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西汉时期的建筑明器与家族茔地

西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前期,西汉王朝为了与时俱进,推出了许多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西汉定都长安,也就是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其陵寝墓葬遍布关中地区,文物遗迹十分丰富,显示出"汉并天下"、多姿多彩的历史时代风貌,这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中都有体现。西汉时期的建筑明器与家族茔地更是西汉墓葬的特征之一,对西汉时期建筑明器与家族茔地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西汉时期的墓葬制度和社会制度,是研究西汉哲学思想和社会观念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西汉长陵邑的设置及其影响

长陵邑是以汉高祖长陵为中心建造的专供守陵、护陵和祭祀之用的特别行政区。作为特殊的地方行政组织,长陵邑在巩固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促进长安地区经济繁荣、发展长安周边文化教育事业和促进关中地区民风多样化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政治上强干弱枝以拱卫京师,经济上提高农业技术、增进商业发展,文化上不仅提升了当地的文化素质同时丰富了关中地区的民俗。     

七夕文化源流考论

织女、牵牛两星的称谓,最早见于《诗经》。西汉初的长安,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开始生成,长安斗门今存西汉牛女二石像,这是牛女星宿最早的人形化。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神话的人物和情节已经定型,唐宋以后在民间口传中又进一步演进。七夕节俗也起源于长安。西汉初长安已有七月七日守夜乞愿、穿针乞巧的节俗,六朝时传播到江南,至唐代已风靡全国,尤以长安为盛。长安斗门的石婆庙庙会正是七夕节俗生动的载体,附近的牛女二石像石婆庙,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而且是弘扬七夕文化的宝贵资源。     

隋唐长安商业市场的繁荣及其原因

隋唐长安商业市场的繁荣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市场内部店、肆、铺、邸空前增多;二、来长安经商的各地商人很多;三、市场上商品品种比前代大为增加;四、商业内部的行业分工更加细密,行业显著增多;五、商业活动逐渐冲破传统坊市制的束缚。这些都标志着当时长安商业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隋唐长安商业市场的繁荣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有利因素:隋唐两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币制统一;水陆交通发达及西域商路通畅;长安及关中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长安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独特地位。正是在上述诸种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隋唐长安商业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     

汉唐长安城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西汉与唐王朝建都于西安,为了巩固政权及保卫京城,都曾着力经营与国都属于同一自然地理区域的黄土高原地区。在两王朝前期,随着国势的强大,都城日益兴盛,并带动了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也因农牧业兼营的生产结构未受到破坏。但西汉巫蛊事件及唐安史之乱后,这两个王朝国运丕变,汉、唐长安城受到破坏而衰落,使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衰退,生态环境随之恶化     

唐都长安的文化功能

长安作为唐代都城和国际性大都市,其所具有的人才优势,良好的教育环境,发达的学术文化,高度繁荣的艺术文化,丰富的宗教文化,享誉世界的中外文化交流等多种功能,确立了成为盛唐文化生发荟萃之地和辐射源泉的优越地位.无论在大唐文明与盛唐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还是在唐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融通和创新、传播中,唐都长安及其长安文化都发挥着核心功能和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构建了自身瑰丽、博大和开放的风采与超凡的魅力.     

汉昆明池的兴修及其对长安城郊环境的影响

汉武帝开凿昆明池,给西汉首都长安城郊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水文环境带来了深远影响:首先是昆明池以面积300余顷的人工湖面为主景,改善了自身及周边的生态环境;其次为保障昆明池安全蓄水,对其上游的潏滈诸水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工整理,使它们改道西流入沣,形成了新的河流--交水,改变了长安城南郊的水环境;第三为供应汉长安城内外各宫殿园林区的用水,昆明池下游开凿了三条人工水渠通过}穴水及其支渠向长安供水.     

唐代长安流动人口中的商人群体研究

唐代长安城是国际性的大都市,人口众多,商贾云集,流动商人是长安商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唐朝政府政策的支持,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汇集于长安,开展商业贸易。通过探究唐朝流动商人群体的特殊性,主要对唐代众多流动商人产生的原因、从事的活动及其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流动商人经营的范围十分广泛,许多拥有经济实力的商人也逐渐涉足政坛。广大流动商人的求商之道及其“重利”的为商理念也进一步丰富了长安商业的文化内涵。长安流动商人的存在,推动了长安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论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

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始于西汉，在唐代获得很大发展。清代，新疆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河西走廊的农业经济却有所萎缩。西北农业经济在开发的过程中，服从于军事对抗的需要。因此，它对于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当今继续开发大西北的进程中，应该引以为鉴。     

论天人合一思想对西汉咏物赋创作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作为西汉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汉的咏物赋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丰富了西汉咏物赋的创作结构与形式,扩展了赋体文学内部的时间与空间。西汉咏物赋所蕴含的情感内容不是单一的颂美,也有赋作者自身情感的投射。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使赋作者们更加关注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内在精神信仰的塑造与追求,从而使以比附颂德为外衣的西汉咏物赋中隐藏了浓烈的生命意识。     

秦汉时期齐鲁贵族迁徙关中考述

经过秦汉时期的10余次移民,大量的关东移民被迁入关中地区。在迁徙的人口中以六国贵族后裔为主体;六国贵族后裔中,齐楚两国是主体;齐楚贵族后裔中,齐国诸田是主体。同处于齐鲁文化圈内的齐国诸田再加上齐国诸姜、鲁、宋、邹、卫等国移民人口在迁关中的移民中占了绝大多数。迁徙手段主要采取政令强迫,同时也以赐钱、赐物、赐田宅以及免除赋税等优厚的经济利益以诱惑;迁徙的目的主观上起到了增加关中人口、充实诸陵邑、加强对旧贵族势力控制的作用,客观上发展繁荣了关中经济,促进了东西部文化融合,尤其是奠定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     

中行说入匈奴与西汉前期燕代地区的胡汉互动

燕地宦官中行说投降匈奴后,在与汉朝的交往中,不仅积极维护匈奴利益,还展现了他对匈奴习俗的认同与尊崇。中行说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对政治利益的迎合,其背后隐藏着燕代地区胡汉互动与民族交融的内涵。经考证发现,汉朝中不少习胡事者与燕代地域之间存在联系,燕代地区在西汉前期正处于匈奴势力的影响之下。该地区在经济形态上以畜牧为主,胡汉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汉人因政治变动时常亡入匈奴,胡将、胡骑也存在于燕代地方政权中。在此地域背景之下,燕代地区的社会风貌呈现出异于内地的情形,胡汉之间并不存在强烈的民族隔阂,燕代之人也随着政治变化与个人需要来选择入匈或入汉。     

清帝北巡与承德地域文化的形成和京津冀一体化下承德旅游产业的发展研究

随着康熙、乾隆的北巡,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相继诞生,承德成为清代第二个政治中心和外交的舞台。承德地区历经三百多年的发展,逐形成颇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其成分有满、汉、蒙,甚至包含西方文化艺术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战略下,如何把承德打造成国际旅游城市、京津冀生态文明示范区已成为当务之急。保护和利用承德传统地方文化资源,整合承德历史人文景观,引导承德旅游市场走向成熟,成为国际高端旅游产品,从而带动承德经济快速稳定发展。     

秦历史环境变迁与关中民族传统体育发展

采取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研究了秦由部落生活、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历史环境变迁及其在关中的民族分布状况,从而探析秦关中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结果表明:秦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曲折发展及社会形态的演变,以关中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建都570余年,最终统一全国,实现民族大融合,关中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随着秦的历史环境变迁而变化.     

汉代民间信仰的地域特征

汉代民间信仰表现出强烈的地域特征,这种地域特征主要指某一地域特有的信仰形式,或比其他地区尤为发达的信仰形式。因循传统的习俗、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特殊的地理环境都是汉代地域性民间信仰形成的前提条件,巫觋等神职人员的活动、偶然事件的渐次讹传是其催生因素。汉代地域性民间信仰形态包括本地自然神灵崇拜和祭祷名人,这类信仰的传播途径主要通过信物、人口迁徙以及政府整齐措施的压力。     

略论东汉士大夫的缺失

东汉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的形成阶段。在皇权政治的运转中,东汉士大夫未能固守“士志于道”、“道尊于势”的先儒宗旨,表现出忠于皇权、追求功利、附趋世俗、社会责任意识淡漠和治世实际才能不足等诸多缺失。东汉后期的政治衰败,士大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专制皇权的强化,儒学政治化的禁锢,选官制度的弊端和宗族、经济的羁绊,是造成东汉士大夫缺失的主要因素。     

关中唐代药师佛造像图像研究

在中国佛教史上,随着药师佛经典的传译,药师佛信仰在中土日渐兴盛。特别是在关中唐代佛教石窟以及长安佛教寺院里,都有许多药师佛造像,这是印度佛教不断中国化、世俗化的结果。关中唐代药师佛造像表明,药师佛不仅具有拯救幽冥众生职能,还是横化三世佛之一,这一角色的转换,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选择。     

先秦两汉士人"从周"、"崇汉"文学主题之演进及其意义

从春秋、战国之际的“礼坏乐崩”到两汉大一统盛世,中国经过了一个由周小一统中国之分裂而进至于汉大一统中国之建立的历史进程。与此相对应,先秦两汉士人也经历了一个由“闵周”、“从周”以至于“崇汉”的精神进程。作为民族的心灵历史、精神历史,中国文学从《诗经》到汉大赋,正以文学的形式对先秦两汉士人由悲悼、向往小一统中国之过去到拥戴大一统中国之现实这一精神进程做出了历时态的充分显示。