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是革命和进步文学阵营在民族危机时期文艺论争。"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把"国防文学"诬指为"投降主义路线",口号之争变成了政治迫害。周扬和周立波,这两个出生于湖南益阳的现代作家,一个是首先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一个是最早响应,并发表多篇文章全面阐述这个口号的作家,周立波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廓清了一些左翼文学中长期存在的偏颇,为"国防文学"口号的推广,为文学在民族和国家危机之际发挥更大作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怎样看待“两个口号”的论争

发生在三十年代中期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本属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历史问题.但是"四人邦"为了篡党窃国的政治需要,把罪恶的黑手伸进这个领域,制造种种谬论,歪曲历史,歪曲鲁迅,混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界限,给当时左?文艺运动的一些领导同志强加种种罪名,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和恶劣影响,这就使"两个口号"论争问题又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了."四人邦"垮台以后,一些报刊文章和书籍、资料,包括我院中文系函授组去年编印的《鲁迅杂文选读参考资     

鲁迅与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论争

一九三六年,我国文艺界曾发生一场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这场重要论争,建国以来随着我国政治风云变幻,曾有不同的说法与评价。由于胡风、冯雪峰于一九五五、     

关于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问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里,一九三六年“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是一个被“四人帮”搞得十分混乱,造成严重政治后果和恶劣影响的大问题。一九六六年初,“四人帮”勾结林彪、陈伯达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出笼之后,他们把“两个口号”论争说成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条路线斗     

思想·行动·路线——谈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

在中国三十年代中期所发生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距今已四十多年。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这个问题几经反复,还是莫衷一是。今天,又被重新提起,进行讨论。这不仅必要,而且是历史的必然。这次讨论,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我们确实是进入了科学和学术的春天!“两个口号”之争,关键是对“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看法。     

“酒”和“山水之间”与“醉翁之意”——20世纪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原因新论（三）

(接上篇) 五、"两个口号"论争背后的深层原因分析 虽然"两个口号"内容并无实质差异,但还是发生这让当事人几十年始终没有解开疙瘩的论争,首先因为他们对自己所提口号固有的认识.     

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否是胡风所挑起

“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发生于一九三六年。以周扬、夏衍等为代表的主张“国防文学”一方,和以鲁迅、冯雪峰等为代表的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方,各发表了多篇文章参加论争。论争甚是激烈。 “国防文学”是根据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来的。它适应了当时抗日的形势,很快为一大批革命作家、爱国文艺工作者所接受,但是,这一口号有明显的缺点: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艺术规律——重读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三十年代中期,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发生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是鲁迅参与这一论争的重要文章之一。作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民族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使命,关于文学反映生活、服务革命的普遍规律等的论述,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见解,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评两个口号的论争

“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发生于一九三六年,距今已有四十二年了。四十多年来对这次论争的评价,经历过几个阶段,大体说来,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前,多数人认为这是革命文艺界内部的一次论争。两个口号都是革命的,论争的双方都有缺点,但鲁迅的意见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发生了根本变     

“两个口号”论争琐谈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学术界和文艺界对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的论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推倒了“四人帮”强加给“国防文学”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初步澄清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制造的混乱。与此同时,大家在肯定“两个口号”之争是革命文艺队伍内部争论的前提下,对当时论争中的具体是非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各抒己见,互相辩难,使意见日趋统一。这场讨论,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空气的增浓,学术思想的活跃,使人深受鼓舞。个人在涉猎有关材料时,有些零碎的想法,不揣浅薄,也写出来就教于同志们。     

“人性”与“阶级性”

"人性"与"阶级性"作为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出现并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形成对峙、论争的态势,始自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1926年10月,梁实秋在<晨报副镌>上发表<文学批评辩>一文,认为"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惟一之标准"[1].联系梁实秋在前期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对于新诗中的"人力车夫派"的指责与非难来看,他在此以"纯正之人性"作为文学批评的惟一标准显然是有所指的.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学习鲁迅关于“国防文学”的论述

三十年代中期,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场论争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我认为是左翼文艺运动内部的争论,里面有是非之分,有路线之别,但并非敌我斗争。刘少奇、陈伯达之流蓄意歪曲论战的是非界限,掩盖论战双方分岐的实质,是别有用心的。“四人帮”蓄意歪曲历史,把是非之争、     

徐行不是托派分子

在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中 ,讲到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时 ,必然要涉及到徐行这个人。因为他曾就“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在 1 93 6年连续写了三篇文章 (《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评“国防文学”》、《再评“国防文学”》) ,分别发表在当时《新东方》一卷三期、《礼拜六》第六百二十八期和第六百三十八期。他的文章以极左的面目出现 ,用托派取消主义的观点 ,对“国防文学”论者作了不适当的批评 ,以致恶意攻击。虽然他的意见不代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倡导者 ,与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的意见大相径庭 ,但也确是加剧了“两…     

2008年鲁迅资料研究述略

作为鲁迅研究中的重要一环,鲁迅资料研究仍然大有可为.本年度的鲁迅资料研究主要分为两大部分:鲁迅作品资料研究和鲁迅外围资料研究.鲁迅作品资料研究包括:<中国小说史略>材料平议、<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的知识性错误、<文化偏至论>材源考.鲁迅外围资料研究包括:考证例话、三味书屋"新说"质疑、"左联"解散及"国防文学"口号再议、"抄袭"公案资料补遗.本文注重述中有评,评述结合,既想为读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方便,也在评迷中显示了笔者的观点.     

运动的火山与倾斜的天平——“两个口号”论争略论

“两个口号”论争几乎贯串了整个20世纪。从论争过程、实质、经验教训等方面来看，它屡次逾越文学学理的层面，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生活中广泛渗透，人事纠缠甚于学理辩难。     

略说左联文学观念的演变

通过梳理综合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联两个口号之争之前的文学论争情况,表明周扬与胡风的两个口号之争是这些论争的必然结局,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中共与第三国际之间矛盾的一个缩影。在这段历史中,两个口号之争更多落入一种喜剧性结局。     

“酒”和“山水之间”与“醉翁之意”——20世纪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原因新论(一)

当年两个口号所引起的矛盾,理论认识的差异只是他们的托词,这只是醉翁之意和酒之关系,当然还有背后更重要的深层原因——山水之间,即周扬们和胡风们在历史上的矛盾.假如他们把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分歧论争转化为研讨,这样就能达到互相补充的效果并挖掘出因论争而难达到的理论深度.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却反而激化了原有矛盾并影响到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历史的教训我们应该牢记,两个口号论争评价的历史属于政治研究,其意义更超越了口号论争本身.因此,其历史价值意义不仅是悲歌一曲,更多则是留给我们后人的思考,这就是如何求真而不应刻意求新.只有从这个角度分析并反思,我们才算抓住问题的关键.     

逻辑教学三十年回顾与展望——兼评《逻辑学基础教程》、《大学逻辑》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伴随着"形式逻辑现代化"口号的提出,高校逻辑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迈出了新步伐,30年来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是30年来,围绕着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关系问题,逻辑教学如何改革,朝什么方向改革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成为一个众说纷云的话题,并且在80年代初和世纪之交形成了两次大的论争.围绕逻辑教学改革,逻辑教材建设30年来走过了以<普通逻辑>、<逻辑学教程>、<逻辑学基础教程>三种教材为代表的三个阶段.     

关于《现代》的“第三种人”论争及施蛰存的倾向性

苏汶(杜衡)在<现代)一卷三期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从而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的"第三种人"论争.因为施蛰存是<现代>杂志的编辑,所以施蛰存也被鲁迅和左翼作家称为"第三种人",虽然施蛰存说他在<现代>编辑这场论争的文章时,"始终缄默无言."但我以为,施蛰存白始至终有他的倾向性.     

杜甫“熟精《文选》理”“理”字新解

文学接受活动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至少包括接受主体、接受客体和接受语境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它是作为主体的接受者在特定语境中对作为客体的文学文本的具体接受.杜甫"熟精<文选>理"亦可作如是观,即"<文选>理"实际上是接受者杜甫在特定语境中对<文选>的理解、消化和运用的表现和结果.此"理"字富有三层要义,且具有很强的理论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