决诉讼各方之间的纠纷与问题,若前后两案的争议焦点类似,那么应将其判断为类案,从而作出类似处理。     

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风险与规制——基于分案审理的研究

允许将共同犯罪案件中认罪被告人与不认罪被告人分案审理,可能会产生侵害不认罪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损害定罪量刑的准确性以及被检察院用于实现不当目的等风险。造成这些风险的主要原因包括：未确立被告人完整的对质询问权,未明确前案裁判与后案裁判的关系,检察院在起诉方式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上居于主导地位等。为规避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风险,应采取赋予被告人完整的对质询问权、明确前案裁判与后案裁判的关系、强化法院对审理方式的实质决定权,以及对认罪案件与不认罪案件的实质性审判等对策。     

司法裁判与情感

司法裁判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官,依法定程序对诉讼案件进行审理后,做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结论性判定的活动。司法裁判受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影响,与此同时情感因素也是法官在断案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法官需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些因素,只有这样法官才能做出具有说服力的并且值得信赖的司法裁判。     

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其规制

知识产权案件中司法审判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指法官为追求期望的司法结果而恣意裁判,导致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和忽略个案正义的行为,包括机械地遵循指导性案例、同一法官对同类案件可能不同判决以及裁判过程中的模板化。除知识产权存在无形性、法律状态和保护范围不确定性等独特性之外,交易专用性资产和理论解释的分歧也会推动机会主义司法行为的发生。机会主义司法纵容了机会主义诉讼,损害法律权威性,必须通过制度的完善加以抑制。可以通过采取建立同类案件判决评价机制、判决公开化、培养法官司法人格、确保司法独立等措施,规制机会主义知识产权司法行为,实现法律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完美融合。     

论非讼程序第三人的程序保障——基于对《民诉解释》的理解

非讼程序审理的是没有争议的案件,其程序设计目的是迅速、经济的解决案件。但不管是怎样的程序设计,最终都是为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因此,除了对案件当事人采取程序保障之外,对非讼程序中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也应进行一定程序保障,听取第三人陈述,法官对利害关系人进行主动询问,允许第三人对案卷查阅,对处理与第三人有关的权利义务时以有效方式告知第三人。在做出裁判之后,赋予第三人权益救济机会。     

从“刺死辱母者”案看我国当代司法审判中“情”说理传统的缺失

"刺死辱母者"案的"情""法"冲突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争议,然其一审判决书中并没有关于"情"的说理,而我国古代判词具有善于运用"情"说理的传统。我国当代法官抛弃"情"说理传统,既有案件审理任务繁重、缺少说理动机与方法之原因,也有法官自我保护之动因。要治理我国当代司法审判中"情"说理之缺失,一方面必须繁简分流,节约法官时间,建立裁判说理奖惩机制,加强说理方法训练,同时,法官自身也需树立说理意识。     

司法场域对法律意识的再生产

以笔者田野调查的案例作为切入点,对法官角色与法律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正是在人们意识中构成的一些图式,为社会行动提供了命名或话语权力,并被运用于特定的场景和互动之中;而不同的资源结构和组合关系又导致法官案件处理的差异无所不在,法官角色也存在因案而异的行为逻辑,即面对什么类型的案子,采取什么策略,是法官对具有不同利益和社会背景的当事人、律师以及干预者之间互动作用的认识结果,也是案件利害关系人,围绕着审判权,如何去达到自己目标的博弈过程。在此博弈过程中,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在敬畏法律、利用法律和对抗法律之间进行转换。研究结论,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法官角色必须由目前的纠纷解决型逐步向规则之治型转变。     

刑事庭审实质化视域下法官认知体系的建构

刑事审判中的法官认知偏差具有阶段差异性,主要分为事实认知偏差、法律认知偏差和社会认知偏差,存在于证据材料处理、证据证明力认证、案件事实认定和案件裁判四个阶段;隧道视野、印证证明、经验法则、锚定效应、选择性注意和投射效应是法官认知偏差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对法官认知偏差进行有效控制,可从法官自身修正、外部因素革除和程序制度...     

论法官在审判中对法律漏洞的填补

法律漏洞是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但法官并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裁判,所以在确认法律漏洞后对其采用参照先例、类推、依据民法基本原则作裁判等方法进行填补在审理案件中就显得极为重要。     

法官受贿的防控初探

法官受贿的现状:形势不容乐观;不乏领导干部;窝案串案突出;犯罪黑数较大。法官受贿的原因:对法官的物质待遇不满;法官拥有可能滥用之权;对法官裁判的监督缺失;对法官受贿的惩处乏力;一些法官自身素质不高;一些法官存在侥幸心理;行贿法官者的拉拢腐蚀。法官受贿的对策:须提高法官的物质待遇;去除法官的行政化模式;加强对法官裁判的监督;增大法官受贿惩处力度;推行法官职业的精英化;健全法官廉政制度建设;堵塞法官受贿犯罪源头。     

发现漏罪之并罚方法探微

发现漏罪的并罚问题，我国刑法第70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作了具体规定，但也存在着大量的漏洞，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影响法院判决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些问题总体说来还是属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运用问题。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企业形象发展的新趋势--企业绿色形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形象在企业的竞争中日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21世纪的企业究竞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形象?毫无疑问,“企业绿色形象”必将成为未来企业形象发展的主流。     

训诂二例兼及上古牙音与舌音关系

认为古方言“伯都”中的“都”当通“虎”；《韩非子·五蠹》“耿介之士”中的“耿”当通“战”；提出对于上古牙音①与舌音之间的关系，应从语音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将有助于对上古音的正确认识，进而有效地指导音训实践。     

浅析美国小说《最后的莫西干人》和电影《最后的摩根战士》

作为詹姆斯?库珀所著《皮裹腿故事集》中最为知名的一部作品,《最后的莫西干人》描绘了18世纪中叶英法殖民者为了侵占美洲领土而展开的残酷掠夺.在小说中,主人公“鹰眼”和他的莫西干朋友钦加哥之间的友谊是作者描述的重点,而在1992年的电影版本中,导演描述的重点则转到了“鹰眼”与科拉的爱情上.《最后的莫西干人》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变迁.     

宪法社会化:宪法实施的着力点

宪法实施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宪法主体的交互行为。知晓并理解宪法则是各宪法主体交互行为有效发生的逻辑前提,由此要求宪法必须以"公开的大众知识"和"被广泛知晓的法律常识"品格出现,才能使知晓和理解宪法成为可能。两种品格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宪法社会化的过程,其有助于宪法实施文化基础的形成、实施实效的巩固以及实施主体能动性的提高。不同的宪法主体,宪法社会化的媒介与方式也存在差异性。     

审美视野中的娱乐节目现状分析

娱乐节目如今在国内各电视台已成为与新闻、电视剧比肩而立的主打节目。本文从审美的角度对我国电视娱乐节目在新旧交替以及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梳理，正是娱乐节目中的诸多娱乐元素与受众审美需求的奇妙契合，成为娱乐节目火爆荧屏的关键。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写在纪念建党80周年之际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历史作出的公正裁决,是人民大众意志的选择,也是共产党自身的本质特点所决定.     

论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罗马对行省的治理

行省是罗马对被征服地区及其居民实行统治的主要管理形式。它对于罗马国家的稳定和罗马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然而 ,罗马对行省的治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更不是没有缺陷的。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正是罗马行省管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对其加以研究不仅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罗马行省制度的理解 ,而且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罗马历史的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选科”、“选课”与“走班”的测量学基础问题辨析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之后,基础教育改革中出现了"选科"和"走班"两类新的问题,"选科"的结果是"定向"(或分流),"走班"是"选课"的结果。科学的"选科"是基于能力倾向测验的分类决策,"选课走班"是基于学业评价的安置决策。这两种测验的目的不同,优秀的标准不同,施测的时间不同,效度要求不同,参照的选择不同,编制的依据不同,计分和结果呈现的方式不同,结果的解释不同。     

论“响堂样式”的特征及形成

本文通过对响堂山石窟的类型进行分析,得出分期结论并总结其不同的特征。进而通过对响堂山石窟与东魏-北齐其他石窟的比较,发现东魏-北齐初年响堂山石窟的独特性极为鲜明,到北齐中期以后,响堂山与其他地区石窟特征趋同,形成所谓的"响堂样式"。而这一变化过程正是高氏家族由"胡化"转为"汉化"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